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是怎么改善生活的 -- 孤星

上篇讲了红军干部在遵义度过的“小资”惬意日子。这样的日子不长，但也不是仅此一回。两万五千里长征，总基调是艰苦卓绝。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苦得不能再苦。但到了哈达铺，大家又过上了几天“天天过年”的日子。

哈达铺被称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经过哈达铺。1935年9月17日，黄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功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中央红军的北上通道。9月18日，梁兴初率领的红一军团侦察连占领哈达铺。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9月2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北上。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通过腊子口后占领哈达铺；8月25日，红二方面军六军进驻哈达铺；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到达哈达铺。

中央红军（不含跟着张国焘南下的原红五、九军团）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天天不是过年却胜似过年，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吃了很多苦。非战斗减员很多，除了部分逃亡，因为疲累、饥饿、疾病倒下的干部战士很多。特别是过草地期间。王平回忆录中提到，他所在的红十一团，过草地期间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200人。

军委纵队1935年6月18日到达懋功，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遣支队会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所谓“西进”路线，决定集中兵力向北进攻，并发起松潘战役。由于发现张国焘企图控制中央军委、改组中央领导，松潘战役一时难以进行。8月4日至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即刻北上。会后，张国焘又拒不执行这一决定。于是，中央军委不得不命令部队原地休整。所以原来费了很大劲收集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都被吃掉了，被迫二次筹粮。《林伯渠传》提到，从7月5日到8月25日期间，两次筹粮共115万斤（75+40）。

部队时时处处都在找粮食，把当地能找到的所有粮食，不管是藏族群众、寺庙的存粮，还是地里成熟或基本成熟的青稞，基本都吃光了。8月23日，中央红军开始离开毛尔盖，进入草地。这样，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了2个月有余。如果早点过草地，准备的粮食更充足一些，过草地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了。过草地饿肚子、眼看其他同志倒下却束手无策的经历，很多老革命的回忆录中都提到，我们后边专门再谈。

在哈达铺的几天是怎么欢快度过的？我们看看一些老革命的回忆。

一、杨尚昆的回忆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部队在哈达铺休息了几天。这里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有吃的。那一段路上实在饿得不行，整天想找东西吃。他吃过很多东西，牛皮鞋底也吃，皮带也吃，那些东西要烧柴火熬几道水，把硝熬掉，成为一块像油胶那样的东西才能吃。有的人饿得不行，就偷牲口吃。到了哈达铺，后勤部的叶季壮找了一个地方办流水席，有红烧肉、锅盔等，所有路过的干部都可以进去吃。

每个人进去前，叶季壮都要提醒少吃一点。饿得太厉害了，一下吃得过量，就会把人撑死。不但是人，牲口也一样。当地找不到充足草料，有的饲养员就拿麦子、大米去喂牲口。牲口也饿得不行，拼命吃，结果撑死了不少（林伯渠的马，从江西一路走来，在这里因为吃了二三十斤小麦撑死）。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一两块钱津贴费，长征路上没有机会用，就拿出来在这里买锅盔（大而厚的烙饼）。每个人都要背两三个锅盔。实在是饿怕了。

二、邓发的回忆

邓发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政委。他以化名杨定华于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从甘肃到山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才一两年，所以他的回忆无疑是比较准确的。

这篇文章中提到，邓发到达哈达铺的前一晚，是在大草滩村住下的。看热闹的汉回群众很多。部队纪律严明，询问群众可否允许他们进入村中宿营。群众异常亲热地表示欢迎，每家自动让出一两间房子给他们休息。当然，人多房少，大部分人仍是露营。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都感到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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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农妇觉得几位女战士言语行动分明是女子，但女战士穿着军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她们格外亲热地牵着女同志到自己家里，把所有女同志都“分走”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报有怀疑态度，所以触碰某个部位检查，搞得女战士莫名其妙，随后哗然大笑。验明正身之后，女同志被请上了炕，吃上了不错的晚饭。一般的战士没有这个待遇，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上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那是天壤之别。

第二天，邓发他们向哈达铺前进。离开大草滩村时，沿途的群众舍不得他们走（红军纪律、态度好是一方面，同时也是因为群众不舍得“财神爷”走吧？）。从大草滩到哈达铺有25里，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因为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后，国民党军队未前来进攻，红军获得两天休息时间，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邓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口号。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鸡鸭猪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大家吃得满嘴是油，眉飞色舞，喜气洋洋，相互见面时，不约而同地说“过新年啦”。有的说，在家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有的说，我十八岁了，除了姐姐出嫁那年吃过鸡，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吃。有的说，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之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吃。类似议论很多。

为了与群众联络感情，总政治部通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群众会餐。各个伙食单位都准备了一两桌客菜，请来一、二十个男女老少。回民不吃猪肉，就单独为他们准备一桌。

这样的部队，普通群众怎么会不喜欢？国民党部队除了吃拿卡要，哪里会请老百姓吃饭？交不出粮来，还要吊起来打呢！哈达铺的商铺多，红军没有打土豪。在别的地方，打了土豪，通常还给穷人发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有盐。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扩红不少，如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在云南东川、会泽分别扩红1000多人。除了宣传革命道理之外，关键还得给群众实惠，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成仿吾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在大草滩、哈达铺的经历，与邓发说的差不多。女战士成了回、汉族妇女追踪的目标。她们见了穿着军装、精神抖擞的女同志，十分惊奇，开始时带着怀疑的眼光，注视军帽下边的头发，看见胸前突起，经过严格“审查”，才放心地把女同志带回家作客。群众热情，物价便宜，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通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附近群众会餐，军民一家亲。

