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当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教员处理起来一点也不手软 -- 忘情

作者：忘情

写在前面的话：

昨日在龙门客栈发出《看到这份材料，教员勃然大怒！》后，有河友留言“高价卖垃圾能成交，难道不是买家责任更大吗？现代法律，都是行贿轻罚，受贿重罚。可是整个文章的板子，最后落在资本家身上，在为谁遮羞？”

呵呵，遮羞？教员啥时候需要遮羞了？去查查历史，当年针对党员干部的“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12月1日，而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26日，可见教员对个中轻重主次还是拎得清楚的。昨天的文章只是讲了硬币的一面而已，今天放出的文章讲的是硬币的另一面。你可以看看，教员是对黑心资本家狠，还是对变质的老革命们狠？上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不能把板子落在资本家身上呢？因为他们现在成了统战对象，所以说不得，碰不得，难道他们当年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就不该受到惩处？就不该被人说道？

闲话少叙，以下是今天这篇文章的正文：

众所周知，教员他老人家一生俭朴，严于律己。哪怕是全国解放后，条件允许了，他也依然如此，衣服鞋袜都是补了又补。用完的火柴盒也舍不得扔，还让工作人员买来散火柴，放在里面接着用。至于吃，那也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本色。每顿少不了辣椒，吃碗红烧肉就算大餐，就算一种奢侈的享受。

前些年风气不正，各路公知大V以竞相抹黑教员为荣。有人晒出一张西餐大菜菜谱，污蔑老人家在全国人民都在共渡时艰的三年困难时期，还在享用山珍海味。可是，谁能相信一个嗜辣如命的湖南人，会对西餐那种鸟不拉屎的清淡做法感兴趣呢？更何况只是张菜谱，又不是教员实际享用过的食谱。像这种下面的人或出于敬仰，或为了拍马屁，竭力想讨老人家好的事，难道还少吗？那个特殊的十年期间，不少地方大建“行宫”，老人家别说没住过，很多连听都没听说。某地为表中心，为他烧制专用瓷器，当地至今仍拿这个当卖点，可这却非老人家授意，老人家那么忙，那么多军国大事要处理，恐怕压根就注意不到这些事。某地拿造飞机的铝合金铸造老人家巨幅塑像，老人家知晓后怒批：“还我飞机！”

1950年2月，教员访苏归来时，顺利在哈尔滨视察。当时恰逢胡志明也在哈尔滨，黑龙江省委便一带两便，给教员和胡志明张罗了一顿便宴。说是便宴，实际上搞得很丰盛，连熊掌这种珍稀的食材都上了。碍于友党领袖在场，教员在宴席上倒是没说啥，只是仅仅在两三个盘子里夹菜，吃了半碗米饭，熊掌之类的珍贵食材连碰都没碰。饭后，他私下批评时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斌：“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就可以嘛。”

这一次，教员还算比较克制，而下一站到了沈阳，怒不可遏的他终于发脾气了：“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说着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尽管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运动重要文件下发全党。尽管在进城之初，教员就警告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不要贪图享乐，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尽管教员率先垂范，三令五申，但还是挡不住党内有人，而且还不是个别人想当刘宗敏。到1951年下半年，党员干部中的贪腐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关部门查出的贪腐案件越来越惊人。

1951年11月，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腐案东窗事发。教员获悉后非常重视，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人递报告上来，而是于11月27日亲自去了趟天津，实地了解张刘案的具体情况。

刘、张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但是解放后他们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侵吞大量的救济粮、治河民工口粮和工资及重点工程建设资金等共计155亿元（旧币），用于个人挥霍，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教员极为愤慨，在11月 29日返回北京的当晚，他批示将关于张子善、刘青山案件的新闻稿在第二天见报，彻底揭露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教员将张、刘二人与延安时期的黄克功相提并论，张、刘二犯的老上级、老战友们见势头不妙，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为张、刘二人求情，要求看在他俩革命有功的份上，给他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过，教员的态度很坚决。他毫不犹豫地就将华北局呈送的“原则上同意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中的 或缓期二年执行”一笔勾掉，他说：“他们都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做资产阶级的俘虏，不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人民。这样的人不除，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

非但如此，教员还决心在党内开展一次大清理，把这些贪污腐败的毒瘤割掉，免得他们继续侵害我们党和新生政权的健康肌体。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决定”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教员多次起草电报，指出要发动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广大群众，对党的各级干部实施民主监督，鼓励大家检举揭发一切贪腐行为。

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清查和打击严重贪污分子的阶段。当时提出划定“大老虎”的6条标准是：个人贪污1亿元（旧币）；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以上，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相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这6条成为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的标准。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着实让党内风气为之一正。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参加“三反”运动审查的共有850万至900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近400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10万多人。

不过，由于教员发动“三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最终杀的贪官并没有他一开始所警告的“要杀三、五万人”那么多。包括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内，全国枪毙了42个大贪污犯，另有67名大贪污犯被判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的共计9942人。其余有问题的干部，得到的是党纪、政纪处分。

经过“三反”运动的洗礼，当时国内、党内的风气为之一正，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中共的执政基础得以极大地巩固。

• 现在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或者说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正是源于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