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潘汉年的悲剧，到底该怨谁？ -- 忘情

作者：忘情

1997年，一部30集的电视剧《潘汉年》在央视一套播出。一时间，这位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传奇人物，又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虽说收视率不错，但由于体制内对潘汉年的看法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该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复播，而且发行方也未按惯例将该剧制成DVD出售。

已于1982年由中共中央平反的潘汉年，为何直到90年代末期仍存在较大争议？归根到底，“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潘汉年身上可谓再合适不过。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的潘汉年敏而好学，思想活跃，醉心于文学创作。早在16、7岁时，他就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并藉此加入了由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因其加入时年龄尚小，故潘每每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

1925年，时年19岁的潘汉年加入中共，后追随郭沫若在北伐军中从事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转入地下，在江南省委搞宣传工作，后升至宣传部部长的职位。如果他就此一直发展下去，恐怕后半生也不至于如此命运多桀。

造化弄人的是， 1931年4月，对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了如指掌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虽有钱壮飞冒死传讯，中共领导机关才免于被敌人一网打尽，但中央特科被迫“大换血”。潘汉年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王明、博古大力推荐，从党的宣传系统转入情报系统，出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央苏区缺乏能与共产国际直接沟通的大功率电台，因此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动身前往中央苏区时，指定留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为他与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之间的联络人。

虽说潘汉年此前从未接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更谈不上有啥经验，但年仅25岁的他悟性极高，一点就通，上手极快，很快便在情报领域形成了“潘汉年系统”，并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其触角并不仅局限在长三角地区，甚至延伸到了香港。在奉调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潘汉年作为何长工的助手，参与了中央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之间关于“借道”的秘密谈判，随后他加入了长征的队伍。

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必须得将遵义会议的详情和决议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听取相关指示。为了双保险，陈云和潘汉年同时被赋予了这项重任，分头绕路前往莫斯科。

潘汉年于1935年9月中旬，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后，花了3个月时间，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新密码全部背熟。但是，到1936年1月，作为“活密码本”的潘汉年正准备动身回国，却被王明委任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派他去和国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并要他办完此事后再回国。

应该说，王明此举是不妥当的。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恢复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方面的联系，至于国共谈判合作事宜，并不是非要潘汉年参与不可。作为下属，潘汉年接受上级委派的这项任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与邓文仪的接触告一段落，潘汉年动身从海路回国，于1936年4月8日抵达香港后，他明明已从公开渠道获知中共中央已在陕北扎下根来，却并不着急前往，而是想办法与在南京的陈果夫联系国共谈判事宜。

这就充分暴露出刚刚30岁出头的潘汉年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之处。尽快将带回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相关指示，和国共谈判相比，孰轻孰重，不问可知。潘汉年孤身一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何抉择全看他自己。后来，他对此的解释是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进入国统区非常危险，需要利用陈果夫开具的“特别通行证”才能确保安全。

这个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潘汉年在中共中央在上海立不脚，被迫撤进中央苏区之际进入特科工作。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他能在上海周旋于各种势力之中，屡立功勋后还能安全撤退，证明其拥有高超的地下工作技能，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再怎么严重，连毫无工下经验与技能的陈昌浩，都能在西路军失败后先从大西北潜回湖北老家，实在立不住脚了，还能前往陕北报到，又怎么能难倒潘汉年这样一位老到的红色特工，让其对踏入国统区噤若寒蝉，非得拉上陈果夫的关系作护身符呢？

事实上，陈果夫等人在了解到潘刚从莫斯科来，尚未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实际主事的教员沟通后，认为他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共，于是连面也不见，找了个铁道部的次长出面敷衍了一下潘汉年后，便将他打发去陕北了事。

潘汉年迟至1936年8月7日，才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报道。而此前，已经从1935年11月7日抵达陕北的张浩那里了解到，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新密码将由潘汉年带回国的中共中央，已经快急疯了。算下来，同样是从莫斯科回国，张浩路上花了1个月时间，而潘汉年却耗费了大半年光景。这期间，他是生是死，新密码是否泄露，一切都不在中共中央掌握之下。

在了解到潘之所以在路上耽误这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香港与南京之间与陈果夫往来接触所至后，教员对潘汉年产生“不可信用”的判断就不奇怪了。更何况，潘汉年当初从文宣系统转入特科，是因为王明、博古的大力举荐。在当年教员与王、博关系微妙的情况下，教员认定“潘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码给党中央还得重”，并认为他是王明阵营的人，也就顺理成章了。更要命的是，潘汉年竟然还一度公开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合法性，这就更加凸显出他政治上的幼稚。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以香港和上海为情报根据地大施拳脚。华克之、关露、黄慕兰这些令后世无比景仰的红色特工，都是他的部下。“潘汉年系统”之繁盛，所起的作用之大，由此足见一斑。

