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说说西西河的皇汉 -- 天空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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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古人的天下观里面对中原讨伐四夷还真不忌讳

当然被四夷讨伐了,神州陆沉,那可真是痛心疾首了。

比如:明朝人章潢写的《论宋元正统》

黄帝之战蚩尤,为中国也;

尧舜之征有苗,为中国也;

夏启之征有扈,为中国也;

周宣之伐猃狁,为中国也;

炎汉之逐匈奴,为中国也;

李唐之服突厥,为中国也;

元混一为正统,虽云取法于《纲目》,华统混于夷,而实取罪于《春秋》也,以正统而与夫继唐之宋,或朱子当年尊君之意;以正统并与夫灭宋之元,岂仲尼万世外夷之志哉!

古人对周边蛮夷的态度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不愿为臣民,叛服无常的,古人就讨伐剿抚兼施了。

西南这边确实移民,官府和当地土著的矛盾一直都有。

比如:

明洪武六年, “筠连州滕大寨蛮编张等叛”;

洪武二十五年, “ 四川叙州府戎县山贼掌阿那等作乱”;

洪武二十七年, “ 戎县夷出没不常”;

宣德二年, “ 夷复寇筠连”;

宣德九年,“夷贼又叛”;

正统四年, “又烧劫各县”;

景泰元年,“高、珙、筠戎夷并起”;

天顺元年,“芒部诸夷妖言惑众, 号天师, 围筠连, 凡九日 ”;

成化元年,“都掌大坝等寨蛮贼分劫江安等县”;

正德十年,“诸夷寨俱叛”;

嘉靖中,“戎夷负险,骄肆绑掳千百户,杀死巡检,抢辱知县妻孥”;

天启元年,“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寅反”;

崇祯末年, “ 张献忠据蜀,建武人宋尧引献贼之党来寇珙县”。

清顺治十八年, “横江四囤夷人陈奎、郑士道等”突犯叙州、马湖二府,执官夺印”;

康熙十三年,“吴逆之变,叙泸一带土夷复乘间骚动”;

康熙十九年,“吴逆余贼破永宁后,遂掳马湖地”;

雍正六年,“云南米贴夷妇不法”, 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暗中相助,诱附近“夷人作乱”;

嘉庆八年,“凉山大小木杆等支生番复与熟夷互相勾结, 出巢焚掠”;

咸丰九年,“滇匪李永和由牛皮寨一路统众入川, 连陷筠高庆三县”;

咸丰十一年,“夷逆, 窜扰筠高,大肆焚掠”;

同治元年正月 , “ 何金泷等率数千之众, 直犯筠界”, 二月 , “ 张逆围长宁城”, 三月 , “ 何逆窜扰珙属巡检司”,四月 ,“张逆复扰长属安宁桥”, 五月 ,“张逆纠发匪石达开复围长宁”,十月 ,“滇匪从闲道复陷高城”, “ 石逆由滇入蜀陷筠连”;

同治四年,“滇匪戚维新、李开甲勾结镇雄苗匪二万余人,由牛街犯川,复会合黔匪卿满大及发逆余党, 苗号各匪共四万余众, 至高邑之吴家壩……由吴家壩窜沐爱……由珙县属之上罗直扑建武营”; 同治五年,“蛮匪又出,扰川界”。

西南反复的叛乱是和明清王朝在“国家化”过程中推行的政策有关。

应该说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是按照中央王朝的意图, 实现直接统治的“国家化” 过程, 这样做客观上有利于国家统一、政令畅通,但必然导致少数民族土司头人的利益受损, 甚至殃及少数民族的习俗和传统文化。

显然封建统治者的制度推行采取剿抚兼施、恩威并举, “ 剿” 和“威” 是残酷的一面, 激起反抗在所难免。

历史上的“国家化”进程看似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但却是通过剿抚兼施的强制同化方式来改变民族分布的原有状态。 在镇压与反抗中, 虽然最终呈现的是局部区域的民族融合, 但也给后人留下了民族不和与隔阂的历史记忆。

————《政策学视阈下的明清时期川南民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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