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 -- 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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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破四旧资料证明老红卫兵的问题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0/08/422895.html

http://www.lsqn.cn/ChinaHistory/other/201001/188372_2.html

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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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闻名遐迩的北京东安市场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资料图片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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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432654

  三部官史虽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出入,但基本延续了以下逻辑:破四旧是林彪等人煽动的,主要做法就是打砸抢,联动、西纠虽存在过火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怪他们,要怪中央文革。同时三部官史因完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成书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直接将矛头指向西纠,而中央文革则被看作与西纠沆瀣一气。到了王年一这里,西纠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时秩序的守护者,而它的支持者也变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则各打五十大板,承认西纠存在过火行为,但过火行为是被林彪等人煽动的,西纠很快反应过来并掀起了反中央文革的斗争。显然这些叙述都是结论先行,如果西纠被否定那么其背后一定是坏人操纵,如果它被肯定那么支持它的也一定是好人。

  对于西纠、联动的主要成员官史没有丝毫回避,他们就是最著名的“血统论”红卫兵。遇罗克的《出身论》即指向他们,此外遇罗克的《“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情形,迫害遇罗克的绝不可能是中央文革。[3]联动的一些情况可参考本条脚注,[4]顺便一提,官史叙述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4年官方对联动平反,[5]这一叙述基调确立以来学界为洗刷联动的罪行算得上不遗余力。[6]今天,不少亲历者也努力为这群纨绔子弟开脱,如吴德回忆“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7]又是“怀疑”又是“估计”又是“不清楚”,尽管毫无根据还是要强行辩解,相比之下,戚本禹的回忆显然可信度更高一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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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藏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这里正式切入正题,当时对文物的破坏情况究竟怎样?

  在“文革”期间,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文革”期间,破坏厉害的是抄家,字画什么的,主要是在城里。还有庙里的菩萨、建筑上的砖雕,红卫兵看到了也给砸了,但没有把庙给连锅端了的,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文革”一开始,总理就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故宫,不让红卫兵冲击。各地的红卫兵也有些要保护文物的,他们没办法就打电报给中央、给总理,总理就回电报,哪个哪个文物不能拆。像杭州灵隐寺、成都宝光寺、山东泰山和曲阜“三孔”,等等,都是周总理下令保的。红卫兵不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有分歧,搞不到一块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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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辰生先生画像

  谢先生是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起草人,相比于很多文革后发明出来的材料[10]他的回忆是更加可信的。对当时的文物破坏情况这里仅举两例,第一例是曲阜破四旧的情况。据戚本禹回忆“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11]第二例是著名的清华二校门,以下是刘冰的回忆:

  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 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 “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 “瞎胡闹呗。”[12]

  拆除清华二校门的指挥者叫贺鹏飞,看到他的姓很多人大概就猜到他的身份了,[13]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到底是哪些人在破坏文物。

  有人破坏就会有人保护,而破坏和保护的双方往往就是派系不同的红卫兵,因此笼统地使用“红卫兵”的称呼是很有问题的。[14]“四旧”所指涉的内容是“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从没有人明确将“四旧”与“文物”绑定在一起。由于官方从未为“四旧”作出更明确的定义,保守派红卫兵得以随意解释。文革时期大部分概念官方从未给出过明确定义,也许是为了贯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些概念不能由官方框定死,而且具体应该怎么做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官方也难以事先就有明确定义,但就是这种含混性为旧特权阶层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民间史料来看,对文物的破坏只是“破四旧”中非常小的一环,[15]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破四旧”至少应该包括破除迷信、破除陋习等,以下是1974年1月8日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破“四旧”,立新风,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给全市妇女的一封信》内容节录: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即将来到了,在春节期间,我们要警惕“四旧”抬头,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破“四旧”,立新风,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开展新的进攻,当移风易俗的促进派,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做到:

  一、……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

  二、……不请客,不送礼,不拜年,不搞封建迷信,不大吃大喝,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

  三、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教育子女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狠批“父母在,不远游”、“养儿防老”、“望子成龙”等孔孟思想,树立“教子务农”、“养儿防修”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坚决揭发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四、婚事新办。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坚决反对在婚姻嫁娶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甚至搞封建礼仪等恶习。

  五、为革命坚持晚婚,搞好计划生育。狠批“早生儿子早享福”、“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等腐朽思想,树立生育有计划,养儿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计划生育为荣的社会新风尚。

  六、积极开展革命的文娱体育活动。反对赌博、反对看坏书、讲坏故事、唱坏歌。

  在农村,“破四旧”的措施的确使不少人受益,如提倡晚婚、反对收彩礼。[16]婚姻登记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为了取代传统的仪式婚姻,在没有婚姻制度之前,仪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完成婚礼才算真正成为夫妻。婚姻登记制度则越过了这一流程,只要登记后领取结婚证就算正式夫妻了,在这一制度下婚礼并无太大必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多次用集体婚礼这一形式移风易俗。彩礼、婚礼对不少人来说绝对是负担,对“礼”的执念本身是旧思想作祟的结果。

  在工厂,“破四旧”则表现为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抗,[17]如1967年1月16日上纤一厂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破四旧,立四新,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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