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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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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六)

有朋友回帖时提到民国期间高死亡率问题。查了一些资料,对照看过的回忆录,简单说一说。

很多人被“精致”的影视剧骗了,对所谓的民国范儿心向往之。但实际上,民国期间天下大乱,连年饥荒,战争不断,民生凋敝,可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电影《一九四二》深刻反映了大饥荒年代百姓的悲惨生活。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人口有几个特点: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1911年至1936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1.03%。全面抗战时期人口大幅下降。到1949年底,全国人口才缓慢恢复到5.4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3年至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最高的33.33‰降至0.34‰,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

民国期间出生率高的原因不复杂。不说有钱人家的情况了。以前见过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生活太难了,饱经苦难的男人只能在女人身上释放自己。加上没有避孕手段,生的孩子自然就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婴儿、儿童死亡率高,父母只有多生几个,才能确保其中有孩子能活下来,将来给自己养老。当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于难产、产后风的母亲也很多。

民国时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官方没有权威统计数据。部分学者根据有限的区域性人口调查材料作了一些分析,结果不尽相同,有35岁左右的,有37-38岁的,有40岁出头的,等等。拉低平均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婴儿死亡率高达170-200‰。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1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1‰。这差了多少倍!

前文提到了不少开国将帅的苦难童年,不幸各有不同。当时,穷人家的孩子,想改变命运,传统上有两条路。一是读书,有了文化(不用上大学,高中就不错了),哪怕当个小学教师,收入也非常可观。二是当兵。当然,一直当大头兵也没有出路,当上军官,挣钱就多了。朱、彭、贺后来都是高薪。

让我们通过一些开国将帅幼时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加深一下对那段苦难岁月的认识吧。

彭总是下中农家庭出身,家里共有8口人,伯祖父、祖母、父母,他兄弟四人(老二、老三彭金华、彭荣华兄弟1940年死在国民党手里)。家里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家人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他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家贫如洗,只能卖山林树木、典押荒土为生,最后留了三分地作为口粮来源。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母亲去世后一个月,年仅半岁的四弟无人照顾,随后饿死。

彭总满十岁时,家中一切生机全断。他不愿乞讨受人欺辱,便出去砍柴、捉鱼、挑煤卖。10-12岁,给一个富户看牛,还要做其他活,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13-14岁,在煤窑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水,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最后因为煤窑亏本倒闭,干了两年只拿到了一年工钱。15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因为参与吃大户被告发,又跑出去做了两年堤工。

1916年3月,彭总参加湘军,当时不满18岁。每月给家里寄三块至三块五角钱。这时他伯祖父已去世,二弟出去当学徒,家里只有祖母、父亲、三弟三人,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职务逐渐提升,收入相应增加。1925年春天,他回家给父亲奔丧,带回去600多元钱,其中包括团长周磐送的丧礼200元。1027年秋冬,他已经当上团长,团经委会瞒着他,给他二弟400元,家里盖了12间瓦房。看来还是当官好!

黄克诚大将是湖南永兴人,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他六口人。他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家里有十口人,他两个兄弟均已结婚,哥哥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旱土二三亩;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黄克诚五岁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比他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因为家里无钱医治,时常发病。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她非常悲观,整天闷头干活,极少言笑。他六岁那年,姐姐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父亲非但没有动手救女儿,反而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父亲走后,别人进屋才把他姐姐救活。他姐姐后来终于找机会上吊死了。他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女儿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黄克诚的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黄克诚挨打最多。他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他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边与其他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家之后又要挨打。

黄克诚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从来没有穿过棉衣。全家只有父母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人都没有棉衣。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因为家里穷,他的学业基础只有私塾里学来的一点经史知识,18岁才考县立高小。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只能靠族里各家帮忙。他读了一年半高小,然后考上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个学校只收一点书本费,他才上得起。

