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 铁骑边塞

一， 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根据地地域比较小，红色割据时间比较短，想关资料不多，主席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上的斗争》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部队生活状况是：“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烟柴菜钱中结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根据地经济状况如何呢：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为问题。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财政问题如何解决呢：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主席为什么把“筹款”列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可以说吃饭，穿衣，治疗伤病以及日常用度的匮乏，始终困扰着中共军队和根据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长期严酷环境中磨砺出来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收录了红军1929年的一则筹款布告，内容是：“查该屋主人赖仲馨，系著名土豪，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500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土豪对人民的压迫到底有多重，再摘录一段《井冈山的斗争》：“豪绅对人民的捐税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品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为了打破对井冈上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努力改造和恢复了“草林圩场”。同时主席指示宁冈县委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了一个圩场，每逢农历二，五，八为圩日。大陇圩场与草林圩场的不同在于，第一，圩场由大陇区工农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圩场的贸易活动，处理圩场上出现的问题，并派赤卫队巡逻保护圩场正常贸易。其次，公营经济参加圩场贸易活动，大陇区工农兵政府在圩场办了一个商店，货物齐全价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据地自己铸造的银元在这个商店买东西，优先供应并予以适当优惠。

1928年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土地税按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1928年秋的井冈山，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的贫苦农民，以往占收获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不交了，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的甚至更多的高利贷不必还了，而且这一年还获得了丰收（宁冈比上年增产20％），鉴于农民已得到了实际的利益、生活有所改善，考虑到红军给养的严重困难，工农政府才开始征收土地税，仅宁冈县征收，其他各县尚不开征。宁冈县的邱大爷家分得土地收获谷子3500余斤，他怀着翻身农民普遍拥有的激动心情，除缴土地税外，他自愿向政府捐谷300斤。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的上井村创办了革命根据地第一家造币厂——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又称“上井造币厂”或“红军花边厂”。原料主要来源于军民打土豪所缴获的大量银链、首饰及各种银质器具，利用原谢荣珍、谢荣光兄弟所办的“谢氏对花厂”仿制银元的设备和银元模具，回炉熔化后制成粗坯再冲压，铸造成重七钱二分的标准墨西哥版银元。每块银元上凿有标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自己发行流通的“工”字印记，称为“工”字银元，以区别国民党统治区的银元。

二．中央根据地时期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资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块钱的盐，布，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作本钱。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的产品出口卖的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的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旋即于1932年2月1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首先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逐步建立中央苏区的金融体系。1932年4月，毛泽东力排众议率东路红军攻占漳州，缴获大量金条银元，毛泽民以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特派员身份，前往漳州接收了这笔财富，建立了“秘密金库”，作为中央苏区的货币发行的准备金。

为破坏根据地经济金融秩序，国民党除了严密封锁还制造假“苏币”流入根据地，严重扰乱根据地经济，使老百姓兑换需求突然大增，苏区纸币挤兑风波发生，苏币面临一次金融挑战。对此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是焦急苦恼，思虑如何解决“假币”问题，稳定苏区货币。一天夜里毛泽民坐在桌前又陷入思考，由于太过专注毛衣袖子被油灯点燃，闻到毛衣的焦糊味，毛泽民头脑中灵光一闪。于是决定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要求在制造货币的纸张原料中掺入一定比例羊毛，这样既能彻底改变钱币混乱局面，又能保证轻易辨别“假币”。对农民统一兑换使农民免受货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掺杂羊毛原料的货币纸张增强了韧性，使根据地的货币更耐用，受到广大根据地和根据地周边白区人民群众欢迎，愿意持有和使用根据地货币。

工农武装割据下，根据地的人民同时负有供粮，供款，出兵供役的使命。按共产党人的理念，征之于工商业的累进税才更符合“剥夺者被剥夺”的阶级斗争哲学。于是有了红色原创----统一累进税。这种税把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等合并征收，采用累进税制。主要对剥削阶级征税，对被剥削阶级与劳苦阶层的人民免税。

同时苏区的税收也成为反对外界经济封锁的一种有效手段。敌占区限制敌我双方各自需要的战略物资，如粮食，食盐，布匹，药材，重要矿产品的出口并设置较高税率。苏区放开富余物资去敌占区换取有用产品而设置较低税率，鼓励苏区需要的物资引进运销而少加或不加限制，甚而进一步发动敌占区商人组织大宗商品运进苏区，与敌意稍淡的地方军阀达成特定的贸易默契，并规定较为公允的税率，这些都是常用的经济战手段。双方的税务人员在缓冲地带的关口，集市，河流进行缉私，对违禁之物施以较高的实物分割，甚至没收。鄂豫皖苏区著名的便衣手枪队甚至到敌占区征收税收。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国民党针对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十余种封锁条例，封锁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企图将红军和苏区’饿死“冻死”“憋死”。中央苏区内外的商品价格由于敌人封锁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剪刀差，内部特产跌价，外部商品涨价，卖出特产获得的现金减少，流出增多，无法按需买进外部商品，危害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除此外周边豪绅及地主转移走大量现金，打土豪筹款变难，通过作战缴获补充现金亦不稳定，市面上还充斥着各种纯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区杂币，纸币，消耗着内部财富，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和金属币又不能在白区流通套换物资。