但是，巨大成绩的背后，也绝非没有问题。近年来网上热炒的所谓“五重间谍”袁殊，当年党内的结论是此人确实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和组织机密，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叛徒。历史上，叛徒对党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因此我军历来对叛徒都毫不手软。但是，潘汉年却力排众议，坚持将袁殊拉进了自己的情报系统，理由是此人身份极为特殊，能起到别人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像这种工作上的分岐，往好里讲，是灵活多变，不拘一格。要说得不好听，那就是功利色彩极重，为一时之利而枉顾组织原则。

如果说在任用袁殊的问题上，潘汉年的执着只是工作方法问题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时期与汪逆会面之事，则是他后半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老蒋的政策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本就抗战意志不坚，找种种不着调的理由拒绝与日本宣战，只是被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战情势逼到了抗战一线的老蒋宛如磕睡遇到了枕头，没少派人与日方代表私下接触。

日蒋秘密和谈的消息，哪怕当事双方做得再隐密，也终究被外界察觉了。倍感尴尬的汪逆于是便萌生出一个念头：既然日本能和老蒋谈，我为什么不能和延安接触？他幻想着给自己留一条政治后路。而随他降日的诸多民族败类中，有这种想法的是绝大多数。但真正让汪逆心想事成的却是两个前中共叛徒，李士群和胡均鹤。

李士群是前中央特科成员，曾被送往苏联学习特工技术。胡均鹤是共青团系统出身。二人被捕叛变后成为中统特务。因中统内部派系倾轧而不受重用，此二人又转投汪伪出任要职。当时，潘汉年几乎以半公开的身份周旋于日、伪、蒋各派势力之间，侧重于走上层路线，因而免不了要和身居伪汪情报系统要职的李士群和胡均鹤打交道。

隐蔽战线，往往是互相渗透，互相利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情报界就是靠人脉，不跟那些人同流合污又怎能拿到情报？究竟是谁在利用谁，关键看谁掌握主动权。

据潘汉年后来交代，他是在被李士群挟制的情况下，才去南京与汪逆会面，而且也没谈及任何实质性内容。但当事人均已作古，他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到底与汪逆谈了些啥？敌伪档案里自然不会记载。在没有旁证可供映证的情况下，潘后来对组织的自辩只是孤证。更何况，根据组织原则，即便是被挟制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事后也应立即向组织汇报。

但是，事后潘汉年却借口当时小饶在新四军内整风整得太凶，因此吓得他不敢向自己的直接领导小饶汇报。不过，潘汪见面之事却被汪逆当作一枚政治筹码，有意识地泄露给了重庆方面，而且居然还有照片为证。一时间，重庆方面开始大造特造“中共勾结汪逆”的舆论。不明就里的中共中央，曾多次向潘汉年本人核实情况。结果，无论是康生、周公还是教员本人询问，潘汉年都干脆利落、毫不犹豫地回复“绝无此事”。正是因为得到了潘汉年如此坚决的保证，中央才发起舆论反击攻势。

在党的七大招开之前，潘汉年奉命在这个问题上，前往延安，当面向教员本人汇报过工作，却也对此事只字不提。在这个问题上，潘汉年私心作崇，可谓太不知轻重了。作为一名党员，尤其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领导干部，对党忠诚应该是放在首位的。连面见汪逆这样的事情都敢隐瞒，这就是党性问题。

情报工作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潘汉年在见汪逆的问题上如此处理，把多少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和规则当儿戏，究其缘由，还是因为他本人私心过重，加之他

到延安时，李士群和汪逆已先后死去，这也许是潘继续对党隐瞒的“底气”所在。但他却忽略了胡均鹤也知情，而且此人不仅活着，而且继续在蒋、汪、共这“三颗鸡蛋”上跳舞。

胡均鹤是赵尚志的妹夫，但他先降蒋后降汪后，却没对妻子赵尚芸一家下狠手。赵尚芸认为他良知未泯，因此没少劝他回头是岸。出于各种复杂的动机，也出于忏悔心理，胡均鹤在抗战中后期，以及解放战争中，暗中为我党提供了一些帮助，并保持秘密联系，算是“潘汉年系统”的一个“工作关系”。上海解放前，中统要求他潜伏打入我党我军内部，并加以威逼利诱，但他却异常坚定地拒绝了。上海解放后，胡均鹤向我方提供了一个多达上千人的特嫌名单，为我反特斗争提供了大量有用线索，为新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不少贡献，并被新政权重新任用。

