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续一秒用完了 -- 胡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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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看了凤凰草鸡网的一个关于审判的视频节目,简直是无法直视

凤凰卫视审判新闻

感觉图们这个老革命简直无耻,就是硬干,不管怎么说,起码说明了那个直播就是个笑话。

一个老革命还沾沾自喜的说着自己的无耻的行为,无耻的审判,简直是离奇了,恬不知耻啊。

江腾蛟谋害毛主席靠571计划,这得多傻的说法啊。在这里也可以看凤凰草鸡网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就这,他们居然就判下去了,这种节目居然就能在凤凰台播放,简直是海外反华论坛啊。

太可笑了。

邓小平也是无耻到家了,居然好意思要求直播,真当自己能在历史一手遮天啊,以为搞点花样就完事了啊,就那点伎俩,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海外当时也是有反应的。

虽然没有改变历史多少,但是历史的真相并没有掩盖。邓小平办事就是粗糙野蛮,想怎样就怎么样,往往达不到目标。

法拉奇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等。对于她采访的这些人,法拉奇都有评价,喜欢谁、不喜欢谁,“爱憎分明”,甚至有夸大之嫌。法拉奇写的采访文章在世界各大重要报纸刊登,很有影响。她对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有时甚至到了尖刻、失礼的地步。正因为法拉奇的这些特点,她多次要求采访邓小平都被我方主管单位拒绝。但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去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那儿“走后门”。佩尔蒂尼是法拉奇父亲的朋友,当时刚好要访华,法拉奇就以此为理由说:“我帮你先去造舆论。”

佩尔蒂尼几次找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说这件事情,使馆立即向国内报告,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很快就批复同意。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说,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作为西方记者,法拉奇对毛主席有不少错误的认识,所以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文艺和其他方面。他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一些“左”的错误。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在她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极好。在谈话中,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邓小平反问她:“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问道:“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邓小平指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援助过中国,尽管不是无偿的。法拉奇最后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法拉奇对邓小平关于斯大林的评价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这是您刚才说的许多话中,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句尖刻的话使会见厅的空气瞬间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样挑衅性的问题?真不懂事!而且还很不礼貌。我很担心邓小平听了会不高兴,但是作为翻译,必须忠实地表达对方的意思。邓小平听了后,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一场关于赫鲁晓夫的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主席领导期间,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几起几落,但他仍那样尊重毛主席。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劳动,当时毛主席想保护他,没成功,但对他的安全还是很关心的;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又一次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应是两次,一次是兵败莱比锡后退位,被放逐埃尔伯岛;第二次是滑铁卢战役大败后,被放逐圣赫勒拿岛——编者注)。

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可丝毫不留情面,继续追问: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邓小平坦然地说: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也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后期有家长作风,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又转到邓小平的个人生活问题上来,她问:“您在江西做什么?”邓小平答:“一天劳动两个小时。”法拉奇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邓小平还说,是毛主席保护了他。在江西,毛主席安排人负责他的安全。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枉,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拍了几分钟的照片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笔者),还有一个记录员,就我们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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