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为中国鼓与呼，说鲁迅先生和郭沫若 -- 真离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

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

……

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日本皇宫元老——笔者注）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郁达夫此番赴日，其实是奉命专程策动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的。对此，郁达夫之子郁飞曾记述道：“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近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

郁达夫回国后，向自己的上司陈仪反映了郭沫若的情况，请陈仪帮助请求最高当局让郭沫若归国。陈仪随后致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请他探询蒋介石意见。何廉等人也正有此意。在接到陈仪信之前，何廉和翁文灏在为蒋介石准备参加庐山国是会议的人员名单时，大胆地将郭沫若的名字列上了。蒋介石看后表示认可，说“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并详细询问了郭沫若的近况。何廉接到陈仪信后，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允许，但条件是郭沫若回国后在福州居住，由陈仪负责监视，不得有“越轨行动”。虽然应允了，却形同软禁，郁达夫只得继续努力。

金祖同从郭宅回去后，第二天就找到了为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钱瘦铁，将郭沫若的遗嘱给他看。钱瘦铁看后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他应走的时候了。假如再踌躇下去，就是再过十年，不仍旧是一个郭鼎堂吗？现在各派合作的声浪很高。我们的最高当局，也不时流露出要借重他的意思。他该在这时候做些有意义的事了。”钱瘦铁的这些看法，相当有代表性。事实上，郭沫若长期滞留日本，国内人士对此多有误解。著名学者金毓黻曾对郭沫若在中日战争的局面下滞留日本表示不理解：“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消除这些误解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国参加抗战。

钱瘦铁和金祖同进行了分工。钱瘦铁负责办理郭沫若归国所需手续，并留下郭沫若的遗嘱，直接寄给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的王芃生，请他向蒋介石进言。金祖同则负责奔走接洽。

10月13日至30日，“风起辽海——周铁衡书画篆刻文献精品展”在荣宝斋沈阳分店举行，展览吸引了沈阳文化界名家以及广大观众前往参观。大家认为这是沈阳文化活动的一大亮点，也是一次难得的高雅艺术享受。

　　展览现场

　　周铁衡（1903—1968年），1919年成为齐白石的入室弟子，曾任中国美协会员，辽宁省美协副主席，沈阳市文联副主席，沈阳书画研究会会长。

　　齐白石与周铁衡

　　周铁衡平生嗜古，与郭沫若结识，成为终生挚友。绘画方面，精于重彩大写意花鸟，兼画山水，熔冶齐白石、吴昌硕、朱耷、任伯年画法于一炉。亦精于律诗、篆刻、书法。对金石学、古文学、考古学、古琴弹奏诸方面均有研究。11月2日，本报记者对周铁衡之子周维新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了这位传奇文化大家的一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周铁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周铁衡之子周维新（左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周铁衡作品—《无力东风难再续》

　　绘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认为，我父亲留下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绘画艺术！”周维新说。

　　20世纪的当代中国画坛可谓名家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在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潮汐里，以时代精神和个性发扬为底色，开辟了一个属于当代中国画语境的新纪元。他们在守望文化传统的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绘画的形式与意蕴，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面貌。有好多优秀的画家被隐匿在他的时代中，或偏居遥远、或未能享得与其艺术成就相匹配的声名和荣光。辽海画坛的一代名宿周铁衡便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中国书画鉴定方面的顶级专家，荣宝斋常务副总经理范存刚这样评价周铁衡的绘画造诣，“ 周铁衡一生颇富传奇。他是白石老人的弟子，书、画、印皆受老人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明。其大写意花鸟、山水皆能删繁就简，呈现出一种质朴无华的自然之美。其逸笔草草里、其率性挥洒间，文心映现于画境、笔墨浑然于天成，成为白石老人一脉重要的文人画传承者。但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对于周铁衡艺术的理解与研究尚需继续深入，并且使其作品及其影响力回到它应有的高度。因此，荣宝斋沈阳分店的‘风起辽海’系列展览在继‘鲁美四老’画展之后，又推出了周铁衡书画篆刻文献精品展。希望通过此展能够让人们重新认识周铁衡及其艺术。”

　　据记者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周铁衡99件亲笔画作、242件印刷版画作、54方图章，齐白石为周铁衡书写的手札及郭沫若题词等大量珍贵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周维新多年以来倾其所有在海内外搜罗的作品。

　　周铁衡作品—《松鼠》

　　亲密齐白石最信任的学生

　　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一个特殊的扇面。扇面画的是蘑菇与白菜，款题为：“铁衡仁弟曾由奉天寄赠鲜蘑菇，余加以白菜报之。己巳冬兄齐璜。”

