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多少年以前，我以为战争胜利就是好--纪念毛主席诞辰 -- 真离

一、九哥待我如兄如父

王季范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母亲文六妹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同胞姐妹。王季范自幼勤勉好学，毕业后在湖南一师任教。

1913年，毛泽东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王季范知道后高兴极了，连忙将毛泽东的文章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后称赞不已，说道：“这样的文章，即便是你我之间，又有谁写得出来？”

张贴录取名单时，毛泽东的名字列于榜首，王季范当即派人向毛泽东转告了自己的祝贺之意。

第二年春天，湖南第四师范与省立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被编入一年级8班，王季范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当时毛泽东来长沙求学十分艰难，家中本就贫寒，父亲也不支持他上学，无奈之下，毛泽东只能半工半读，可他一个半大的孩子，又能赚到多少钱呢？

除了每月要交纳学杂费外，还要买一些笔墨纸砚，参加学生组织也得捐助活动经费，有时毛泽东还会帮助班上比他还穷的同学。

经济窘迫的时候，毛泽东就会来找九哥王季范帮忙。在九哥面前，毛泽东从不绕圈子，他开门见山说道：“九哥，我没钱了，想请你帮帮忙。”

王季范二话没说，将口袋里的钱都给了毛泽东，又说道：“润之，以后要用钱就来找九哥，我的薪水虽不多，但帮助你不成问题。”

王季范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毛泽东写好文言文作文和诗词之类，总要先送给王季范批阅修改。

在一师求学期间，王季范辅导毛泽东阅读了《楚辞》《资治通鉴》及曾国藩的《家书》等古典书籍，为毛泽东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素养，毛泽东在文学方面的造诣，离不开“九哥”王季范的帮助。

1915年5月，一师校长张干提出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个消息一经公开，立马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的反对，学生组织起来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也是数千贫寒学生中的一员，他找到同学周世钊，说道：“这些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不好，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我们要赶走他，就要批评他办学如何办得不好，不如我们重新写一个宣言吧！”

周世钊连连点头，两人联手写出一张新的《驱张宣言》，尖锐抨击张干“谄媚逢迎、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然后趁夜色将这份宣言打印了上千份，散发得到处都是。

图|张干

当时校内有很多人嫉妒毛泽东的优秀，便趁机向张干打小报告，说毛泽东带头搞学生运动，还到处散发《驱张宣言》，气急败坏的张干当即决定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王季范知道后，火急火燎跑回家中，一进门就大喊道：“不好了，润之闯祸了，校长要挂牌开除17个学生，润之就是第一个！”

王季范一连喝了好几杯茶水，才气愤地说道：“张干这事做得太绝了，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学子志向高远，都是人才！不行，我得替他们说说话！”

说到这里，王季范一把扔下筷子，饭也不吃了，就跑到了杨昌济先生家中商量对策。

“什么？毛泽东这样的优等学生也被开除，那什么样的人才才算人才！”杨昌济愤怒地说道。

王季范点点头，应和道：“《驱张宣言》所言皆是事实，怎能滥用私权擅自开除学生呢？”

最终王季范和杨昌济联合起来，与全校教员一起与张干说理。徐特立、袁吉六、符定一等先生召开了全校教职工会议，在会议上王季范等人为毛泽东仗义执言，为学生鸣不平，校长张干一时落入千夫所指的境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干撤销了对毛泽东等学生的开除处分。

在九哥的帮助下，毛泽东顺利从一师毕业，他办新民学会、领导学生搞爱国运动，将农民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王季范一直在学校里清贫度日，遇到像毛泽东一样贫穷的学生，他仍然会预支自己的工资提供帮助，依然会为学生撑腰，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图|王季范

兄弟俩再次相见，已是1925年8月了。此时的毛泽东成了长沙农民运动领袖，为了九哥的安全，他即便回到长沙也没有联系王季范。

当时军阀赵恒惕听说毛泽东在长沙出现，当即下令围捕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数次逃脱反动派的追捕，但这一次事出突然，组织上根本来不及安排，毛泽东不知该到哪里躲藏，思来想去，也只能九哥一人靠得住了！