王平上将1907年出生于湖北阳新,解放后家里按田亩数被定了中农成分。他父亲兄弟4个,排行第4。他父母生了6个子女,王平最小。他2个哥哥早夭,3个姐姐都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他不满周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他继母。他18岁时,他祖母、继母同一天去世。他继母的丧事比较简单,祖母活了89岁,他二伯父主张做寿、做道场,他大伯父和父亲也同意,几天之内吃喝招待,花了很多钱,导致家里欠债不少,本来就拮据的日子更难过了。

陈再道(本姓程)上将1909年生于湖北麻城。全村二十来户,他家是最穷的。家里共有五口人,父母,叔父,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他家里本有三斗田、三间土砖瓦屋。全家人辛勤劳作,每年可收获两千斤稻谷,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叔父在武汉长江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回家务农。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得了痨病,病情迟迟不能好转,干不了农活,就忍痛把地卖了,开起了油坊榨油。但他父亲很快病得卧床不起,看病没有钱,家计没有着落,最后只好把油坊卖掉。就这样,他父亲的病没有治好,家里一贫如洗了。

陈再道三岁时,他父亲病重不治。好在他四个舅舅尽管自己家里也很穷,但都想办法接济他们。他叔父回到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家里又租了地主三斗地,每年根据收成情况确定交租量。到了收获季节,他叔父割肉打酒,他母亲杀鸡宰鸭,先请地主吃一顿好饭,还要请私塾的先生陪吃陪喝。吃饭时商量交租量,但商量归商量,还是地主一口价。他和姐姐不能上桌,等地主吃饱之后离开,姐弟俩才被叫回家,桌上的鸡鸭鱼肉早被地主吃光。

祸不单行,陈再道的姐姐突然病倒,因为无钱医治,连什么病没搞清楚就很快离世。他母亲受到刺激,痨病愈发严重,在他11岁时去世。又过了几年,到他17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叔父也因病去世。从此,他亲人皆亡,孑然一身,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了。

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红安,出生时家里有17口人,爷爷、奶奶,父母,3个叔叔、婶婶,2个姐姐、3个妹妹,堂兄,加上他自己。全家只有土房8间、薄田10亩,后来又租了地主10几亩地。每年全家口粮只有七八担谷,过着三季糠菜一年粮的生活。他3岁时,当石匠的父亲被上梁时掉下的石头打伤,不治而亡。他父亲去世后,他叔叔婶婶要求分家,他家里5口人分了2间房子2亩地。他母亲共生育2男2女,大女儿参加红军后断了音讯。小女儿1946年病故,时年33岁。他从小放牛的事,前边讲过。

杨得志上将1911年生于湖南醴陵。母亲自小是童养媳,没有名字,养她的那户人家出事后,嫁给了杨得志的父亲,一共生了14个子女。他家里很穷,一点土地没有,住的两间破茅草屋也是别人的。全家靠他父亲和叔父打铁为生。他叔父因为穷,终身未娶妻。类似情况不少,李志民上将的两个叔叔也是如此。

杨得志的父亲经常外出打铁半个月二十天才回家。回家之后,他母亲经常泣不成声地告诉他,哪个子女或病死或饿死。他父亲没有一句话、一滴泪,只有一声声悲愤的长叹。留在杨得志记忆中的,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文提过,他长征到达陕北后,给这个姐姐寄过信和照片,1950年回乡后与姐姐重逢)。姐姐十五六岁嫁人,但不久丈夫就死了,后来又嫁了一个穷人。

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在“月子里”得病去世。他离家十几里给别人放牛。放了三年牛,然后与哥哥到案源煤矿挖煤。没钱买车票,二百多里山路,用脚板走过去的。下矿的每天挣四角钱,在地面上挑脚的每天挣两毛钱。哥俩干了多半年,觉得没意思,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后来搭了一辆运煤的车回家。

杨得志回家后,当了长工,后来又到衡阳跟着哥哥修路。他离家的时候,家里只剩他父亲、叔父和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别。父亲、叔父后来相继去世,叔父是讨饭时被狗咬死的。他哥哥与他一起参加红军,后来下落不明,不知牺牲在哪里了。