　　周维新告诉记者，这是齐白石69岁时，夫人怀孕，想吃东北蘑菇，周铁衡给齐白石寄去东北蘑菇。齐白石为周铁衡画了一个蘑菇白菜扇面相赠。

　　通过这个扇面，就能说明周铁衡与齐白石之间的亲密师生关系。

　　1919年，周铁衡在齐白石寄居的北京法源寺下跪拜师，成了齐白石的入室弟子。齐白石对他说：“以我为师，诗书画印不可偏废，铁衡基础不错，今后要兼收并蓄，意会之处，须心领不必言传。”

　　周铁衡每到学校放假，就常去北京请教齐白石，将诗稿、绘画、篆刻、书法作品送呈老人批阅，老人也偶有答赠。

　　周维新说，“父亲作为齐白石的学生，是非常得到信任的，他还帮齐白石做一些卖画卖印的事。要知道，齐白石能把手里过钱的事情交给别人，那是真的不容易。”为此白石老人还为周铁衡刻一方印。

　　大家艺术家中的大才和全才

　　“数尽辽海文化史，就诗、书、画、篆诸方面，如周铁衡全面而成就卓绝者，实在数不出更多，韩择木、耶律倍、王庭筠、潘辅、唐英、李鹤年、王尔烈、高其佩、郑文焯、杨钟羲、王光烈、胡永年、谈国楫、张之汉、李东园、宁斧成……将周铁衡并列到这个群体，可能有人诗词上超过他，但书法未必；可能有人诗词、书法上超过他，但绘画未必；可能有人诗词、书法、绘画上超过他，但篆刻未必；可能有人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上超过他，但古琴未必；可能有人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上都超过他，但收藏未必；可能有人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收藏诸方面都超过他，但医学未必。所以就艺术精湛博通而论，在辽海文化史上，则无出铁衡之右者。”

　　这是辽宁省散文学会会长、沈阳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初国卿对周铁衡的评价。

　　初国卿认为，“周铁衡是艺术家中的大才和全才。他具有五车之书的学养，知哲学、晓美学、善诗文、通音律、精金石、富收藏，如果给他安排头衔，他可以是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古琴家、收藏家、医生。这种综合性的全面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都不是一般艺术家所能达到的。作为诗人，他即席赋诗，时出惊警之语，诗作传诵颇多；作为书法家，他融石鼓、北碑及赵悲庵、齐白石笔意，形成既雄强劲悍、又洒脱自然之风格；作为画家，他以超乎禅定之意象，以简繁俱佳的构图和自出机杼的笔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藉古开今’；作为篆刻家，他是‘龙泥凤篆’的一代高手，《近代人印传》所收的‘东北三家’之一；作为古琴家，他不仅有精到的弹奏艺术，且能自度琴曲，是将《东方红》改为古琴曲的第一人；作为收藏家，他富藏古钱、青铜器，又有唐琴‘风月友’，宋琴‘雪月冰’，多件价值连城的藏品捐于当年的东北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医生，他是辽海地区最早留洋归来的优秀西医之一，所著《妇科抉微》曾得到郭沫若的题名与作序。”

　　周铁衡作品—《双鲤》

　　爱国精神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周铁衡一生低调行事，谨慎为人，严肃从艺，他曾自嘲地说：“龛中泥像微微笑，笑我多能误一生。”

　　在周维新眼中，爱国是父亲周铁衡精神世界里最重要的事情。

　　周铁衡在满洲医科大学工作时，曾以防疫人员身份保护了被日本侵略者关押的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并将他们救出监狱，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

　　东北解放初期，周铁衡任东北文物管理处顾问，与王修、李文信等整理了东北地区数万件文物。组织书画、演艺、古玩界进行义卖、义演，并义卖自己的作品以支持抗美援朝。他将近百件个人藏品无偿捐献给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等。

日本文坛大感被郭沫若这小子骗了，佐藤春夫写了长篇小说《亚细亚之子》，骂郭沫若，也骂郁达夫是间谍。于是郁达夫急了，骂佐藤是文妓，从此绝交。

我现在倒是想明白了。佐藤春夫的那篇《亚细亚之子》，可能和郁达夫的被杀有密切的关系。他把达夫写成间谍，而把我的回国写成达夫的策动，这可能是代表者日本官方的意见…，日本人是很偏狭的，而且复仇心里很顽强，达夫如果被那样误解，日本宪兵把他当成间谍杀死，那是非常可能的事。我们真可以说：佐藤春夫把郁达夫杀害了。——郭沫若

