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 -- 自以为是

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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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闻名遐迩的北京东安市场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资料图片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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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三部官史虽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出入，但基本延续了以下逻辑：破四旧是林彪等人煽动的，主要做法就是打砸抢，联动、西纠虽存在过火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怪他们，要怪中央文革。同时三部官史因完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成书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直接将矛头指向西纠，而中央文革则被看作与西纠沆瀣一气。到了王年一这里，西纠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时秩序的守护者，而它的支持者也变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则各打五十大板，承认西纠存在过火行为，但过火行为是被林彪等人煽动的，西纠很快反应过来并掀起了反中央文革的斗争。显然这些叙述都是结论先行，如果西纠被否定那么其背后一定是坏人操纵，如果它被肯定那么支持它的也一定是好人。

　　对于西纠、联动的主要成员官史没有丝毫回避，他们就是最著名的“血统论”红卫兵。遇罗克的《出身论》即指向他们，此外遇罗克的《“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情形，迫害遇罗克的绝不可能是中央文革。[3]联动的一些情况可参考本条脚注，[4]顺便一提，官史叙述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4年官方对联动平反，[5]这一叙述基调确立以来学界为洗刷联动的罪行算得上不遗余力。[6]今天，不少亲历者也努力为这群纨绔子弟开脱，如吴德回忆“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7]又是“怀疑”又是“估计”又是“不清楚”，尽管毫无根据还是要强行辩解，相比之下，戚本禹的回忆显然可信度更高一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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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藏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这里正式切入正题，当时对文物的破坏情况究竟怎样?

　　在“文革”期间，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文革”期间，破坏厉害的是抄家，字画什么的，主要是在城里。还有庙里的菩萨、建筑上的砖雕，红卫兵看到了也给砸了，但没有把庙给连锅端了的，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文革”一开始，总理就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故宫，不让红卫兵冲击。各地的红卫兵也有些要保护文物的，他们没办法就打电报给中央、给总理，总理就回电报，哪个哪个文物不能拆。像杭州灵隐寺、成都宝光寺、山东泰山和曲阜“三孔”，等等，都是周总理下令保的。红卫兵不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有分歧，搞不到一块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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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辰生先生画像

　　谢先生是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起草人，相比于很多文革后发明出来的材料[10]他的回忆是更加可信的。对当时的文物破坏情况这里仅举两例，第一例是曲阜破四旧的情况。据戚本禹回忆“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11]第二例是著名的清华二校门，以下是刘冰的回忆：

　　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 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 “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 “瞎胡闹呗。”[12]

　　拆除清华二校门的指挥者叫贺鹏飞，看到他的姓很多人大概就猜到他的身份了，[13]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到底是哪些人在破坏文物。

　　有人破坏就会有人保护，而破坏和保护的双方往往就是派系不同的红卫兵，因此笼统地使用“红卫兵”的称呼是很有问题的。[14]“四旧”所指涉的内容是“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从没有人明确将“四旧”与“文物”绑定在一起。由于官方从未为“四旧”作出更明确的定义，保守派红卫兵得以随意解释。文革时期大部分概念官方从未给出过明确定义，也许是为了贯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些概念不能由官方框定死，而且具体应该怎么做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官方也难以事先就有明确定义，但就是这种含混性为旧特权阶层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民间史料来看，对文物的破坏只是“破四旧”中非常小的一环，[15]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破四旧”至少应该包括破除迷信、破除陋习等，以下是1974年1月8日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破“四旧”，立新风，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给全市妇女的一封信》内容节录：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即将来到了，在春节期间，我们要警惕“四旧”抬头，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破“四旧”，立新风，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开展新的进攻，当移风易俗的促进派，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做到：

　　一、……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

　　二、……不请客，不送礼，不拜年，不搞封建迷信，不大吃大喝，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

　　三、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教育子女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狠批“父母在，不远游”、“养儿防老”、“望子成龙”等孔孟思想，树立“教子务农”、“养儿防修”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坚决揭发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四、婚事新办。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坚决反对在婚姻嫁娶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甚至搞封建礼仪等恶习。

　　五、为革命坚持晚婚，搞好计划生育。狠批“早生儿子早享福”、“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等腐朽思想，树立生育有计划，养儿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计划生育为荣的社会新风尚。

　　六、积极开展革命的文娱体育活动。反对赌博、反对看坏书、讲坏故事、唱坏歌。

　　在农村，“破四旧”的措施的确使不少人受益，如提倡晚婚、反对收彩礼。[16]婚姻登记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为了取代传统的仪式婚姻，在没有婚姻制度之前，仪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完成婚礼才算真正成为夫妻。婚姻登记制度则越过了这一流程，只要登记后领取结婚证就算正式夫妻了，在这一制度下婚礼并无太大必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多次用集体婚礼这一形式移风易俗。彩礼、婚礼对不少人来说绝对是负担，对“礼”的执念本身是旧思想作祟的结果。

　　在工厂，“破四旧”则表现为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抗，[17]如1967年1月16日上纤一厂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破四旧，立四新，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