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追夺出身以来文字 -- 孟词宗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历时57天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

此次整风运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三个：即所谓“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刘伯承、萧克，以及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粟裕。

这次批斗，既突然，又猛烈，而且上纲非常高。

在接到军委5月24日要在中南海召开小型会议的通知时，粟裕对于会议内容却毫不知情。

然而，等他去了以后，会上猛批他“争权”、“反领导”等，这一系列罪名给他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

尽管他曾试图将这些名词与自己的过去、现在联系起来，但还是搭不上边。

不仅粟裕感到突然，就连在场的几位元帅，也感到突然。



批粟裕时，围绕的主要焦点，往大了说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往小了说就是彭、粟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粟裕这样的人而言，很难做到不得罪人。

首先，他战功赫赫，在军中的声望极高；其次，他不逢迎、不苟同；第三，他不圆滑，且棱角分明。这三点如果运用不当，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批斗逐渐升级，军委扩大会议随即增加至1400多人，几乎囊括了全军军以上单位的主官，影响扩及全军。

此外，当时参加会议的三位元帅，除了林帅有过表态外，贺老总和罗帅全程几乎是一言不发。

当然，他们很清楚粟裕的为人，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自然不必过多辩解，如果表态的话，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

受到种种“罪名”指责的粟裕，备受压力。

尽管他知道这些指责充满了水分，但为了顾全大局，粟裕还是在家中自我封闭了七天，苦思冥想这所谓的“检讨”该如何写。

他在各种大会、小会上检讨了8次之多，而每一次检讨，他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的话，说到某个地方，觉得实在无法继续要作解释时，立刻就会招来更严厉的批判。



无论粟裕怎么检讨，无论说多少违心的话，但一直没能获得通过，最后他只能求助于夫人楚青。

他对楚青说：“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老将的心酸与无奈，不由得让人心疼。

夫人在看完他的那些检讨材料后，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想：“这不是‘胡编乱造’吗？”

确实，在这一份份检讨书中，有很多都是不实的。毕竟都没有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怎么能写得出来呢。

但为了能“通过”，楚青还是不顾实际地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全部兜了下来。

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果然顺利“过关”。

以至于回到家中后，粟裕还对夫人楚青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将军的这句话，不知饱含了多少的痛苦与无奈。

然而，这次检讨虽然过了关，但粟裕还是得继续背负着这些罪名，接受组织的处理。

事实上，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可谓鞠躬尽瘁，既没有失职的行为，也没有越权的举动。

相反，他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功劳的。

但他的工作精神却没有得到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的欣赏，以至于工作中常常受到掣肘。



粟裕与彭德怀，两人是行伍出身，且都是带兵征战的主将，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专家，具有超强的决策意识和决断能力，且都具有大局观、战略思维和战略头脑。

当然，这样的人，其性格特点也极为鲜明，行事也果断，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然而，这样两位优秀的将领，在战争年代却鲜有交集，直到1952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成为粟裕的直接上级后，两人的交往才逐渐增多。

但两人的行事风格、人生理念，对事情的见解方式的不同，加上程序、沟通上的不畅，使得两人在工作中和私底下的关系都不是那么的合拍。

不过，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性格上的差异难免会有，工作上的分歧也更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当时我军才刚刚从战争环境下走出来开启正规化进程，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粟裕的批斗会上，个别人毫不留情，对粟裕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上纲上线如此之高、处理如此之重，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给粟裕扣上的那顶“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大帽子下，指责的内容基本都是无中生有。

比如什么“一贯反领导”，“同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要权、争权”，“告洋状”，“里通外国”等等。

此外，当时一些人还因此鼓噪“将帅不和”，要求大会进行批判。

随着会议上要把“将帅不和”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向来直率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他说道：

“那就扯开，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

尽管这句话里面有严于律己的方面，但总体来说还是欠考虑。而如此小题大做，只能造成将帅两败俱伤，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而与萧克等人的“集团”帽子不同，挨批的粟裕是被当做“个体”专门提出来的，是所谓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然而历史总是那么地奇妙，短短地一年后，彭德怀也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



不过，在“庐山会议”上彭挨批的时候，粟裕表却现得很平静，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趁机为自己的申诉。

当时粟裕的一些老战友曾建议，让他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情提一提，甚至直言：“如果你不便说，就由我们来说。”

但粟裕却回答：

“我不愿在彭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粟裕作为开国“十大将”之首，其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不朽之功勋。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粟裕大将始终坚守初心，不忘使命，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当然，彭老总作为开国元帅之一，其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军委工作这七年，他都兢兢业业，其贡献在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都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然而，对于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错误批斗，也使他极为心痛，这也成为了他难以抹却的懊悔记忆。



1958年8月31日，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由彭德怀的老部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大将接任。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曾回忆：

“粟裕同志任总长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当然，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们也不必过分纠结谁是谁非，我们只需在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