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被判死缓，希望是真的 -- 睡醒的猫

1969年1月17日，北京知青进了关家庄村。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常年躺在炕上的老婆婆也被人抬了出来。人们聚在知青窑洞前的院子里，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山坡或窑顶上张望。知青们被老乡团团围住，好奇的眼光在他们脸上、身上扫描。

一群孩子在人群中挤进挤出。男孩子们用陕北话问知青：“有报纸了吧？” “有。”孩子抄起报纸跑回家给妈妈留着糊窗子。

“有橡皮了吧？”“有。”孩子握住橡皮咧开嘴笑了。

知青们为了拉近情感，尽量有求必应，从箱子里、书包里翻出各种小物品送给他们。全新的、艰苦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使孙立哲走上行医之路的是这么几件事。

那天关家庄的老乡到公社接知青，背起孙立哲格外沉重的大木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书。史铁生指着它对老乡们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史铁生这句玩笑像是一个预言。

其实，下乡之前倒是史铁生自己参加过街道组织的“红医工”培训班，还带下来一整套针灸的家什。他带着孙立哲和曹博、李子壮一干人等访贫问苦，拿着《农村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孙立哲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针就弯，一紧张针也拔不出来。

知青下乡时正赶上村里在暴发流行病，症状是发烧，而且一下子就40度，开始一个人倒下，接着全家都躺下。

“额妈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一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孙立哲他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语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这“难活”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可不就难活了嘛。

农民汉子叫高天亮，他们家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儿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知青们对着《农村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知青们把带来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全都拿出来，结果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

村子里严重缺医少药，老乡们生了病没有地方看，据说多年前曾有解放军的医疗队来过，待过三五天，给每个村子留下一个听诊器和体温表就走了。

一周后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窑门对史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史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发紫泛出了汗珠。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如何给人看奶，再说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啊，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的。

史铁生脑子来得快，连忙指着孙立哲对队长说：“他行，他专业！”

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在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多，皮肤涨得晶亮透明，用一条宽布带子吊着，疼得吱哇乱叫。孙立哲把刮胡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婆姨肿胀的乳房上划开一个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结果队长婆姨的乳房真的是不疼了。

史铁生被孙立哲回来后讲的“手术”经过唬得半天没合上嘴，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孙立哲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地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

这件事被史铁生记在了心里，后来引用在他的文章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孙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孙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

村里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已经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孙立哲就找了一把知青从家里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就和史铁生商量借了他的木刻刀。

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候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孙立哲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告诉他说，我一喊你也大喊“啊”。孙立哲一拔，他一“啊”，牙根拔出来了。

有一件事更坐实了孙立哲这个“祖传神医”的称号。那天知青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孙立哲的名字。孙立哲赶到那儿一看，大树下的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是这家的儿媳妇跟婆婆闹架，上吊了，放下来早没气了。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大树下，正在商量后事。

孙立哲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他想起医书上说的涌泉穴，于是就用针猛扎那婆姨的脚底，让别人抬着她的脚，双手用力双脚同时扎，突然躺着的人喉咙里“嗝”的一声，有救！接着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说孙立哲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史铁生事后评价：这事说明孙立哲反应极快，极聪明。

孙立哲就这样走上了在陕北农村行医这条不归路。

行医生涯

孙立哲在给老乡看病

1969年4月，队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第一批“赤脚医生”有孙立哲、杨柳青、冯国发、徐有财和高善明。孙立哲和杨柳青是北京知青，冯国发等是当地的回乡知青。

他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3角钱。3角钱的概念，在当时相当于10个鸡蛋、1斤半盐。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这些赤脚医生的报酬则采取由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解决。

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在屁股上，蹲不能蹲，坐不能坐，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的罪。孙立哲为他仔细检查，对老人说：“我来想办法。”

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病了，队里让孙立哲陪着回北京看病。孙立哲的姐姐是酒仙桥医院妇产科的大夫，她帮着孙立哲联系到外科见习。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里，孙立哲把整个手术的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他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能给老红军做手术。孙立哲为了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后让妈妈帮忙去买，妈妈还居然买到了。但因为丢了存折，妈妈还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孙立哲心里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妈妈。

见识了正规医院做手术，回到村里，孙立哲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从做兽医开始。以前村里骟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碎，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猪的死亡率比较高。他就试着拿一根线扎住然后再剪掉，这样就不大出血了。当时知青点杀猪也由孙立哲负责，他把杀猪当成是熟悉解剖的体验。

村里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孙立哲身上的。孙立哲背后有一个痣，就让冯国发拿自己的痣练手。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冯国发一着急用手术刀一转圈在孙立哲背上挖了一个窟窿，缝不上了。孙立哲让他拿所有的纱布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个大疤瘌。

按当地习俗，小孩子死了不埋要往山里面扔喂狼，他们就偷偷跟着，等人家叫完魂，他们把死孩子背回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当然这个事的口风一定要很紧很紧。

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孙立哲终于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一天夜里，山对面关家沟的老乡高吾宁来找孙立哲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孙立哲事先准备了盐水和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他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半蹲半跪着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40多个小时。第二天天亮这个小孩活过来了，而孙立哲却累得昏倒了。