如果说胡均鹤这样的表现，重新为我所用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在接收敌人的特情系统后，将一大帮敌特、线人甚至地痞流氓几乎不加严格甄别地纳入自己麾下，就未免失之于草率了。加之杨帆本人志得意满地四处夸耀：“当年赵国公子有三千门客，我比三千还要多”，这就在华东局内部招来了严重不满。不满的矛头不仅直接指向杨帆，也指向了主管情报的副市长潘汉年。加之他在解放前处理情报系统内部事务时，因方式方法问题，被一些情报战线的同志愤怒地指责为“冷漠”、“没良心”、“过河拆桥”，一个造成潘汉年后半生悲剧的民意基础就这么悄然形成了，而他本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在深挖小饶问题之时，有人揭发出了饶在解放后曾经批准杨帆吸收任用胡均鹤等汪伪、国统特务的旧事。此事随即被定性为包庇掩护特务分子。于是，包庇特务的杨帆和被包庇的特务胡均鹤当即在1954年4月1日被捕，相关部门已着手秘密调查潘汉年在其中该负何种责任。

潘汉年得知胡均鹤被捕的消息后，担心胡在受审时将他当年私会汪逆的事抖搂出来，于是便于4月2日火速找到陈毅坦白此事。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晴空霹雳。对于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共来说，更是一个接不住的雷。

在潘突然坦白此事后，正常人都会疑惑：当年你为什么不汇报？你在害怕什么？你当时去的时候怎么想的？谁让你去的？谁派你谈的？你到底和汪逆谈什么？你是单纯的犯糊涂么？还是另有不可靠人的动机？当年中央再三询问，你再三坚决否认。直至眼瞅着此事可能会被揭发出来之前，你一直在主动的隐瞒。你 “害怕说不清楚”的理由何其苍白。你口口声声以身许党，到底许在那里了？你到底还做过哪些未被中央掌握之事？

深知此事厉害关系的陈毅，立即于次日向主席面呈此事，并附上潘本人写的交代材料。主席当场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与他19年前和周恩来说的那句话相比，多了“从此”两个字。这说明，虽然早在1936年他就作出了这个判断，但时值用人之际，主席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了潘汉年机会的。但是，现实着实让他太过失望了。从表面上看，潘汉年的行为给中央带来了被动。而从更深的层次，任何人都有理由 怀疑，潘是否曾经投敌？是否与汪逆达成了什么交易？是否出卖了同志？毕竟事发的时候，是那么混乱的时代，谁能保证潘汉年不被发展成脚踩两条船的双面间谍？

于是，潘汉年被火速逮捕，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灾难之旅。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潘案事发后，李克农对此案提出有力的五点反证。其弦外之意无非是是说李克农的正确意见未被中央采纳，是教员藉此机会报复潘汉年当初反对他再婚的“旧怨”。

可是，持这种观点的人，真正琢磨过李克农五点反证的内容吗？好吧，笔者贴出来供读者品品：

1、 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头等、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2、 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3、 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4、 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 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这五点有力的反证，都是针对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公安系统在解放后利用投诚自首特务一事，并不涉及他1943年私见汪逆却一直隐瞒不报之事。而且潘在私见汪逆后也根本未提交正式报告，时隔12年后交到陈毅手上的，只是个交代材料的性质。也就是说，连李克农也对此事无言以对。而这件永远都说不清楚的事情，才是潘汉年后半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虽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最终对潘汉年案作出的组织结论有些过，但潘本人确实有重大过错在先，而且是令党中央无法容忍的大错。情报工作有其特殊性。将很多因素综合来考虑，还是谨慎为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时候十拿九稳了，再回头看、历史地看。这样的做法，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会受冤屈，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公平的，是稳妥的、负责任的。而且从潘汉年从被捕到去世的经历来，实际上也没吃啥苦头，比那些在运动中倒了霉的“当权派”要好上许多。从一点来看，高层对于情报人员的处理极为慎重，谈不上有啥私人恩怨，归根结底都是从组织利益出发。

潘汉年的私心，不仅害了自己，也牵连了“潘汉年系统”里的一干有功之臣。他们的后半生，都在为潘汉年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付出沉重代价。这也许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获悉中央在重新调查潘汉年案，有意为其平反时，以潘汉年昔日战友华克之为代表的一些隐蔽战线功臣、元老，用十分激烈的言辞上书党中央，坚决反对为其平反的缘故之一。同时也是潘汉年一案于1982年正式平反后却迟迟不见宣传，好不容易1997年央视宣传了一回，却又在体制内又引发了强烈争议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