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未老的奋斗者必须反对和反抗一尊 -- 拜吨

在作风上，华国锋热衷于搞双重的个人崇拜，一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二是树立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他以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出“少宣传个人”的决定以后，1980年6月还在继续搞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到江苏竟兴师动众，搞夹道欢迎、专场演出，把江苏全省一百多个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既不研究工作，也不讲话，就是为了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在南京街头出现，还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弄得中小学生放学后不能回家吃饭，饿得哇哇叫，影响极坏。中央纪委认为，这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6月30日至7月4日，他到大连5天，不仅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而且刊登大量照片、题字。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关于照相，报道说：

“华主席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要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一提出来，华主席总是有求必应，和大家一起欢快地拍下难忘的镜头。”

在搞个人崇拜问题上，华国锋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只画圈，不表态。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似乎华国锋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不然，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提出来的。由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胡乔木在大庆就看到许多地方钉了铜牌子，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视察，到处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华政委”。胡乔木感到太不像话，才向中央建议要少宣传个人。胡耀邦从爱护他的立场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讲了那么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华国锋在1979年1月16日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

这表明华国锋没有制止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决心和诚意。当时王立本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他在学习期间怎么“照此办理”呢?应该写一封信请中央转发照办。

胡耀邦接到这封信以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

(五)在经济上，对1977年、1978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重要的责任。

在经济上，华国锋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他把未经论证、平衡、反复研究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纲要草案，贸然提交]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要求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1980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还要搞2000万吨化纤，盲目引进22个大项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标大得吓人，根本办不到。”

这种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使我们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鉴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确定以“调整”为关键贯彻八字方针。而华国锋对调整部署采取消极抵制态度，以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未能改变。1979年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还不赞成集市贸易，不赞成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他授意《人民日报》搞了一个编者按语，批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总之，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所指出的：“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以上情况表明，华国锋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都不正确，集中到一点，就是全盘继承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接受批评的自觉性。例如，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谈及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沉没事件，不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不同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上写上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中的失误；1981年元旦茶话会，拒不到会主持，有意暴露矛盾，给我国在国际上带来不良影响；等等。“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他已成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严重阻力。

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是经过长期酝酿的。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考虑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常委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同时，也多次商量过，要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经过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决定改由赵紫阳接替：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恰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不能只解决他不任总理的兼职问题，因为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挥几百万军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

部队中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只当过一个县大队的政委，指挥过千把人的队伍。而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自然形成的。华国锋则不是，他既没有这种历史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才干和能力。

接着，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的批评。这样，就有更多同志提出，中央要改变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在8月、10月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整个会议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发言的同志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气氛。然后，写成《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于Ⅱ980年12月5日一致举手通过(华国锋也举手赞成)。

从上述过程可见，中央人事更动的缘由，首先是从检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探讨怎样进行改革而提出的积极建议，这完全是从党的原则出发的，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