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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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之后，儿子回家不易，有的父母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找儿子。

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撤离苏区之前，杨成武已经6年没回家了，他参加革命后就与家里断了音讯。他参加闽西暴动时，情况紧急，再者为了家人的安全，因此不告而别。有次他在行军路上碰到一位长汀老乡，老乡回家后把碰到他的消息传开了。家里人非常高兴。他父亲、1位远房表嫂、十几位乡亲（大部分是军属）每人挑着一副担子，爬山越岭，带着猪肉和闽西的土特产过来看他。

父亲和乡亲们在部队住了3天。部队要开拔，他们就回去了。杨成武和战友们好不容易凑了几块钱给他们做路费。他堂哥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个时候刚回来，与前来探望他的媳妇见了一面就匆匆分手，下次相见就是1949年了。

1939年，耿飚的父亲第一次去延安。毛主席接见他，对这位湖南老乡很客气。他父亲异常感动，回到他的窑洞中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实在太感人了。”周恩来、林伯渠也接见了他父亲。肖劲光、王维舟等亲自安排他父亲的生活和参观活动，还赠送回家路费。临行时，父亲深情地对他说：“现在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将士的风采。延安的抗日将士，是中国的脊梁。你们参加这个革命队伍，这条路走对了。

1946年，这位老人家以83岁高龄，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扶杖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临行前，他对家中亲友说：“陕北陇东，中草药资源丰富，我当力尽所能，为革命将士行医治病，了却此生为国为民的心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跋涉，不幸的是，由于环境恶劣，老人家客殁于蜀道中。

阳明堡战役之后，陈锡联意外收到了八路军总部转来的一封家信。信是他母亲口述、别人代笔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团长陈锡联”，便写信问这个陈锡联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有人听说他在部队中当了官，正带着队伍与日本人打仗。信中说母亲生活非常苦，“风扫地，月作灯，借屋躲雨，身亦难藏”。到晚年的时候，他还清晰地记着这几句。

看到这封信，陈锡联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又得到了母亲的音讯，难过的是母亲仍在吃苦受累，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感到十分内疚。考虑到时局动荡不稳，社会环境复杂艰险，他在回信中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在外经商，生活还好，待形势安定一些后便回家看望。

母亲的这封信，陈锡联一直珍藏在身边，思念母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抗战后期，他奉命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因途中要过几道封锁线，为防意外，他把这封信连同其他一些物品装在一个盒子里，埋在屋后一个山洞里。两年后，他从延安返回，发现山洞进水，盒子里的东西都沤烂了。

1942年9月，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团长周纯麟（1955年少将）的叔父周承继在部队驻地不幸去世，时年72岁。二人长年没见面，此次相聚仅仅15天。此前，他给叔父写了一封信，叔父从老家湖北麻城历尽艰险到达江苏泗洪，这才找到他，却在路上染上了痢疾。

老人病逝，离家太远，不能送回，好在当地一位开明地主献地半亩作为墓地，又出资为老人置办了寿材和墓碑，才将老人就地安葬。周纯麟远在家里的老母，天天盼着他叔父能将儿子找回来见上一面，却总也不见人影，终于病倒，很快去世。

周纯麟1930年11月参加红军，此前是赤卫队员。他走的时候，没告诉母亲。母亲听说后，日夜赶工做出一双棉鞋、一双单鞋，鞋里还塞着两块银元，让他叔父送到部队去。她母亲先后生了7个孩子，死了4个，娘家4个兄弟也相继死去，丈夫也死于病饿。

周纯麟当红军，既给母亲带来了欢乐，也使她遭受了更大痛苦。他参军不久，敌人就造谣他死了。第二年，他参加赤卫队的三哥惨遭杀害，嫂子改嫁。为了躲避追捕，母亲只好带着6个月的小孙子外出讨饭3年多，最后眼睛都哭瞎了。

在苦难的旧中国，有多少这样悲惨的故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一些红4方面军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有的见到了长年未见的母亲，比如前边提到的陈锡联，还有郑国仲少将等。

部队有一次路过安徽霍邱，发现一位老大娘坐在路边，手里举着一块布，上面写着：“徐克勋我儿归来。”但她最终没等来自己的儿子。

徐克勋，也就是担任过红4方面军、西路军参谋长的李特，张国焘的亲信之一。

徐向前曾评价他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过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草地分兵，李特跳得比较凶。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奉陈昌浩之命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 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跟李特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才把李特说服了。

关于这次交谈，宋任穷上将后来有过回忆，大意是这样的：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敌人力量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最后这句话，毛泽东连着讲了三遍，给在场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特去追赶中央，是奉命行事，但他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他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红军大学中的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但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极为不妥，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8年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新疆逗留期间给李特扣上了“托派”的帽子。随后，他与张国焘的另一亲信黄超被秘密杀害，时年36岁。

1950年3月至4月，时任44师师长兼政委的向守志率部与184师一起发起西昌战役，并取得胜利。经此一战，44师在西昌地区家喻户晓，老百姓都听说44师有个向师长。当地的一个老太太，丈夫也姓向，儿子在红军长征路过时报名参加了红军，此后十几年杳无音信。

老太太以为向守志就是她的儿子，带着唯一的女儿到西昌找儿子。向守志听说后十分感动，委托师政治部派专人热情接待，向母女俩解释，向师长是四川宣汉县人，不是西昌人；他虽然也是红军，但长征时未到过西昌，也不认识这位姓向的战友，向师长不是老人家的儿子。母女俩通情达理，不再坚持要见向师长。第二天，她们接受了师政治部赠送的路费和食品，含泪回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流血牺牲。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危机四伏、生死难卜。频繁的行军战斗，恶劣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再加上肃反，能够九死一生活到建国之后的，都是幸运儿。从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莫不如此。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兴国共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有9万多人，其中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万人，最后只出了56名开国将军，包括肖华、陈奇涵2名上将。5万多人牺牲，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2.3万人。

廖汉生中将多次感慨，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万人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牺牲了。

二、六军团离开桑植长征时的1.7万人中，大概有7000人是桑植籍。活到建国后回乡的据说不到20人。

1979年，廖汉生在离家44年后才首次回到桑植。迟迟没有回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他的内心就深深地感到不安，他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长征之前，很多群众都把儿子、丈夫托付给他了，他回去之后怎么面对？

活到解放之后的母亲是少数，活到解放之后的革命志士也是幸运儿。有多少母亲能等到归乡的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