这一晚乌云蔽月，街道上伸手不见五指，毛泽东摸黑敲响了九哥的家门。王季范打开门一看，是毛泽东，二话不说就将他拽进了屋内。

毛泽东着急地说道：“九哥，我遭到了赵恒惕的追捕，长沙我是不能待了，我打算去广州，你能帮我准备几套换洗衣服和一些盘缠吗？”

九哥没有半分迟疑，也没有任何废话，先是找来饭菜给毛泽东吃，然后自己走到卧室里，为毛泽东准备衣服和盘缠。毛泽东刚放下筷子，王季范就准备好了一切东西，他将包裹一把塞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不舍地嘱咐道：“九哥，帮我去韶山通知开慧和孩子，让他们赶紧去广州！”

王季范点点头，以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这个节骨眼走不安全，我送你出长沙。”

说完这句话，王季范披上外套，拿上家门的钥匙，连夜带着毛泽东来到了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找到了老同事，让毛泽东在那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打扮成商人模样，在王季范和老同事的掩护下安全离开长沙。

提起王季范对自己的帮助，毛泽东感动地说道：“九哥待我如兄如父！”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泽东两次回到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却因局势复杂，未能与王季范见面。

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外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王季范留在长沙担任育群联立中学校长，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做贡献，两人虽天各一方，但依旧保持书信往来，王季范非常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时常通过报纸关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向。

那个时候，一些进步学生和老师经常到王季范家中开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干脆将王季范家当作秘密联络和开会的场所，王季范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想方设法做好掩护工作。

任教多年的王季范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他的不少学生都在国民党内任职，所以王季范成了国共两党都不敢忽视的名流。

来王季范家中的地下工作者都放心地说道：“王先生的家，就是我们的保险箱！”

图|王季范（右一）和毛泽东（左二）

二、送子上阵，报效祖国

家中常有革命者出入，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深受影响，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学校的进步青年约好一起去延安参加抗日。

临行前，王德恒来到父亲的房间，小心翼翼询问道：“爸爸，现在全国有许多有志青年都去延安参加革命了，要是我也能去多好啊！”

听到儿子这么说，王季范严肃地问道：“德恒，你为什么想去延安？”

王德恒不假思索回答：“因为那里有民主、有自由、有光明，还坚持抗日！”

王季范点点头，又问道：“那你真的想好了吗？”

王德恒坚定地看着父亲的眼睛，说道：“爸爸，我真想去，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

王季范重重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父亲，他自然想要儿子留在身边，但身为一个中国人，眼下国家危难，一个有志青年，应该以身许国，送子出征才是一个好父亲的选择！

王季范站起身来，一把抱住儿子，不舍地说道：“德恒，你去延安我同意了，延安好，那边的革命空气也好。”

王德恒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没几天就出发前往延安了。

1940年，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到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外在身份是湖南修业高级农业职工学校教员，可惜王德恒的身份不幸暴露，在回长沙途中被特务残忍杀害，儿子以身殉国，王季范悲痛万分。

他强忍悲痛掩埋好儿子的遗体，趴在儿子的坟头痛哭道：“德恒是为寻找光明而死，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1949年，前线突然传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准备解放长沙的好消息，64岁的老爷子高兴坏了，老百姓都盼着解放军快点来。

为了尽快促成长沙和平解放，一向不爱应酬的王季范厚着脸皮找到了长沙的社会名流，一家家拜访，请他们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长沙。

做好这一切后，王季范给表弟发了一份电报：“湖南和平起义有望！”

最终在王季范和各位有志之士的努力下，长沙很快就顺利解放了，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两鬓斑白的王季范老爷子挤在人群中，激动得泪流满面。

1935年，红军正在长征的路上。对于当时的共产党而言，前路漫漫，生死悬于一线。然而就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小事”。

之所以说是小事，是因为有一位红军战士犯错误被枪毙了。

相比较于全党的存亡而言，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严重。但之所以说此事震惊全党，是因为被枪杀的人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而且这个案件似乎存在着不少疑点。

因为这一案件，贺子珍甚至都急得病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顾那艰辛的岁月，感触革命的艰辛。

贺敏仁，出生于1918年，是贺子珍的弟弟。据文献记载，在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的父母被迫逃离永新，而当时的贺敏仁年纪很小，所以被寄养在了舅母家里。

