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本来是接着河友的话，“就势”谈一谈政治体制与个人能力的辩证关系问题。

没想到王兄抛了一个“重振左派”的话题，

我有点被噎住了，隔了几天才缓过来回复。

你这个话题我现在还是很难接，因为过去几年观察社会，观察世界，包括回顾历史，越来越让我感受到那个很陈旧但是朴素的道理：

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无法超脱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能够跳出自己的阶级立场去看问题的，少之又少。

所以谈到“左”，“右”的问题，那么必然接下来就牵出以下问题：

1.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定义问题）

2.左和右，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价值问题）

3.怎么去实现左，怎么去实现右（操作问题）

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无论是政治思想史还是键政学派，都已经吵吵无数回了。比如平等是左，自由是右；社会主义是左，资本主义是右；激进是左，保守是右等等。

但是看来看去，最后仍然觉得毛主席的定义是最准确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假如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看做一根轴的话，那么首先要去确定的是“当下”这个点；在明确了“当下”的位置后，那么，越过“当下”，靠近“未来”那一侧的就是左，而靠近“过去”的点就是右。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缺陷，比如先假设了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永恒进化的过程。我们知道人类史上也有倒退和反复。但整体上我们先认为这样的设定是对的。

然后，就到了最争论不休的“左”和“右”到底谁对，或者谁更好的问题。

在这点上，我得先开宗明义地说，我自己早就坦承，我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河里争论最多的两件事：二十大和防疫放开。在之前的讨论中，我曾借助《雍正王朝》里的典故与其他河友一起分析讨论当下的时局。

有位河友问：你们都是河里立场偏左的网友，怎么会借助封建典故来分析当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呢？

这个问题就有点让我“噎”住，我也没法回。因为在之前的若干讨论中，我确实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似乎接近左派。所以如果我事实上“沾”了左派的光而又不承认自己是左派，那么显然有揩油沾便宜又不认账的渣男作风。

但我又确实早就说过自己不是左派，这里继续讲一点自己早就讲过的观点：我也从不认为西西河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立场是左。从过去，到现在，它一直是一个偏右的网站。

这里面就要借助毛主席的定义。简单地说，假设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但实际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么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越向社会主义偏就是左，越向资本主义偏就是右。所以这里的“左”、“右”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动的。

那么，如果现在社会的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形势的动荡，实际已经在向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一侧运动，那么用封建典故来分析当下时局，那就不是左或右的问题，而是恰逢其时。更不用说中国的官场形态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时代的官僚模式。

能侧面佐证这一点的，就是美国“左派”不惜用作弊破坏民主制度，也要把川普干下去，而普京更是不惜开启二十世纪之前的封建割据开疆拓土模式也要为俄罗斯打开生存空间（所以不要认为我有多“恨”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同情她）。

同样的，在西西河草创的那些年，网络的泛中文精英汇聚在西西河，因为大家有一个守护中华文化并发扬光大的远景，而那时中国的大部分民众（包括海外）还整体属于向中产阶级迈进、融入世界主流经贸体系并与之竞争的大态势，换句话说在努力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这时候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偏左的。

但当时迁事移，中国的主流人群在世界上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尤其精英阶层不满足于现状，要求平视甚至俯视世界的时候，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立场就在河里越来越凸显，这也是河里的主流意识形态光谱明显偏右而很多人不自知的原因，因为地位变了，但“超越”这一点没变。

而同时，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劳资矛盾凸显、甚至统治阶级与中下层民众“渐行渐远”的现状，如果按照“左”的传统视角，当然要大加批判，而如果将其作为超越其他民族的必要代价，则必须作为“必要的恶”而生生咽下。而这又会被认为是“右”了。

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你在每一个问题上的立场，未必能“顺延”到下一个问题，这里面第一有随着阶级立场的流变，比如我在面临比我低的阶级和比我高的阶级时，可能我对左右的判断完全相反；还有就是对当下形势的认知，可能“好”与“坏”或“悲观”与“乐观”并存，这就造成很难在事情上获得简单化判断。

所以那位河友在此贴中骂我“小资”，这也没什么，“道”不同，“分道”扬镳也是迟早的事。但道不同，也不意味着不可以在某些具体的人和事上取得一致。只是这个“左”“右”，在我看来更像一种人设。

那么第三个问题，如何实现“左”，如何实现“右”？这里面首先还是从阶级立场来说。我个人观点，“重振”或者“培植”左派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必要，因为很多人在立场上天然就偏左，比如学生，部分下层民众等。

学生因为不介入社会主流生活，没有经济基础，加之一腔热血理想主义，天然的容易偏“左”。但这一点也是辩证的，我党起家于学生运动，同时也差点“颠覆”于学生运动，所以对学运有非常复杂和暧昧的态度。近的A4纸运动不说，远的，如佳士维权等。

我看过佳士运动组织者总结整个活动的文章，除了事实细节，其中百分之六十都充斥着惋惜和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对于运动的主体学生群体，组织者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抱怨学生的幼稚、不成熟、不坚定、缺乏主心骨、缺少韧性、斗争意志薄弱等等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这也是历来所谓运动的组织者最大的难题。

如果说缺少思想纲领的话，倒让我想到另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高校中曾经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夜之间被“扫荡”一空。

而学生的行动力，除了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感召外，却也总是脱不了一种荷尔蒙冲动的嫌疑，这里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英达演的那坤的一句台词早就说透了：学生们不都还没娶过媳妇儿么，火力旺，又没钱找姑娘，总给有个地方撒撒火是不是？