三、杨成武的回忆

杨成武时任红四团政委。他们到达哈达铺，正是一个晴天的上午。天蓝蓝的，庄稼地里长着黄澄澄的谷穗，成群的绵羊，农民三五成群地在地里劳作。前几天的路上还能见到冰雹、雪花呢，这反差太大了。于是，大家个个喜形于色，心情豁然开朗。镇上的老百姓很热情，主动腾出房子给红军住。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子里，周恩来与司令部住在一起。

总政治部根据当地物质条件和全体同志的体力消耗情况，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为了迅速恢复体力，全军上下，每人发大洋一块。因为哈达铺交通不便，物产运不出去，东西十分便宜。一只百来斤的肥猪（也不算肥嘛），五块大洋。一只肥羊，两块大洋。五只鸡，一块大洋。十个鸡蛋，一毛钱。蔬菜几毛钱一担。鲁大昌部队逃跑时留下了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数千斤，足够部队大大改善生活了。尤其是福建、江西、湖南籍的干部战士，一见大米、白面，顿时胃口大开。哈达铺的商人走运了，生意兴隆，而且利市三倍。

红四团的几个干部，加上通信员、警卫员、马夫，搞了一次会餐。找了一户汉族老乡家，借了锅灶，做了不少菜，并请了房东老两口一起吃。酒过三巡，谈得很投机，老大爷很高兴，把自己六十五岁那年用糯米和当归自制、准备等到七十岁生日时喝的一坛子米酒拿出来了。

第二天，党中央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大家到达哈达铺后都睡了好觉，改善了生活，擦了擦澡，许多人还理了发，见面时都觉得对方精神多了。

四、杨得志的回忆

杨得志时任红一团团长。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哈达铺这个小镇，只有一条一里多长的小街，人口比较密集，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他们讲的汉语不太好懂，但部队三个月来一直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进，能听到汉语，即使难懂也感到十分亲切。小街两侧都是青瓦房，有一座戏楼和一座小关帝庙，这些都引起了战士的极大兴趣。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因为有陕西、河南等地的客户，所以货物比较齐全。

杨得志不禁想起了红四军1929年下井冈山后第一次占领的城市，闽西长汀。这里有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白布、麻纸、蜡烛、毛蓝布、青洋布，还有绸缎、锣鼓等。团政委黎林从街上买回了白纸，还从一个邮差那里搞来了几张不知何年何月的破报纸，高兴得不得了。团部管理员谢象晃不仅买了蜡烛，还买了好多各种颜色的布，用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压根没考虑。

吸烟的同志有烟抽了，更是高兴。过雪山、草地之后他们就“断粮”了。在毛尔盖，有的烟鬼把树叶、干草搓碎，用从地上捡来的纸卷着抽。哈达铺的香烟种类很多，有单刀、双刀、摆飞机等，最受欢迎的是哈德门。哈德门好抽，而且每个盒子里都装着一张刘备、关公、张飞、周仓等历史人物的画片。这不是跟小浣熊干脆面里的水浒英雄卡片、奥特曼卡片盲盒一样吗？由于有这个玩意，一些不吸烟的战士也纷纷买烟，抽出画片来看，烟就拿来送人了。

杨得志跟团参谋长胡发坚说，让各个连把伙食尾子拿出来，买布擦枪，另外给每个号兵买一块长点的红绸子。胡发坚乐呵呵地说，你这次的指示落后了，人家早搞起来了。

五、张震的回忆

未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时任红10团管理主任）在回忆录中提到，哈达铺比较繁华，做买卖的不少，大家高兴得跳起来。自5月中旬进入藏民区之后，一路上语言不通，天天忍饥受寒，有钱买不到吃的和穿的，许多人身上带着银元，却活活地饿死、冻死了。在这里，大家首先是买吃的，不讲价钱，买到后就拼命吃。他带着两个通信员，买了3只母鸡、5斤面，还没有吃饱。不知为什么，总是觉得肚子饿。个别人由于吃的太多，竟被胀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还买来白布，染成灰色，做成军装，换下了五颜六色的服装，有了比较整齐的军容。

六、裴周玉的回忆

时任红十一团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部队到了哈达铺，大家见到这个有几百户人家、比较繁华热闹的市镇，再加上群众比较热情，感到回到家乡一样温暖，很多人都激动得流泪。此前几个月，部队都在四川的深山高寒、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区域行军，不仅语言不通，很少见到群众，而且经常饿肚子。哈达铺虽不是大城市，但市场上食品和其他物资很多。大家见到这些食物，馋得不行，便把自己积蓄的几毛钱或几块钱，都倾家荡产地拿出来购买烧饼、鸡蛋之类的食品，吃光拉倒。

他自己把当作宝贝一样在身上保存五六年之久、1930年打长沙时发的几块零用钱，在哈达铺的几天里，全拿出来和几个战友买烧饼吃了。有的同志把入伍时父母给的金戒指等物品也拿出来换成烧饼吃了。当时刚进入北方，大家还吃不惯小米、玉米、窝窝头，认为鸡蛋、烧饼是当时的上等佳肴。饿过肚子的人，愿意拿出全部家当，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以弥补营养不足，也显示了红军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互相友爱的阶级感情。

即便部队在哈达铺短暂休整，补充了体力，并且因为得知陕北苏区就在前方而有了希望，但很多人经过长途行军和长期忍饥挨饿，还是缓不过劲来。很多人骨瘦如柴，伤病号也很多。裴周玉回忆录中提到，毛、彭决定从哈达铺到陕北的一千里路，每天只走五十里，以减少兵员与掉队人员。大家都很拥护这一决定。但实际上由于敌情严重，并没有完全做到。

《黄克诚自述》中提到，部队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恢复。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黄克诚当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实在不忍心处理这些同志，后来有关审判处刑的事就不找他了。这是另一段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