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

黄允升

石永言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上连载、选载，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影响。这本书，我认真地看了一遍，觉的大部分是以遵义会议前后史实为基础，用文学笔调描写领袖们在伟大转折关头的心态和活动，叙述生动，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总的说是不错的。但是，其中一些内容有的严重失实，有的内容虚构，有的描写与事实相反，这是违背纪实文学写作原则的。本文不想全面来评论该书，只就某些部分中的若干史实予以辨正。

一、描写毛泽东发言与事实相左。

纪实文学可以形象地描写人物心态和事件全过程，但必须忠实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遵义会议没有留下记录，写领袖发言用引号是不可取的，所写事情与事实相左更是不可取的。《遵义会议纪实》对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的描写，有些失实，有的甚至与事实相反。书中写道，毛泽东在会上反驳凯丰时说：“《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为使这个说法站得住脚，作者还编了洛甫“知道毛泽东深研过孙子兵法一类的兵书”的话，又编毛泽东与洛甫长谈孙子兵法的情节，并且以毛泽东的口吻引用《孙子兵法》原文的描述：“孙子说过：`兵者，诡道也⋯⋯亲而离之。’孙子还说过.`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乍一看起来，既有佐证，又有旁引，好象毛泽东当时真研究过《孙子兵法》似的。其实不然。毛泽东在会上对凯丰讲，《孙子兵法》当时并没有看过。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仍曾经讲过多遍，比起《纪实》中的描写要清楚得多生动得多。他是这样讲的：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由此可见，《纪实》中描写毛泽东当时已经“认真研究过《孙子兵法》”，

以及毛泽东与洛甫长谈《孙子兵法》的描写，都与事实相左。

二、虚构周、毛两次发生争论的会议。

纪实文学写周围环境、细小情节等，是可以虚构的，但对于主要人物、重要事实、重要情节则是不应当编造的。可是，在《遵义会议纪实》中，却虚构了两次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争论的会议。

《纪实》第128页写道：周恩来“惜守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国际的指示，王明的策略”，“以致

可以说在有的时候是不折不扣地在去贯彻”，并列举他在贯彻国际、中央指示中引起与毛泽东

争论的两次会议。如此写法，我不敢苟同。这里只着重研究分析这两次争论会议是否存在。

（1）《纪实》第128页中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1932年6月21日《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恩来依据中央指示对第四次反“围剿”“主张采取阵地战”，“而毛泽东依照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主张游击战，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坚决反对阵地战”。还说：稍后讨论红军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时，“

周恩来与毛泽东常常采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会议的时间、内容和当时周、毛合作情况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第一，中央决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苏区中央局收到并讨论决议要在7月至9月之间；这期间只有8月初在兴国开过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再没有开过第二次；而兴国会议讨论红军行动计划，决定红军北上攻打乐安、宜黄等，但从当时文献看，此会并没有讨论中央6月21日决议。第二，说周恩来主张阵地战与毛泽东主张游击战并为此发生争论是十分离奇的，因为中央苏区强调阵地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到来之后，而毛泽东强调游击战又是在1930年红一军团成立之前，两者相差整整3年，周、毛怎么会在这时发生此类争论呢？再说前三次反“围剿”胜利是靠运动战和诱敌深入，并不是作者所说的游击战。第三，7月21日周恩来赴前线和毛泽东汇合，赞同前线从实际出发的作战方针，讨论军事行动有时也有争论，但同时也有决定，不知作者依据什么可靠的材料将他们写成“争论不休”。正因为在前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观点基本一致，在他们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才连克乐安、宜黄，取得了消灭敌军约三个旅的大胜利。

（2）《纪实》紧接上面说：“一次，在瑞金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府工作会议上，当周恩来报告完土地革命政策”时，毛泽东当即起来反对，他又“不得不抬出国际的指示”来镇毛泽东。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第一，从7月下旬至9月底，周恩来、毛泽东都在前线指挥红军行动，后方苏区中央局工作由任弼时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由副主席项英主持，周恩来怎么会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会议呢？第二，在前线，周恩来有时也回过瑞金，可毛泽东一直在前线，并没有周、毛一起回到瑞金的事实，怎么可能在瑞金开的中央政府工作会议上产生周、毛的土地政策之争呢？

以上事实说明，这两次周、毛争论会议是不存在的。

三、写宁都会议严重失实。

纪实文学以史实为基础，可以描写人物心态、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决不能违背重大历史事实。

《纪实》第129一133页，描写宁都会议，多处出现错误，严重失实。作者是以周恩来出席第一天遵义会议回顾的口吻写宁都会议的，《文汇报》连载这段内容的标题干脆写成“回忆宁都会议”。本来，《遵义会议纪实》可以不写宁都会议，既然要写，就应当真实地记述。宁都会议是一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后方来前方的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一共8人。书中还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列入了出席会议者的名单。其实他们都不是苏区中央局委员，不应列入会议参加者名单。彭德怀、刘伯承是否列席了会议还有待证明；陈毅则根本没有列席，他只参加过1933年6月的第二次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的内容是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和红军行动指示电。后方同志指责前方同志（包括周恩来）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着重批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可《纪实》把它写成周恩来从后方到前方主持会议，代表中央作指示，以他为主批评毛泽东，他听了毛泽东有理有据的陈述后又“无言以对”等等。这样，把宁都会议就描写成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对立了。这不是事实，也不够严肃。因为：第一，会前周恩来、毛泽东都在前方，观点基本一致，从实际出发不打南城，要求坚持打南城的后方同志到前方来开会，看看实际情况，以便统一思想，于9月25、26、30日三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建议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后方中央局同志开始主张在后方开会，当接到足以压倒前方意见的“尚方宝剑”—中央关于红军行动指示电后，才同意在前方开中央局会体会议。第二，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既想维持前方从实际出发的作战方针，又不得不贯彻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红军行动指示，既接受后方同志对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批评，又指正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在这次“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中他也温和地批评过毛泽东，但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替他解释掩护”，搞“调和”。第三，当后方同志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时，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出两种方案：“一种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讲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并不是如《纪实》所说“仅有王稼祥一人不同意”）。以上三个方面事实可以说明，宁都会议主要不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而是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与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路线”的对立，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但也没有如《纪实》第39页所说的毛泽东“受到党内处分”。会后，

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纪实》第132页还写道：“周恩来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带着妻子贺子珍及特务员去瑞金城外二十里的东华山古庙养病⋯⋯”这是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的去向。这又完全错了。毛泽东离开宁都根本没带妻子，此刻，贺子珍正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生小孩做月子；毛泽东这次也不是去东华山古庙养病，而是去长汀福音医院治病，同时照顾贺子珍的生活。

综上所述，作者对宁都会议的描写，从会议地点、参加成员、“周、毛对立”、毛“受党内处分”到毛泽东会后去向等，都有错误或严重失实。显然，作者对这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采取如此不严肃态度，是不应该的。

另外，还有其他个别的错误，如说：周恩来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毛泽东在井冈山“当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山大王”，华夫（李德）扶持王明上台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诚然，对于相隔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事件的回顾，会有不同观点和说法，但作为纪实文学的作者，理应收集和研究各种材料和观点，并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事物的本质。应当说，这些年来，不少党史工作者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比如宁都会议等）。这对纪实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以上三个方面，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当然，我还是说，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好的。我希望作者在再版此书时作些订正，以便更好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纪实文学作品问世。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