说这么多，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当下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里，本身就存在着偏“左”的成分，那么就自然有扶植、或者说“重振”左的空间。相反的，假如一个社会人人都渴望赚钱，都相信社会竞争物竞天择，那么你跟他说“左”，也会被嗤之以鼻。

就像前几年，有人在河里转帖一些老左派的理论文章时，被群起而攻之，言下之意就是一句话：左派是屌丝。

而之前河里新民族主义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一直抨击，就是因为民族主义虚火太旺必遭反噬，那时候我就说现在是泼水，以后我可能就要倒油了。

而在经过八二和疫情防控的连续打击后，民族主义大棋破产，这时候，形势上本身就是左派抬头的时候，是不是要刻意去扶植，从当权者的利益且不论，从我个人来说，其实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过。

问题在于，难道那时候就是偏右的经济基础，现在就偏左了吗？确实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更大的问题其实是人的认知偏离了当下的社会基础。

所以左和右各自不能成就的问题，本身除了左、右自身的理论缺陷和不能自洽之处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当下的经济基础、社会基本面与民众普遍认知水平。

所以右最大的问题，是拘泥于眼前利益，不知道时迁事移一切都在发展变化；而左的问题，是常常有一个理论上的价值悬设，眼中只有此，不见其余。

就拿河里争论的“定于一尊”来说，右派反对，是因为没有分权制衡，左派反对，是因为没有贯彻“群众路线”。

从右派观点，指望利益集团的自身博弈互动，来给平民阶层一种相对平衡态，这是西方民主的主要理论基础，从客观上来讲，它无法应对社会层面的大变、巨变，尤其是经济社会的拐点段。所以西方在面临经济危机和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回潮等执政危机时，“毅然决然”哪怕作弊也要让拜登上台，体现了西方“壮士断腕”，或者说撕破脸皮的勇气。

那么回到东方，左派自己天天念叨的“群众路线”，我从没见到谁展开来细细讲清楚，群众路线的一二三四是什么？

而我早已通过回顾文革证明了，“定于一尊”与“群众路线”本来就没有本质矛盾，文革不就是毛主席“定于一尊”带着一堆群众联手打击中层官僚么？而至于这个“一”是不是担当此“尊”，这是个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

所以回到王兄的问题：扶植左派，虽然经济基础确实不会自发产生社会变革，但经济基础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醒”变革的必要性。所以即便有意识的政治运动或者变革，也要首先到经济基础、社会基本面中去寻找同盟军。

而，一，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在过去十年的政治实践中确实得到了部分恢复，这个是客观的，也是有效的。

二、定于一尊，官僚集团和改革的实务派官员，是体制里相互牵制的三股重要力量，而从二十大人事安排来看，实务派上位已经是既成现实。

三、至于西方白左，过去十年的实践证明用新民族主义的“右”来对抗西方白左是个失败的路线，第一这两者本来就不是一个赛道，西方白左的前提是全球化利益集团对抗各国保守资本主义集团而搞出来的文化怪胎，而中国资本主义本身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白左在中国本就没有群众基础，而全球化利益集团通过宣贯得到的那些个所谓“拥趸”，一次新冠就灰飞烟灭。

第二新民族主义的入关故事只能讲给本国人民听，不具备任何对其他国家的蛊惑力，所以它说穿了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而之所以部分国人会受白左影响，第一是因为自身利益边缘化从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找不到代言人，二是，无论资本右，民族右还是社会左，文化左（白左），对于社会经济有强链接的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自然会选择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像自由市场如果天天能赚钱，那么社会左自然不攻自破；对社会经济有弱连接的人，比如学生，年轻人，社会边缘人或者寄居的啃老一族（中国疫情之后这一群体数量必然增加），那么解法是第一恢复他们与经济基础的联系，第二，有一种更为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能将他们吸引过去。而社会左具不具备这样的吸引力，就要看这一代左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四、用于对外进攻的问题，这个我已经说了，新民族主义实践在过去十年完全失败，主要原因倒不在民族主义本身，赵鼎新教授早说了民族主义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嫁接（永不过时）；而是新民族主义者对世界形势及自身实力没有客观的认知，过于高估形势的乐观性，对于未来做了不切实际的预测与许诺，结果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大失所望，被抛弃本来就是应有之意。

但社会左是否具有吸引力，就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经过经济危机的洗礼和各种乱象后，哪怕西方，社会左派思想都有一定回潮，这也是陈平所提醒的：“防止西方拿起马克思主义武器来攻击中国”，虽然听上去很荒谬和吊诡。

但这里还是有几个问题，第一是西方主流群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意识形态战争中打着左旗仍然不具备对外宣贯的天然优势，主要仍然是对内；

第二，现在并没有一种现实的政治理论、思想能够统御全球。我说的统御还不是指现实中的征服、教化全球，而是从理论上解决现有问题。

比如，左派理论如何解决现有的经济危机？左派理论如何应对民族-国家范式仍是世界大多数政治体的现实选择？左派如何解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政治实践最后都是左派失败（一直是卢瑟，从未被超越）？

从这个角度讲，恐怕还是要回到那句赵本山的话：不看广告，看疗效。所以现在我很多时候也在收敛跟人辩论的欲望，因为通过辩论去说服人，是个非常低效的方法。其效果还不如写篇抒情散文，或者像别人说的，做些“神棍”式的预测。

因为“神棍”预言至少还是可以验证的，或者说可证伪的，因而它是科学的；而左派如果希望自己的理论有号召力，不妨说说：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世界经济总危机？如果能说出个一二三四，而不是泛泛的群众路线、分配平等、抚平阶级等，那我想左会有自身的感召力，而不是总是躺在昔日荣光上，要求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