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但“改土归流”也好，从战国秦汉就开始向南方扩张也好，都不是什么和平的进程，更不是什么“种地-防守-反击” 模式。而是主动扩张。

明朝征服云贵高原的初衷是为了解除元朝梁王对帝国侧翼的威胁。为了尽快消灭蒙古的势力，对当地归顺的土著力量基本没有任何变动。但是随着帝国的安定，理顺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部落关系自然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此开始了贯穿明清两代近六百年的“改土归流”政策。

从表面上看，这个政策无非就是逐步的把当地世袭的土官用朝廷直接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官来代替。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历史事件偏偏发生在明清两代而不是其他朝代？这就不能不提到三个重大的因素：火药的发明和使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膨胀。

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人口的增长突破了以前低产农业的限制。据某些专家的估算，明朝鼎盛时期的人口超过六千万（一般认为这个官方数字只算户数，所以偏低。很多人认为明的巅峰人口应在一亿左右。），而清朝鼎盛时期的人口则是四亿五千万，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现代农业的所谓“绿色革命”没有发生以前，即使有了高产作物，也必将导致边际效应的递减，从而引起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更何况随着王朝的日益腐朽，土地兼并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自耕农越来越少。帝国能够直接控制的财源遂不断为地主阶级所侵蚀。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的产出。明朝的人口基数虽比清朝小，却不如清朝注重商业，于是连商业上的补贴也难以得到。这迫使帝国把目光转向获得更多能够直接收取赋税的土地。这表现在帝国政策上，便是扩张。

扩张有两种。一种扩张是对外的，如汉、唐、清的对外扩张。这主要是为了消灭直接威胁帝国的外敌，或潜在的外敌，如汉面对的匈奴和羌，唐面对的突厥和吐蕃，清面对的卫拉特等等。这类扩张所得到的土地可以为帝国带来战略纵深，却未必能够带来更多的赋税。

另一种扩张，则是帝国内部半独立王国的消失，帝国的权力日趋中央集权。这个现象不仅仅在明清两代的中国上演，也同时出现在大陆另一端的英、法、西班牙诸国。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更为集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系统管理的优化，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了由于权力分散而带来的损耗，从而使国家能够在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最大程度的进行调控。

对中国西南地区来说，由于多山地，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之前农业的产出并不多。中原政权如果直接统治这些地区，不但未必能够得到赋税，反而有可能为了维持当地的稳定而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补贴。如果发生反叛而采取军事行动，在经济上很明显得会得不偿失。因此，使用世袭的当地土官来治理从而形成一个缓冲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一个明智选择。然而，当美洲高产作物引进之后，以前产量不高的穷山恶水的农业产出有可能成倍增加。帝国对此进行直接统治成了明显有利可图的行为。帝国的扩张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火药的发明和使用为这种扩张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在火药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之前，所谓拥有先进文明的农耕民族与周边的“野蛮人”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军事优势。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说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依仗着他们的高速机动能力而使帝国军队疲于奔命，南方的少数民族依靠崇山峻岭，一样限制了帝国大规模集中使用兵力的能力。即使武力强大的蒙古在夺取天下之后，对西南地区也只能采取土司制度。

到元末明初，火器已经开始在战争中普遍使用。到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改良火炮和火枪的传入，中原王朝对周边部落的战争模式开始从冷兵器占主导到冷热兵器混合。而清朝能够建立仅次于元朝的版图，火药的威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火药的应用，使得帝国在对不掌握火药技术的敌人作战时能够投入相对较少的兵力从而使农耕经济能够支持更多的军事冒险。这样，从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掌握了火药技术的众多帝国的扩张过程。在西方，这表现为用火药征服新大陆的过程。而在中国，则表现为帝国直属领地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以前名义上臣服的独立地区被纳入了帝国的行省。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火药技术被蛮族掌握，尤其在欧亚大陆的北方，火药和蛮族惯有的高速机动能力相结合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蛮族手中完成了。满清的高速扩张，俄国的崛起，奥斯曼土耳其的成功，甚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建立都不能不感谢火药的运用。

因此，“改土归流”政策在明清两代愈演愈烈与其说是某个皇帝的心血来潮，倒不如说是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滚动趋势。

中原王朝的“改土归流”并不是为了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进一步榨取当地的资源。所以“改土归流”之后，当地民众的负担比之土官统治时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为加重。仅以赋税而论，额度是在不断增长之中的。例如据万历《云南志》记载，云南万历初年夏税为麦三万六千一十九石，秋粮米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九石，这个数字比明洪武二十六年增长了一倍多。

这还仅仅只是实物赋税，而且是产量并不高的麦和米。实物税之外，老百姓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土产贡纳。这类贡纳有实物形式的土产，至明中期以后则多折合钱币。明朝的苛政之一是派往各地的矿监、税监。西南地区也不能幸免。例如西南并不产金，明朝却规定西南每年必须缴纳黄金。数额从明初的两千两一路增高到数万两。

而随着移民的进入，民族矛盾也空前尖锐起来。西南土地有限。自明朝开始汉人大量进入。开始是以卫所军屯的形式，逐步又有流放、迁徙等形式移入。大量的移民逐步把土著少数民族逼入山地。而掠夺土著土地的方法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明清两朝派到西南的官员大多贪污成性。盖“千里为官只为财”。西南地方贫瘠，生活困苦。到这里来做官并非美差。而肯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得来到西南自然不能没有回报。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官员俸禄微薄，不搜刮地方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于是即使品行端正者也不免收受贿赂。可是西南本就贫瘠。搜刮之下普通百姓更为困顿。官员的贪污使得官府根本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与之相伴的是贯穿明清两朝的西南诸族的武力抗争。这些武力抗争往往一呼百应。不但穷苦农民的起义能够得到广泛的相应。土官因各种原因的起事也能得到大量贫民的支持。

纵观明史，西南几乎年年都有叛乱。其中有各族被迫的起义，也有世袭土官的反叛。比较大的如广西大藤峡起义。如1450年，高（县）、珙（县）、筠（连）、戎（兴文）的夷人反抗汉官“下砦征粮害我”，进攻县城。正德年间，都掌蛮发动起义，明军14万人围剿，镇压了起义。而万历年间苗族土官杨应龙和天启年间奢崇明、安邦彦的举事，则属有割据野心的世袭土官的反叛。明朝在初期还能以自己的兵力加以镇压。到了中后期军事腐朽后就只能依靠一批土司来打另一批土司，即所谓的“以夷制夷”。有趣的是，上个行动中的“藩属”，到了下个行动就有可能成为“叛贼”。

与清朝相比，明朝对于西南的经营是相当失败的。明朝闹到最后对四方蛮族的终极应对措施是修长城。不但在北面修。在湖南境内为了防备湘西的苗族也修了个南长城。示弱已极。大家都“改土归流”。但明朝鲜有成功的例子。即使表面上派了流官，事实上也还得靠当地土著来统治。而清朝之所以能够成功，大量的移民应当是其基础。当然，和本朝的解放奴隶，改变生产关系相比，清朝就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