毛泽东认为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金融和商业，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妨碍。必须要打一场金融战，制造白区银元，用其作为对外交易中的现金补充，这是开展自救打破封锁，保证红色割据政权存在，协调局部商品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苏区连成片以前，赣南，闽西的小块红色政权已经开始土法制造用于对外贸易的银元。1929年兴国东村银匠陈志美，利用妇女不用的银饰，私铸“英光”银元，在于都市场上进行兑换。1929年8月被苏维埃政府动员收公，成立东村造币厂，1930年初手工土法生产“袁大头”，平均每天生产二百余元。当年10月改为江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开始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三种银元，平均每天五百余枚。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闽西工农银行，该银行曾开设炼银厂，收购银饰溶化后铸成银饼到白区进行贸易。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建立中央造币厂，将赣南和闽西那两家厂合并，利用银饰和银两制造国家银行发行的金属币和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等白区银元。1931年冬红军在上杭缴获一套铸币机和刚模，生产手段由土法提升为机械化规模化，平均日产一万余元。

1933年是对外贸易大发展时期，位于赣州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江口分局对外贸易时都以赤金和中央造币厂制造的“袁大头”，“小头洋”作为外币，后来又加造“鹰洋”，赣州商人后来识破前两类银元。但是闽西新泉贸易分局同白区十九路军做生意一直使用“小头洋”，因为十九路军愿意接收这类银元。1933年9月红军攻克福建沙县，缴获一套银毫子铸币机和一批铜模。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造币厂迁往于都龙山，机器就地埋藏。

根据地使用仿制银元打开贸易局面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行商贸易，当时对白区的贸易，全靠国营贸易机构组织苏区和白区的群众和行商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买进食盐，药品，布匹，出售稻谷等农产品。随着业务成倍增长，在瑞金和江口之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运币队伍。根据地60---70%的物资都要江口分局从赣州进口，通过小生意人行商零敲碎打这种方式只能是补充。第二种是通过大宗商业行为，大宗商业行为是通过大商家坐贾来实现，他们才是根据地仿制银元的主要消耗者。

1932年2月，陈济棠麾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部进驻赣南，所辖第一师部署赣州驻防。师长李振球暗地里同大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运往根据地并套换回钨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团长一级军官同样勾结商人，大作上述买卖，驻守一线的连排长对来往白区与根据地之间的的行商，更是以“罚款放行”的方式渔利，封锁线变成了交通线。当时赣州同红军贸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广益昌”，’广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驻江口同红军贸易。陈济棠专门电告红军江口镇的盐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应红军的需要。广东军阀陈济棠下属李振球，利用驻赣州之机，通过“广益昌”同红军大搞赤白交易，“养肥”陈济棠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持了苏区经济，大量消化了中央根据地制造的白区银元。

在瑞金“二苏大”时，周恩来，朱德特别指示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在前线一定要做好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不要主动进攻刺激他，好利用其提供给养。毛泽东更是从大局出发亲往粤赣军区，指示何长工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指挥下，更是同红军保持密切联系，闽西新泉分局仍使用赣州弃用的银元与他们交易。“福建事变”后左倾路线对十九路军比较冷淡，毛泽东却依然将他们的代表徐鸣鸿待如贵宾。徐鸣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和党失联。1932年10月26日，由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谈判取得成功，十九路军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召集嫡系部队20万人迅速入闽围攻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当日，徐名鸿在官兵大会上动员说：“共方愿与我们继续合作，欢迎我们入赣。部队改编红军，我们的部队归毛泽东、朱德指挥。”但其时由于中共中央存在“左”倾错误，没有及时支援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终于1934年1月失败，徐鸣鸿被捕以身许国。

红军长征后，这些制造的白区银元仍在白区同其他银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则被带走，成为红军路费和在遵义期间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中央苏区制造的银元是维系当时政治，军事，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使红军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封锁计谋，打胜了金融战。

长征开始前毛泽民请示毛泽东“秘密金库”如何处理，主席让全部取出作为红军长征的路费，一部分分散到各个部队，一部分由国家银行带着。长征时国家银行和中央政府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被编为第十五大队，中央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长征开始上路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14人，8人到达陕北，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国家银行的全部现洋和黄金，除了自制的“仿洋”等银元以及银毫，铜分币和库存的金条，金砖外，主要部分是“秘密金库”的储藏。打漳州所得的大量市面流通现洋，金砖及金银珠宝，被藏于石城一个山坑里，作为国家银行准备金和备不时之需，称为“秘密金库”，如今用作长征路费。主席为中央打下“地盘”中央苏区，中央迁来把“地盘”搞没了不得不转移，又是用主席的缴获作为转移之路的路费!

三，长征路上

国家银行的家产向部队分发完以后，剩余由国家银行保管的是100多担，成为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到达陕北，“扁担银行”的家底清点结果，尚存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即国家银行印行的钞票，统称国币，俗称苏票，苏币。

1935年元旦，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此前黎平会议关于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确立创建以尊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提出赤化，建政，扩大活动区的要求。据此发行国币以活跃市场，稳定市面人心，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提供了政治条件。红军驻守遵义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有效运转，国家银行发行国币，筹措充裕的物资。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没征委”查收了国民党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军阀王家烈的烟馆，盐行，得到一大批烟土和食盐。

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市面十分繁华。然并卵，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又因为官僚军阀囤积居奇，群众严重缺盐，再则，红军指战员需要用积存的津贴或“伙食尾子”换取匮缺的生活，医疗用品，这也增强了国家银行在此发行国币的现实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国币发行，兑换政策，使群众和商家对国币产生足够认识。国家银行一面发出国币，让其在市面流通，一面设立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国币。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六个兑换点，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縘阳，鸭溪，龙溪，湄潭等地设十九个兑换点。将没收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国币，且一元国币可在兑换点换取一圆贰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洋和物质保障，发行的国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周边城镇的群众与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国币，国币信誉盛极一时，带动市面空前大繁荣。

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三十多个兑换处，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的苏币，并将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国币整理清楚，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