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

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

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

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

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内国民党也予以了宣传。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

郭沫若《洪波曲》第十一章叁：“於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

郭沫若 《羽书集·忠告日本政治家》：“﹝ 近卫文麿 ﹞是西园寺公的‘最后一张牌’……然而，被打出了的这‘最后一张牌’，却可怜，才是放大炮的一张牌。”

郭沫若 《羽书集·忠告日本政治家》：“和犬养毅在议场斗争上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 。”

郭沫若《羽书集·忠告日本政治家》：“日本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爵……他和明治天皇是竹马之友，自维新以来。”

郭沫若 《羽书集·忠告日本政治家》：“壮年入贵族院，曾锐意于贵族院之改革， 日本的有识者都以为这位贵公子（西园寺）是相当有为。”

夏衍在晚年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写道：“我急于知道他这次回来的经过，汉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他是下了决心的，可是一上岸，就碰上了国民党方面的人，这可能是驻日使馆向南京发了电报，他是二十七日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才知道，把他从沧州饭店搬到这里……’”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主席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

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

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7日，是卢沟桥抗战一个月纪念日，上海各界市民聚集在南市蓬莱大戏院观看新上演的三幕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这部戏是七七事变后，上海剧作者协会会员们集体赶写出来的，由上海各剧团上百位明星联袂出演。夜晚剧场门打开，观众一拥而入，连过道两旁都站了许多买了站票的热情观众。戏快开幕时，一行人在夏衍、阿英、郑伯奇、李初梨等陪同下，走进了剧场中的通道，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啊，郭沫若……”“郭沫若也回国了……”

这叽叽喳喳的声音立刻变成掌声，然后掌声又变成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郭沫若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一次集会。

77事变后，日本警察当局对安娜及其周围的人进行了调查，指责其为中国间谍（放走了郭沫若）事件，即市川事件。

郭沫若离开日本后，市川警察署和宪兵分队并未察觉。

郭沫若长子郭和夫回忆说：

“当天上午，刑事（警察）像往常一样来监视父亲（郭沫若），因母亲骗他们说父亲去伊豆温泉而为父亲赢得了出逃的时间。父亲没有被马上抓住，她得救了，成功掏出了日本。”

警察当局得知郭沫若回国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通过外务省才知道的。驻上海的日本总领馆看到了当地的杂志，新闻登载的郭沫若的文章以及有关他的消息，才同外务省联系。

在被上级责问：“你们究竟干了什么？！”之后，市川的警察和宪兵很恼怒，他们对安娜的监视比以前更加严密。

7月21日，郭沫若收到了安娜的来信：“每天刑事警察来两三次。不仅对我，对孩子们的动向都加以最严厉的监视。”

不久，日本的警察当局调查跟郭沫若回国的有关人员，几乎动用了全国的警察，中心是东京警视厅。他们在搜查的过程中查出了和之忧很深关系的钱瘦铁和金祖同。特别是钱瘦铁，他们查出他经常出入东京麻布的民国大使馆，并且跟从事谍报活动的大使馆人员屡屡接触。

他们想以市川事件为名制造“间谍事件”。

不久钱瘦铁被警视厅逮捕，跟他接触过的两个大使馆人员也被拘留，被严厉的查问。但是，拘留大使馆人员违反了外交特权法，是个大问题。参赞杨云竹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之后两名大使馆人员被释放。

市川的警察开始了行动，不仅抄了家，还拘留了安娜进行查问。抄家时不仅拆了天花板，还爬到地板下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是没有发现发报机和密码本，也没有秘密文件等间谍“七工具”。

安娜受到了严厉的查问之后，过了两个星期被释放了。因为毫无嫌疑。

郭沫若的二儿子郭博生相信这次释放来自平田方面的协助。

他说：“平时母亲就和我们交代：

如果她出事了，到平田那里去商量。因此，我马上到平田先生那里去了。去的是东京地方检察院还是他的家里，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附近有个上水道的净水场。

我见了他告诉了它我母亲被拘留的事后。他就说：“明白了。”不用说，我母亲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但是，那时是不讲理的时代，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吧，我的母亲被释放了。

我想我的母亲能够得到释放时有平田先生的帮助的。现在我还对他充满感谢的心情，他是一位富有侠义精神的人。”

