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笨狼河友谈粟裕说新中国建立 -- 真离

1967年夏，安徽合肥武斗，战火正旺。好派捷足先登，占据市中心百货大楼，以控全城。屁派屡攻屡败。钟伟将军时任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靠边闲居，闻枪声心中发痒。某日，将军至屁派指挥部，曰：“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众头头忙请教良策，将军如此这般，一番耳语。次日，屁派按将军计行事，轻取百货大楼。 　　

“文革”中，造反派（淮南红卫军）持麻袋，勒令钟伟将军入，扎袋口，以乱棍击之。尔后，投入江中。钟伟将军于麻袋中竟挣脱而出，潜水江对岸，逃之夭夭。 　

某日，将军至屁派指挥部，曰：“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忙请教良策，将军如此这般，一番耳语。

次日，屁派按将军计行事，轻取百货大楼。 　　

程明远、刘秀山简介

按：最近在互联网上连载的原安徽省八二七派主要代表梁守福（梁守富）的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中，又提到了在安徽省文革前期成为安徽两派造反派争论焦点的程明远和刘秀山这两位干部，这两位干部，文革中曾在1967年9月5日的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中被多次点名批判，当时“九五”讲话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要求全国军民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因此程明远、刘秀山之名广为人们所知，但对二人的情况一般人却知之甚少。

现本刊综合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资料简介如下，并望知情者给予更为详细的补充和修订。

程明远

1900 年生，安徽肥西县聚星乡人，贫农出身。原名程道富，化名程道福。1929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林业厅厅长。

文革中支持以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淮南红卫军”。

1967年1月下旬安徽主要造反派八二七兵团总指挥部在得知中央明确反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单独成立组织的态度后，提议安徽省军区发出对程明远的通缉令以瓦解淮南红卫军。

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程明远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

1967年3月15日安徽造反派两派发生流血冲突，16日康生、王力、关锋等紧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对“三一五”事件作了严厉批评。17日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在第二点中称：“取消对程明远的通缉令，有错误﹑有罪恶可以到中央控告。不能擅自向程明远发通缉令，过去通缉令无效，取消，希望程明远以及晓得程明远在什么地方的人，马上通知到，参加我们的会议。”

程随即参加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

3月25日周恩来等接见安徽代表，八二七总指挥部代表梁守福做检讨时，程当面斥责其被李葆华收买了。

27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即安徽九条），第七条称：“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此后程与刘秀山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

1967年6月安徽八二七派调查公布了程历史上的所谓“变节自首”材料。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还有个什么程什么的叛徒？（姚文元插话：程明远是叛徒。）程明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康生又说：“有的同志参加了三月会议，在宣布九条后，程明远就没有表态。合肥的代表还记得吗？我记得，当时都表了态，程明远没有表态。我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他那个组织的问题，就是九条上讲的，‘红卫军’组织的成员还是要回到工厂农村去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很明显，程明远不满意。”

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1969年夏程在被作为“叛徒”、“黑手”关押、批斗中去世。

刘秀山

1912年生。抗日战争初期即投身中共事业的“三八”式干部。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前曾因在治淮问题上与当时省委领导发生矛盾，于1955年蒙冤下狱，在狱中著有反映新四军一支游击队战斗历程的长篇小说《在大别山上》。1962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经刘少奇指明“刘秀山是坚持真理的好干部”，得以平反。1963年7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文革初大揪“三家村”黑帮高潮中，1966年7月7日被省委书记李葆华点名批判。7月1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和《安徽日报》总编辑黎洪，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陈登科，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那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了大批判。因刘的内侄马某是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学生，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给省委写炮轰大字报后，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大字报定调子就说“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

《安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合肥一连几天召开声势浩大的“声讨”刘秀山大会。省委还电话通知地﹑市﹑县也要召开“声讨”刘秀山大会。

1967年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刘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

3月中央处理安徽问题后刘与程明远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

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要结合，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

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现在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同志们，这个刘秀山是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知道的。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刘秀山躲在北京很久，一直藏在北京，现在不知到哪儿去了？（G派代表：现在合肥，继续挑动武斗。）”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你们好派后头有什么人？梁守富，曹在凤，实际上梁守富、曹在凤后头是彭宗珠，后头是谁？啊呀，安徽问题是错综复杂得很。”

9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代表团时，张春桥讲话中说：“安徽就是刘秀山那几个坏人嘛，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

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到有人攻击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说：“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

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也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

此时刘已被捕入狱。1970年死狱中，终年58岁。文革结束后平反。

火车过了蚌埠车站，我和同位的一位中年旅客拉呱。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合肥去；我又问他合肥乱不乱，他说乱得很。接着，他便直爽地对我说：“合肥的两派斗争得很激烈。屁派以《九条》为武器，坚决和极派斗，而极派总是不甘心失败，进行疯狂反扑，他们一再挑起武斗事件。我们屁派没办法，只好也拿起武器进行自卫还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他前后左右的几个农民打扮模样的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家乡雇来，到合肥去搞武斗的。”说完，他问我是哪一派的，我只好照实说我也是屁派观点的。他听说我也是屁派，就又问我对《九条》学习得怎样，我说只知道《九条》是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学习得太少，理解得十分肤浅。他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合肥屁派的群众都能把《九条》背诵出来，唱出来。”

火车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程，到了苏州站停了下来。一会儿，司机刚把车发动，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抓住老保！”这时车又停下。听熟悉内情的人说，这是司机为了接受造反派的检查才被迫停车的。

火车到了南京，需要转车，在上车前，我用眼扫描了几下街道两旁、街道内外的墙壁上和其他建筑物上的标语，知道南京的屁派组织——“八·二七”在舆论上占压倒优势。有的标语上写着：江苏省“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坚决把权再夺回来！还有一幅标语上写着：愤怒声讨××兵团的流氓分子强奸我“八·二七”女战士！

关于对安徽的造反派，大字报或标语上，一律称屁派、炮轰派或踢派。如果是保守派则称为好派、极派或支派。这些称呼的原因是：比如说，1966年“八·二七”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以后，接着，在上海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八·二七”也盲目效仿上海造反派的做法，夺了安徽省委的权。夺权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安徽造反派的夺权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是一派夺权、一派掌权，中央不能承认。可是，“八·二七”内部的一部分形左实右的极左分子拒不承认错误，他们狂呼：“八·二七”夺权夺得好，好极了！于是这一派就称为极派；而“八·二七”内部的反对派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则说：“八·二七”夺权是假夺权，好个屁！于是这一派就被称为屁派。同样，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不过，各地的称呼不尽一致，如灵璧县称保守派为巩派，或好派，称造反派为屁派。后来，和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改称屁派为炮轰派。萧县称保守派为支派，称造反派为踢派。

从那些有关安徽的消息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迅速朝着有利于革命造反派的方向发展的。如，有的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6408部队到安徽支左！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全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声援安徽炮轰派的情况。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安徽军分区主要领导人严△、宋△等，在北京向造反派作检讨的情况。总之，街上出现的那些有关安徽问题的大字报、“消息”、标语口号等，基本上是炮轰派或支持炮轰派的组织写的，只有极个别的是好派写的。这样，好派在上海成了“孤家寡人”，没有立足之地，而炮轰派在舆论上远远压倒好派。看了这一切，自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内心感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从而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增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胜信心。

文化大革命时期（三）

邱朝坦

2018/07/05 15:30邱朝坦1943年生安徽省灵璧县人，当代诗人、书法家、风水师, 来自安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