不过，虽然年幼和父母分离，但贺敏仁从小聪明，而且也不乏热血。稍长大点，他就加入了黄公略率领的游击第三纵队，成为了一名战士。

从当时的记录来看，贺敏仁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而且为人又勇敢。不过，小伙子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性格稍微有些骄傲自大，因此他和周边的人关系不是特别好。

不过，常言道，能者都有个性，如果能够加以引导，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惜，历史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机会，1934年，他跟随红军长征北上，担任红一军团十一师某团司号员。

众所周知，彼时的红军处在危难关头，蒋介石的大军正在围追堵截，而前方又是无尽的天险。毫无疑问，红军队伍的压力是巨大的，甚至有很多战士被淘汰，例如我们以前学的课文中的《军需处长》，无一不在告诉我们红军长征之艰难。

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红军领导依旧下达严令，不得拿群众一针一线，所有人要遵守纪律。1935年7月，红军队伍来到了藏民居住的毛儿盖地区，队伍里的领导再次强调，所有人都要严守民族政策，不得违反纪律。

然而，就在这三令五申之下，贺敏仁却被人举报违反了纪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红军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所以很多士兵都饿得两眼发慌，大家都不好过。而与此同时，贺敏仁在红军队伍里面年龄最小，因此不太能忍受这些艰苦，常常会闹些情绪。在如此饥饿的状态下，他难免会有些难以忍受。

于是，贺敏仁开始四处去寻找食物，结果意外地发现山上有座庙。他偷偷跑到了山上，虽然看到门上面贴着红军战士不准入内，但他实在是太饿了，已经无力爬下山，于是就准备推开门去看看。

这不推不要紧，一推开就发现，里面满地散落的经书，而且当他在佛前跪拜以后，意外的发现地上掉下了铜板。

肚子难受让他忽略了严明的纪律，再加上，他觉得这铜板是捡的，应该不算违法。而且捡了铜板下去，可以给士兵们买吃的，于是他就捡了起来。

但谁都没有想到，当他捡了这些铜板，高兴地下山后，结果就被人给发现了，随后就有人举报他私自进入喇嘛庙。而且更加可怕的是，有人说他拿了1000多个银元。

这下可严重了，红军就是靠着纪律保持战斗力，保持和百姓的亲近，如今贺敏仁的举动无疑是在破坏红军的根基。于是，师部派人将他当场给抓了起来，并且要将其处决。

本来以为只是占了个便宜，没想到就要丢性命，贺敏仁当场就被吓坏了，他连忙说，自己没有拿银元，只是拿了百把个铜板，自己是冤枉的。

在被控制起来时，贺敏仁请求和他一起参军的老乡替他写信给姐姐贺子珍，结果这位老乡对文字的掌控不太熟练，所以这封信迟迟未能写成。

而在贺敏仁自救之时，当时的团长和政委也曾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毕竟这是毛泽东的妻弟犯罪。但这里面又发生了意外，原来当时红军的条件十分艰难，想要发一份电报，需要先给电瓶充电，这是需要时间的。

因此，就在两边想要缓解死刑时，师部早就已经通过的决议，红军的纪律是绝对不能破坏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因此，对贺敏仁执行枪决，而且是马上执行。

毫无疑问，两边的各种问题没能赶得上师部的命令，等到中央的回复缓期执行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就这样，木已成舟，一切都难以挽回。当消息传到贺子珍耳中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急得病倒了。

当人们向她提及此事时，贺子珍悲痛地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被敌人杀害（不满10岁），没想到小弟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

但当时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其中有问题，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要有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而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时，毛泽东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发脾气，也没有悲伤。他只是相对无言，抽了根烟后，继续指挥红军长征。也许对于这位领导人而言，即使是自己的命都可以牺牲，只要挽救全党的安全，只要革命能够成功。

当然，贺子珍也在积极的配合毛泽东，为了长征的胜利，为了帮助毛泽东更好的指挥这场战争，她亲自写信说服了亲人，将这件事情揭过。

不过，再回头来看这一事件，那么此事到底是对是错呢？

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经过细致的调查，贺敏仁的确犯有错误，但事实与反应的情况相差很大。尤其是关于他拿了1000个银元，纯粹是虚构，他只是拿了100多个铜板，当时仅值一元多。

只能说，在那危急时刻，红军遭遇了太多的牺牲，而贺敏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悲剧，让人惋惜，让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