郭化若中将1904年出生于福州。从他记事起,全家靠在广东做小官的曾祖父每月寄15元度日。他5岁时,曾祖父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到辛亥革命前,全家已当尽卖空。到他8岁时,在亲戚的冷眼中,他大妹被以40元的价钱卖掉。第二年,家里一棵大荔枝树也只卖了40元。冰水车薪而已。他13岁,家里的房子也被卖掉了,只卖了100元,他父亲和叔父各得50元。

在叔父的帮助下,他14岁开始读小学。读完高小,因为他成绩好,校长和老师愿保送他上教会办的中学,但他父亲坚决反对他上教会学校,所以他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考上了却因为学费高昂没有上。为了免费升学,他又考上农林学校预科。上了一年预科,没学到太多东西。第二年上本科,要穿新制服,等他借到衣服后,只剩一星期就到年终考试了。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了。这年冬天,由他母亲抚养的一个堂妹又被卖掉。看到用卖骨肉的钱来维持全家生活,别说上学,连饭也吃不下了。

余秋里中将1914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小时候家里有田两亩五分,另有滩地两亩,租种地主土地23亩,地租为五六成。他父母和他参加劳动,即便收成好,也只能勉强糊口,碰上天旱或水灾,生活就非常艰难。

1927年,余秋里的祖父去世,为了办丧事,家里欠下了100多吊钱和14担稻谷的债务。第二年,他父亲生病,为了治病,又欠下了很多债。这一年,水灾严重,收成很不好。秋收时,他家里人在打谷,地主派来的收租人就在一边等着,打下的所有稻谷被抢走,他父母回家痛哭一场。这一年,他家里还碰上另一个事。他母亲有一次与一个地主婆吵了几句,地主婆几个月后生急病死了,地主家里派了10多个人到他家里讹诈,杀了他家的猪吃,逼他家买白布做孝服,他家里又因此负债不少。

向守志上将(1955年少将)1917年生于四川宣汉,排行第六。灾难接连降临这个不幸的家庭。他大哥不幸早亡,姐姐远嫁他乡,父亲不到50岁就去世,家里小药铺关闭。他七八岁那两年,3个哥哥先后被军阀部队抓壮丁,音信全无,嫂嫂们被迫改嫁,家里只剩母亲和他两个人。他跟着母亲打柴、下田干活,还得给地主放牛。

向守志9岁时,与他母亲移居到另一个镇,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7成,还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只能以野菜、杂粮或红薯糊口,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第二年,天旱少雨,庄稼欠收。向守志的母亲被迫向地主借了30块银洋抵天租,利息是50%。大年三十,地主派一帮打手去他家里索债,连本带息要300块,最后把他家里仅有的一升米抢走了。又过了2年,他的姐姐生孩子,他母亲把借来的一点钱和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糯米装在筐里,让他去送给姐姐。200多里路,他走了2天,赶到姐姐家时才得知,姐姐生产后落下病根,无钱医治,不到40天就含恨离世。他趴在姐姐的坟前痛哭了很长时间。

郭洪涛(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人之一,抗战期间曾任山东分局书记)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1909年。他家里有自耕地,还搞运输,生活还凑合。后因他祖父去世办丧事,搞运输的牲口和货物被军阀抢走,货物丢了需要赔偿,家里负债累累,自有土地全部抵债,仅有的一头毛驴和他母亲陪嫁的手镯也被抵债。

从上述几个人的家庭状况可以看出:不分地域,穷人到处都有,天下地主一般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使然,尽管也存在一些善人);穷人生病,基本只能等死;天灾人祸、治病、办丧事是导致穷人家庭状况雪上加霜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例子没具体点到。实际上,小官僚、小地主、富农的地位和收入状况也不是固化的,由于各种情况(比如家里有人抽大烟、烂赌、经商不善等),也很容易破产沦为贫民。

整个社会如此。星火燎原,那就是必须的。这样的社会,还值得羡慕和留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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