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学曾国藩，各自学出啥名堂？ -- 狂草舞茅

王阳明心学，其核心理念是“致良知”和“为善去恶”，方法是“知行合一”。

听起来不错，但心学流行造成弊端丛生。

首先弊端来自于心学的逻辑悖论。

王阳明说我们和圣人都有良知，但是被私欲遮蔽了。嗯，这个没法做实验证伪，姑且认为是对的。但和“为善去恶”结合一起，悖论和弊端就出现了。

王阳明说“致良知，需要为善去恶”。但如何判断具体一件事是善还是恶？王阳明说“用你的良知判断，你的良知自然知道”。

但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我们的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了。用沾染私欲且充满个人主观色彩的“良知”去指导“为善去恶”，那不就是私欲大行于道么？通过对明末历史观察，实际结果也是这样。

其次，更大的弊端在于“知行合一”。如果你是圣人，知行合一，自然是把圣人之“知”变成圣人之“行”。如果你的层次离圣人太远呢？反而变成“我学了那么多，做不到也没用”，那还不如“少学点，这样也能做到，以保证知行合一”。于是自己就会放弃思考学习，放弃对“知”的探索和努力，进而降低“行”的标准，最后变得懒惰且自信还洋洋得意。但对于别人，就当别人是圣人，拿圣人的道德去绑架别人。明末历史说明这个弊端也不是空穴来风。尤其那个泰州学派，集合了一堆粗陋不堪的不入流知识分子，除了一堆杂七杂八的说教，学术上可谓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就。

总之，心学在明末盛行，导致了：

1.唯道德至上论盛行，道德绑架，大帽子横飞；

2. 功利主义、反智主义盛行；

3. 不愿意深入思考，学术粗陋，缺乏理性，缺乏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细致分析。

上述都是导致明末党争，士大夫纵欲废行，道德沦丧的原因之一。难以想象经年累月嫖宿妓院还“知行合一”写黄色小说的知识分子，能抵御外侮，领导民族复兴。

可以说，心学每一条都是和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和实践论完全反着来的。坚持“心外无物”又怎么可能穿上草鞋走“群众路线”？！

曾国藩呢？他和典型的湖湘学派学者一样，在思想上继承程朱理学的“理”，道德上严格要求“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刚开始他不仅拿这条要求自己，还要求别人。但清末官场何等腐败，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愤青兼傻逼。结果他先在北京官场遭到集体排斥，混不下去。然后在长沙官场反复受挫，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跑去衡阳练兵。之后在江西官场被视为怪物，水火不容。他任命的厘局收税士绅被江西官员绑架暗杀还不敢追究。和他关系好的江西士绅办团练和太平军作战积极，江西官场不给经费，不保奏，不救援，甚至关进大牢，严刑伺候。

挫折多了，曾国藩不得不在表面上和腐败的官场“同光和尘”，不再拿圣人道德要求别人，只是自己严格修身而已。

但他一直勤奋俭朴。他挑选有操守能治民的理学士绅们一起组建湘军军官团和幕府，这些人和他一起穿粗衣，食粗粝，和士兵一起凌晨出操，风雨无阻，一起站墙子，军营风气直率单纯，生活朴素，军官团望之如老农。

方法论方面，曾国藩则不仅远胜心学几十条街，还超出了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把湖湘学派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具体而言，曾国藩在北京的翰林院系统学习了清朝盛行的考据之学。考据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始版儒家经典教义。它要求先怀疑书籍，提出假设，后层层结合证据抽丝剥茧，如果假设被支持，就接受，如果被证伪，则否定，如果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就继续存疑。这有点类似科学实验的逻辑思维。

通俗的说，心学就是一帮浅陋粗鄙之徒不仅不谦虚学习，还随心所欲指导实践。格物致知往往是套用貌似合理的理论解释现象却不加以检验。曾国藩在方法论方面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逻辑。

当然，曾国藩是湘军统帅，无机会考证古书。但他用此实证方法检验作战方式的有效性。无论对古代兵书（包括所谓的戚继光兵法）和军事装备都用近似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检验，形成了湘军兵制。尤其水师，一船一炮皆亲力亲为。然后标准化流程化，严格推行。

总之在方法论方面，曾国藩超出当时知识分子一个维度。

毛主席则更提升一个档次，吸收了中西方哲学的精华。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归根到底可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这四个字，不仅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招牌，也是岳麓书院的牌匾。

毛主席对其哲学思想的实践，不仅对中国社会完成了彻底改造，还实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的复兴，彻底扭转了民国在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买办黑社会分子治下腐败堕落，道德沦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