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罗刹海市》，部长神隐与韩国超导 -- 达闻奇

一

一周之前，一夜之间，《罗刹海市》刷爆朋友圈。仿佛不约而同的，大家的耳机或音响里传出的都是：“罗刹国向东两万哎~六千里呀~~”

这事就透着古怪，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解读和叫好声更是让人目眩神迷。各路自媒体似乎也抓住了难得的热点，把凡是跟刀郎相关的人和事薅了个遍。

接着又有河友说：“这是对反动权威打响的第一枪!”我寻思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想起半年前某大放厥词的教授被抢话筒时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

巧的是，一个月之前，我在与河友讨论音乐问题时就提到了刀郎：

摇滚史就是社会发展史。（续）

以及：

接着聊

并且我也提到了，将来的流行音乐发展趋势将是地方音乐、民间音乐的崛起。

仅仅两三周时间，刀郎便带着《山歌寥哉》杀回乐坛，《罗刹海市》刷爆自媒体，令整个中文娱乐圈人仰马翻。这也至少部分证明本人有些“先见之明”吧。

但对这首歌和这件事的意义，我与诸位吃瓜群众却有些些不同意见。倒不是刻意跟大家唱反调，对我来说，我一向对这种攥着脖子往下灌的东西保持敏感和警惕。这次的舆论态势过于来势汹汹，且非常整齐划一，让人不由得心生疑窦。

首先，按照我的惯例，对任何的观点都先从辨析事实开始。那么先从一种解读开始，即刀郎当初被“打压”，到底是不是因为唱红歌？

我们知道，被广为流传的那英“打压”刀郎的言论发生在2010年音乐风云榜“十年十大歌手”的评选上，那英以刀郎的音乐没有审美性为由，宁愿空缺也不愿让其入围。

从时间线上讲，刀郎的《红色经典》专辑发布于2008年，那么似乎一前一后确实有撇不清的因果关系。

但是，对于刀郎的负面评论并不是从2008之后产生的，而是从刀郎走红之后就一直如影随形。比如其他几个被拿来“陪绑”的名人，如汪峰，杨坤，高晓松等，都是从2004年刀郎走红之后就发表了对其音乐的负面评论，而那时候刀郎走红的歌中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红歌。

并且，在一年之前韩红刚刚发布了她的的红色经典翻唱专辑《红》，还获得了当年的音乐风云榜最佳女歌手。那么既然韩红能以红歌获奖，怎么到刀郎这儿就成问题了呢？

当然，你可能觉得韩红身份特殊。不过，我倒是找到了另一份当年的资料：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篇关于200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的报道。会上将刀郎作为典型批评。我没有找到这张网页的原始出处，不过找到了新浪网上当年的链接：

http://ent.sina.com.cn/r/m/2007-10-24/10281761557.shtml

http://ent.sina.com.cn/y/2007-10-23/15491760613.shtml

我们知道网络歌曲大约在2004年之后在中文网络上流行，而刀郎虽然也是那时候走红，但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唱片歌手”，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版销量270万。不过，在网络兴起后，他也不免被与杨臣刚、香香、庞龙、胡杨林等网络歌手相提并论。

再加上那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徐沛东、傅庚辰、阎肃、谷建芬、李海鹰、付林、印青、金兆钧、宋小明……每一个都是声名赫赫的“大咖”，“大腕”。可见当时的刀郎，确实不入他们的法眼。

所以说，当初看不上刀郎的，并不仅仅是以那英、汪峰、杨坤、高晓松为代表的一批流行歌手和音乐人，连“正统音乐界”也是对刀郎多有批评之词的。现在把矛头完全对准那英等人，似乎也有点冤枉。

并且，因为座谈会发生在2007年，而《红色经典》发行于2008年，那么不由得让我们有这样一种猜测：并不是因为刀郎翻唱“红歌”而让主流音乐界排斥，而恰恰是因为刀郎被正统音乐界人士“批判”“低俗”，才去选择了翻唱红歌以给自己一个“护身符”。而之后2010年的音乐风云榜是不是因为翻唱红歌，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首先排斥早在刚成名就发生了，另外那英所说的“刀郎音乐不具有审美性”显然是针对刀郎的原创音乐而言，借她十个胆子也不敢说红歌没有审美性。而谷建芬已经批判了刀郎，谷建芬是那英的老师，所以那英这里是跟谷建芬保持一致，当然也不排除她的个人意见。

而那英历经那么多年始终屹立流行歌坛而不倒，今年还上了湖南卫视的重头戏《声生不息 宝岛季》，绝非拎不清的等闲之辈。

因此，红歌不红歌并不是刀郎被排斥的主因，在这里，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过往的流行音乐市场想象的那么“非黑即白”，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和清晰的认知。