孙立哲的行医得到认可，是1971年4月29号，村支书高凤刘的婆姨胃穿孔。高凤刘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死在送医院的路上。目前他婆姨的情况又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人都在议论，支书说：“小孙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孙立哲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相当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当时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知青们都参与进来了，冯骧负责量血压、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

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处，赶紧缝上。缝完最后一针，孙立哲才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书记，一大群人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这也是孙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位老乡在修水坝放炮的时候，一片头骨被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又肯定来不及。于是孙立哲就要做从来没做过的开颅手术，这是他的第一次“开颅”经历。他为老乡取出了头骨碎片。

那时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流水作业，五六个病人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然后由孙立哲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

外县患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孙立哲的朋友大牛，当时正在子长县当驻队干部，用自行车驮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不能下地劳动，也不能看孩子不能做饭，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没钱治，痛不欲生。那时候孙立哲他们的医疗站已经有自己的药房了，本来给外来人员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但这婆姨没钱，孙立哲把病人的岁数改写成35岁，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全报销了。做完切除手术，这个病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对孙立哲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孙立哲用手一摸硬邦邦的，应该是长了东西，但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得一塌糊涂。孙立暂抽身到边上的窑洞拿了一个输液器，抽自己的血给病人输。这时候被赤脚医生李桂枝发现了，她一下子就哭出来，说：“抽我的！”后来赤脚医生蒲冶青也为病人输了血，那时大家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知青典型

1976年5月25日，孙立哲（前排中）在北京育英学校座谈会上

延安地委于1971年9月组织了赴京汇报团。汇报团由3个分团组成：“知青先进事迹报告团”“知青文艺演出团”和“知青事迹展览团”。1971年的一天，县里派人找到孙立哲，让他参加赴京报告团，第二天先要去延安试讲一次。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七八十人听他试讲，孙立哲喝了三暖壶水，一共讲出来三句话，最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

主持大会的人也愣了：这不出娄子了嘛？“先进”不会说人话啦？于是找孙立哲谈话，让他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

这时，一位老大爷因为哮喘发作从乡下追孙立哲追到延安来了。孙立哲躲在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他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出来他随身携带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他就一边念稿子，一边抽，这老乡也真行，出不来气，硬坚持着。抽了一天多，人救过来了，稿子也生背下来了。

等到了北京，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孙立哲从一个字说不出来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一天3场，一个月作了100多场报告。走到哪里都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北京市全市搞纪念雷锋活动。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吴德主持，谢静宜讲话后有两个发言的：孙立哲代表农民，马小六代表工人。

谢静宜对孙立哲说讲得好，让他到各高校都讲一遍，各医学院、各医院都敲锣打鼓地抢着让他去讲。在母校清华附中也讲，邻居的小兄旁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由此还引发了北京中学生第二次下乡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孙立哲。团长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弼，成员有各科的十几位专家级的医生、教授。

他们到孙立哲住的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还有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用英文的，孙立哲的女朋友英文好，他们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说：“你还学德文哪？念念。”李教授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严厉的样子。孙立哲念了一段，李教授没听懂一个字，因为孙立哲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过他德文发音。

教授问：“上面说的什么？”孙立哲翻译了一遍，教授满意地点点头。

但对手术的考察是严格的，人命关天，专家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这破门板上能做这么多这么大的手术。孙立哲做一个阑尾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站在旁边亲自帮忙打手电……孙立哲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经过实地考察，这些专家们都很震惊，认定孙立哲已经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考察团专门就此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孙立哲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孙立哲还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这下孙立哲可出名了！一批中央和北京的医学院的大夫来观摩，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就这样从简到繁，内外妇儿，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开颅手术都做。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看不上病的也非要孙立哲摸一下才满意。孙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事迹上了报纸，写成了小说，拍了电影《红雨》，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

从1972年开始，孙立哲和他的同伴们办了3件大事儿：

一是由他提议、县委批准，在全公社范围内成立了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医疗系统－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代替了当地的医院。总站是合作医疗组织的系统形式，做好了药发到各个分站里，下面分站有好几十个，每个行政村就是一个分站。其他的地方比如更小的自然村就采取巡回医疗。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术室，有自己做的手术床。无菌条件就是用水煮、上屉蒸，后来还有了手提的高压锅。

二是办制药厂。没有钱买药，他们就自己种药，开了一个制药厂。赤脚医生总站要求每个村必须种中药，然后把药交上来，统一进行加工。产量非常大，种类也很多，包括天麻、黄连、甘草、红花等常用药。制药厂不仅加工中草药，连现代主流的西药全部都会做。做出来的药用兔子做过敏实验和毒副实验，这样一整套制药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制药厂奠定了当地合作医疗体系的经济基础，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本地的村民看病一律不用花钱，外面的人来看病收成本药费。

三是在全县范围内办起了“赤脚医生大学”，大量医学院的学生，大医院的大夫、主任、教授蜂拥而至。他们是来接受赤脚医生的教育，同时也是医学院开门办学，让大量的赤脚医生有机会接触到正规的医学教育。孙立哲同时也在北京、西安和延安的医学院担任客座教师。

孙立哲对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总结了三条：第一，为人民服务；第二，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创造专业价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构建自己的能力；第三，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直至今日，孙立哲都认为当时那个自己参与其中的医疗体系是很出色的。

孙立哲见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新中国农民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创举，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为解决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孙立哲见证了这个过程，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