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 “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