至于“打响了对反动权威的第一枪”，首先我们得明确，谁是“反动”？如果说阎肃，谷建芬，李海鹰，徐沛东这些人都是“反动权威”，恐怕中国的流行音乐史就得重写了。

而且，就算是那些活跃在音乐市场中的“权威”，所谓“打倒”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这里，我给不熟悉的朋友先补充一下几年前的一件事。

2020年，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在这一季上，一只来自广东海丰的乐队“五条人”莫名其妙地火了。他们先是不走寻常路的在初演舞台上没有唱导演组为他们选的歌《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而是唱了一首海丰话的《道山靓仔》，随后，又以诙谐幽默、大开脑洞的脱口秀式问答迅速出圈，火爆网络。

成名之后也带来了烦恼。因为音乐的接受程度问题，五条人几次被淘汰，又几次复活。最后一次淘汰前他们找到了一支叫Mandarin的以先锋实验音乐为风格的乐队，恰好这只乐队是在场的大乐迷张亚东的“心头肉”。

在投票环节，为了保住Mandarin，张亚东让人瞠目结舌的给五条人打了0分（大乐迷一人手握10票），导致五条人输掉了比赛。

不料在赛后，这则消息不断发酵，致使观众对节目组和张亚东本人产生质疑，包括节目的主持人马东（马季的儿子，不是《罗刹海市》的主人公那个马骥），都陷入了巨大的争议。

而后，在观众的帮助下，五条人成功复活，并最终摘取了那一季的亚军，可谓是成功“逆袭”了。

在这则事件中，五条人和Mandarin的这次PK，和最终“逆袭”张亚东，可谓是典型的“对反动权威的反抗”。因为从音乐上，五条人是本土的，民间的，草根的，Mandarin和张亚东是西方的，高级的，精英的，这种泾渭分明的草根逆袭精英的故事无疑是综艺节目最好的素材和娱乐圈的吸睛神器。

更重要的是，五条人的红火正证明了我对流行音乐发展趋势的判断，即地方、民间、方言音乐的崛起。而五条人所代表的南方尤其是岭南文化，正是对过去以北方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反动”。

所以，如果非要说“对反动权威的第一枪”，也得落到当年的五条人头上，还轮不到刀郎。

同时，我们可能还需要考察更多的维度。

记得年初关于《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争论中，河里（包括简中互联网上）有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论调，即所谓作坊式电影VS工业化电影的二元对立。

几乎所有支持《流浪地球2》的声音，都认为《流浪地球2》是工业化电影的代表，《满江红》是作坊式电影的代表。因此《流浪地球2》是正义的，是代表正确路线和方向的，是应该被大力鼓舞和宣传的；而《满江红》是反动的，是落后的，是必须被批倒批臭拍死的。

尽管我花了很长时间论证，并不存在所谓工业化VS作坊电影的对立，工业化和作坊也不是判断电影质量的必要标准，但很多人依然非常坚持这样的意见。

那么如果平移一下，将刀郎的《山歌寥哉》和那英、汪峰、杨坤等人的音乐对比，会得到什么结论呢？

显而易见，那英、汪峰、杨坤的音乐是标准的流行音乐工业做出的作品，而刀郎的作品，无论是二十年前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是现在的《山歌寥哉》，都是作坊式的作品。

这并不是我自己随口说的，而是专业人士的结论。想必很多刀郎的歌迷都不会否认，他二十年前的音乐在很多方面是粗糙的，落后于当时唱片工业的水准，尤其是编曲等。

那么到了《山歌寥哉》，当然水平比起二十年前是进步太多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河里也有人认为刀郎的作品好，是因为“贴近自然”，“土”而不俗等。这种评价可能是把刀郎当成19世纪的浪漫田园诗人了。其实真正贴近自然的那叫“原生态音乐”。

这是B站上一位叫“叨叨冯聊音乐”up主（他的简介是：打击乐博士，首位华人百老汇全职演奏家）对《山歌寥哉》的评价：

这是B站音乐人尤教授对刀郎音乐的评价：

从这些专业意见来说，刀郎的音乐确实是更接近于我们网友所说的“作坊式”，而非“工业化”。

当然，不同的艺术品类标准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哪一种就一定是好的，正如我评价电影时所说的一样，工业化和作坊式与作品的优劣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要为之前的电影“翻案”（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案好翻），而是要指出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

刀郎的音乐为什么能火，又为什么被批评，而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又会得到如此多的受众的支持，原因其实都是一致的。

回想我们国家过去二十多年最主要的变化，恐怕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了。

而流行音乐，作为伴随着经济基础而生的文化产品和现象，自然也与经济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脉络关系。

回想二十年前，当时的华语乐坛正在周王陶林的带领下进行着R&B大跃进，而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大踏步向前。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刀郎横空出世，唱着完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音乐横扫乐坛，让无数歌手哀叹“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幻灭感和尴尬今天的青年恐怕难以体会。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从刀郎爆火的2004年到202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41.8%增长到65.22%，这是巨大的进步。而恰恰在那英“欺压”刀郎的2010年，这个数字将将到了49.9%，正好一半。

