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肖云 （pupu) 因新冠去世，军迷应该都认识他。 -- nanimarcusboy

1、在全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具有先天的进步性。

1980年代以来，不断有史学家甚至主流媒体打着拒绝脸谱化的幌子给军阀吴佩孚洗白，称吴佩孚“私德不错”，不出洋、不入租界、不置私产、不纳小妾，“是个有局限（制造二七惨案）的爱国者”……

不可否认，“不出洋、不居租界、不置私产”的吴佩孚，与他同时期的那些腰缠万贯、生活奢靡的军阀相比，的确是个异类，很早就重视舆论的吴佩孚也一直自我标榜“爱国”，但他爱的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劳动人民的国”。

五四运动时期，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发通电支持五四运动，他的四大政治主张也有“保护劳工”一项，但这些都是他笼络人心的伪善做法，以至于中共二大宣言还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然而，吴佩孚仍旧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对工人阶级进行极端残酷的压迫，不肯对工人阶级作一丁点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影响了他的财政收入，就立即大开杀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保住地盘，要么依附于这个帝国主义、要么依附于那个帝国主义，吴佩孚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像张作霖那样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宣讲抗日主张），但吴佩孚私下同英美等西方列强进行的交易也并不少，以换取英美洋行在其制造武器方面的支持……

吴佩孚的所作所为，或许的确不是为了谋私产、谋小妾，但他谋的是政治野心和个人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不断挑起内战、争夺地盘，使其治下倒毙于饥饿、疾病、战乱的国人不计其数；他一面标榜“保护劳工”，一面又从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只是把劳工当作充盈财政、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和牛马。

晚年的吴佩孚为了东山再起，最终还是遮遮掩掩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对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大加赞扬，这再次说明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希望不可能寄托在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身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反动剥削阶级“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吴佩孚式的“爱国”，在今天的舆论场仍然很有市场，这是吴佩孚在今天被洗白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还是那句话，“蒋介石的国，让他自己去爱吧！”

2、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篇洗白军阀的文章写道，“1920年代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三个秀才”，一个是当时的湖南省长、前清举人出身的赵恒惕，一个是当时的“广东王”、前清秀才出身的陈炯明，还有一个就是同为前清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刽子手陈炯明，要洗白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将洗白的对象转向了“私德不错”的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22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晚清统治的速朽，让吴佩孚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失去了上升通道，于是转而入伍，加入了淮军聂士成部，辗转成了北洋第三镇曹锟部下的一名管带，自此开启了他的军阀生涯。

如上面所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不谋“利”，谋的却是“名”。在一个“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吴佩孚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没有丝毫的同情，没有“心事浩茫连广宇”，有的只是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实现。

相较之下，且不说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到长辛店与穷苦工人打成一片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就说大律师施洋，他同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有着颇丰的收入，行走于上层名流中间，却最终走上了与吴佩孚截然相反的道路。

施洋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后创办了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由于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毫无公平正义的悲惨境地，施洋毅然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立志维护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于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武汉从事律师职业。

那时的施洋，身穿缎子马褂、手拄文明拐杖，完全是一副豪绅阔佬的打扮。以至于1922年施洋入党之时，恽代英等同志还疑心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政客。

其实，作为一名律师，施洋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为广大劳工伸张正义。不仅为劳工免费打官司，还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无偿接济贫苦劳工、车马夫们，以至于他的妻子时常埋怨，“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

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运动、开展救援活动、组织并援助工人斗争。

1921年底，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施洋在湖北发起“驱王（湖北督军王占元）运动”，还专程跑到长沙，向搞过“驱张运动”的毛主席学习。当时尚未入党、还保留着侠客气息的施洋甚至拉着毛主席与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一起义结金兰，结拜为异性兄弟。

1923年2月15日、农历的大年三十，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惨遭杀害。被捕前，他告诉妻子，

1939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一上来就回忆起了只比自己大四岁的“盟兄”、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施洋烈士：

施洋律师和军阀吴佩孚的例子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如果连对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共情”能力都没有，必然会沦为可耻的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走狗。

3、林祥谦是今天打工人应当学习的楷模。

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主人公李玉和就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李奶奶向小铁梅讲革命家史提到了这段历史：

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邀请李玉和“赴宴”，就曾拿17年前在江岸的铁路医院给李玉和看过病的经历“套近乎”，李玉和则回答说：

鸠山为了劝李玉和投降叛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最终，严词拒绝了“为自己”的“最高信仰”的李玉和，为了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英勇就义。

林祥谦就是比艺术形象李玉和更加真实的英雄人物。

面对刽子手的威逼利诱，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毅然决然地回答：“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23年4月，毛主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专门介绍了林祥谦的事迹，说：

如同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红灯记》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林祥谦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映照了这句话。

1892年10月19日，林祥谦生于福建一个造船厂锅炉工的家里；14岁进入马尾造船厂当学徒工、学习钳工技术。在造船厂里，林祥谦性格耿直，多次与工头发生冲突，并且敢于为工友打抱不平，因而被工头怀恨在心迟迟不能转正。

随着洋务运动走向失败，马尾造船厂日益破败，大批船厂失业工人拖家带口，千里迢迢地来到汉口谋生，其中就有林祥谦。

尽管远离家乡，林祥谦却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因为常为工友打抱不平而在江岸工人中较高的声望，成为福建帮口首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是下层社会群体“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单个工人是无法抗拒来自资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压迫和排挤的，因而工人的联合与互助就成为自发的需求，帮口这种富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结社就很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工人的互助团体形式。

1921年12月，随着中共早期工人工作的开展，林祥谦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2年夏天，林祥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易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斗争性强、办事公道的林祥谦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7日深夜，在领导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血洒江岸、英勇就义……

这样的林祥谦同样断然拒绝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灌输的“为自己”的“最高信仰”，选择了舍己为人、舍身取义；而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却已经将这个早已被新中国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高信仰”重新打包了回来，正在培养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给打工人灌输进了“奋斗成功学”的迷魂汤，让打工人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甚至自相残杀（内卷）。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祥谦的事迹是应该被今天的打工人广泛知晓的，这也是二七大罢工不该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