当时，平田和他的一家人住在东京的淀桥净水场附近的十二庄（juniso），博生跑去找平田的地方正是他的自宅。

安娜回到家时拖着一条腿，大腿部有很大的黑紫色斑点，这是受了拷问的上。有很长时间都没有消褪。

博生找到平田时，他正忙于三年前即1934年发还是那个的迫使斋藤实内阁总辞职的帝国人事变动事件的处理工作。

虽然平田时专门负责共产党和劳农党等思想方面的检事官。但是，因为帝人时间是同财政界有关联的一桩疑案，其背景事关倒阁运动，谜团很多，东京地方检察院认为平田检事官工作能力强，就启用了他。

在法院，被告方反复表示他们的主张---“事件（罪名）是编造”。8月6日在法院，平田已经代表检察方宣读了长篇起诉书。这表明审判已经达到了高潮。

恰在此时，博生来找，平田还能以诚相待，实在不简单。

在市川事件，在日本人中，除了安娜被拘留以外，还有在市川当医生的藤原丰次郎、写过《支那历史读本》等著作的佐野袈裟美、阴战争刚从上海回国的内山完造等也被检查过。

他们都是郭沫若的（日本朋友），也是其思想的理解者。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间谍嫌疑，所以不就久都无罪释放了。

同郭沫若有着深厚友谊的内山完造有一天从居住地京都到了东京，访问了在日本桥的朋友小原荣次郎。正在聊天的事后，突然被警视厅本厅的二名特高课刑事警察拘捕。二人把内山带到了警视厅久松署，马上开始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内山马上发觉了拘捕他的原因同郭沫若回国一事有关，但是，他对此事也没有参与，故没有办法回答审问（的问题）。

没有办法的他们只好让内山写下誓约书：“我绝对不对外说出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审问内容不外泄）。”之后就放他走了。

佐野是在12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名义被强制逮捕的。在狱中生了病，战后得到释放。在狱中，他遭到了残酷虐待，在战后被释放三个月后的11月逝世。

在市川事件中，正式被捕的只有钱瘦铁一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刑三年，被关押在东京丰多摩监狱里。

平田也参与了对钱瘦铁的救援活动。当知道了钱瘦铁的遭遇后，平田立即委托他的一位熟人，也是救援组织“帝国更新会”中心人物---小林杜人处理此事。

在钱瘦铁入狱期间，小林对监狱方面做了工作，让钱在劳逸作业时尽可能搞他擅长的篆刻和山水画。钱瘦铁的作品很快有人购买，他有了相当多的收入，事后他说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出狱后，钱瘦铁并没有和小林联系。之后小林收到了钱瘦铁的一封信。在信中写道：“现在出狱了，但是当局命令我不许再日本会见任何人，只好回到了中国（上海），失礼了。”

战后不久，钱瘦铁访日，在东京再会了小林，并当面道谢，感谢其往日的帮助。

1927年10月，在东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局检察官正盐野季彦、同次席检察官松阪广政的领导下，“思想专业”（统称·思想部）作为独立于一般检察实务的思想问题专职的特别部而设立。平田勋就任该部长，以指挥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为开端。之后，平田导演了佐野学、锅山贞亲等人的转向。

1928年7月，根据法院职员定员令修改，在官制上正式诞生了“思想检察官”。

1927年10月，作为独立于一般检察实务的思想问题专职的特别部，被称为“思想专业”（思想部）。

在东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局设立之际，松阪広政作为次席检察官支持同局检察官正盐野季彦，通过平田勋思想部长，执行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的实质性指挥，作为思想检察官，适用以思想、言论为对象的治安维持法。

平田勋，1888年6月出生在静冈县君泽郡西浦村木负（现在沼津市木负），是大渔主、同时又是经营大规模橘子园的相矶半左卫门梅处的私生子，这时，半左卫门已近年老，考虑到体面，在户籍上写作自己的亲生儿子贞助的四子登记的，载户籍上没有生母的名字。

平田两岁时到当时横滨地方法院的部长平田小三郎家当了养子。养父家没有什么财产，但是，养母美根的娘家姓吉田，是东京上野相当多的房屋出租的资本家。平田的养父母都慈爱善良。除了平田，他们还收养了两个孩子。

平田1942年10月病逝于静冈县田方郡修善寺町（现静冈县伊豆市修善寺）的温泉旅游“新井旅馆”。此为他家族经营的旅馆，其长女桃代在这里举行过结婚仪式。

逝世后，他被埋葬于东京的丰岛杂司谷墓地。他的两个女儿桃代和君代分别生活在大阪和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