如果说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来说，那英、汪峰、杨坤的音乐才是符合潮流的，尽管很多乡村、城乡结合部和三四线城市以下，有很多刀郎的听众，但想必他们辛苦劳动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进入城市，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熏陶，而其听歌范围也必然更接近那英、汪峰、杨坤。

有很多人在音乐中发掘一些意义，比如劳动属性，或者左派性，认为当代流行音乐是“靡靡之音”。且不说邓丽君的歌声当年被称为“人性复苏”，也不说以李谷一《乡恋》为起源的当代流行音乐就是以解放这种对人性的刻板认知和描摹为发端的，事实上流行音乐并不需要时时处处都体现“加油打气”或者正能量。因为工业文明的成就就在于让普通人的基本热量输入是充足的，那么单纯从劳作的角度来说，正常的状态是多余能量消耗不完而不是不够。那么流行音乐自然不必一定是“加油包”或者“血槽”。

那么那英当年拒绝刀郎进入十年流行榜单，反而带有另一种合理性，就是刀郎的存在正映射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还不足的现状，因为还有一半的人没有进入城市，那差的0.1%仿佛正是差了刀郎“那一点”。这就像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寓言一样，补足了故事拼图中不为人所重视而切实存在的一笔。

而今天，群众因为《罗刹海市》所勾起的对那英、汪峰、杨坤等“既得利益”的愤怒，也同样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阶层跃升和幸福生活的无限展开，反而迎来了阶层固化甚至阶级掉落，经济下滑前景灰暗。这时候，原本因为入世二十年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大干快上而带来的美好愿景面临破灭的可能性，《山歌寥哉》也正如那迟来的预言一样，成为现实生活的浮世绘，激发了群众藏在心底的怒火。

二

所以我们发现，群众当年爱听刀郎，却不站出来声援刀郎，到今天一曲歌罢应者云集，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就回到了，刀郎自己出版这张专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泄愤”，还是为了普罗大众打抱不平，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因为这次《山歌寥哉》整齐划一、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我不得不放下其他关注，认真思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相信，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自来水”自发安利可以达到的。很多群众对《罗刹海市》的热衷是真心的，但也有随大流的成分或者另有隐情。

记得去年底大会和放开之后，我曾预言，因为某派历史性的挫败，加上文化产业历来是其基本盘，文娱业将从之前的畸形管控中逐步放开。从春节档到现在的暑期档电影，从《狂飙》、《三体》到《漫长的季节》，直至现在的音乐，整体上文娱产业正如我所言呈现了相应的变化。

这基于两个原理，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支持度。某派经营文化产业已久，本身一是有利可图，二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而在历史性挫败后，某派自然需要更多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而文化产业的逐步宽松是最容易达到效果的方向。我曾在去年年底号召在文化方面嗷嗷待哺的年轻人去尽情“薅羊毛”，就是因为挫败后更需要这种“心理补偿”。

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更隐秘的逻辑。我们知道在一个人人可以起飞的大争之世里，大家关心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前进，而相互之间的小摩小擦自然就没有那么多人在意。

但在一个前进趋势停滞的状态下就未必了。电影《东方不败》里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当前进已经越来越困难，甚至有倒退的危险时，那些过往岁月中的恩怨自然就浮上了心头。

刀郎就是以这样一个面目出现的。但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刀郎目前呈现的这一付委屈巴巴、隐忍多年的状态，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形象？我想指出的是，刀郎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更有钱和有名，他的作品也并不缺乏认可比如“五个一工程奖”（《爱是你我》），那个饱受欺压和打击的形象，很可能是我们一些人内心的写照。

也有人说很多人关于《山歌寥哉》和《罗刹海市》的理解是过于狭隘了，刀郎没有那么“睚眦必报”，这张专辑的格局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云云。

而目前关于《山歌寥哉》和《罗刹海市》，刀郎和其经纪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作任何回应。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解读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那么《山歌寥哉》和《罗刹海市》所引起的舆论风潮和社会现象，可以认为是刀郎被“当枪使”了，而他自己也不排斥这种结果，而那英、汪峰、杨坤更多是被错当“靶子”了。那么这部作品最终的目标到底是谁呢？

我个人的解读是，它想要掀起全社会的一股“恩怨出清”的风潮。我们知道一个词叫“债务出清”，而恩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债务。

但在社会前进阶梯普遍堵塞、阶层上升停滞、经济发展受阻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恩怨出清”会对社会结构和群众整体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自不待言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支持对刀郎的《山歌寥哉》和《罗刹海市》的社会批判功能做一定程度的解读和传播，但不支持过于拔高其意义。对于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也要静观后效。

（待续）

• 网络是发泄情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