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光影中的铁路战斗之一：“飞车夺机枪”是神剧吗？ -- 忘情

作者：忘情

写在前面的话：这个系列是数年前我为《世界军事》写的杂志稿，如今时效期早过了，故此可以在河里放出来。这个系列的前几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电影，但后面几篇所讲述的电影知名度就不那么高了。闲话少叙，以下是正文。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首曲调优美的电影插曲，历经几代人传唱，仍经久不衰。1956年拍摄的黑白电影《铁道游击队》不仅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让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家喻户晓，影响了几代人。

改革开放以来，《铁道游击队》被不断翻拍。场面越来越宏大、特效越来越炫酷、视觉冲击力越来越强的同时，故事情节亦越拍越离奇，几近让观众深恶痛觉的“抗日神剧”。以至于有人开始质疑：历史上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真实存在吗？

鉴于哪怕是相对最严谨的1956年电影版《铁道游击队》，亦因片长限制，将诸多战斗经过压缩到极致，因此要探讨相关史实真实与否，只能以小说《铁道游击队》作为主要剖析对象，从铁路常识和军事科技的角度，去分析那些传奇故事的可操作性。

鲁南铁道大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活跃在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津浦铁路滕县至韩庄段的一支抗日武装。1938年10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为掌握枣庄日军情报，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当地建立情报站。当年11月，在枣庄情报站基础上建立起一支10余人的游击武装，以义和炭厂作掩护。1940年2月，奉八路军苏鲁支队的命令，鲁南军区铁道大队在枣庄火车站附近的小陈庄正式成立。洪振海为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全面抗战期间，这支抗日武装在敌后依靠群众，创造了无数传奇，被肖华将军誉为“坚持在敌战区、边沿地区的武工队、游击队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是‘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鲁南铁道大队绝大多数传奇故事，发生在临城至枣庄铁路支线（简称临枣线）两侧。之所以称其为支线，是因为临枣线和早于它修建的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支线（枣台线），以及后来修峻的台儿庄至赵墩铁路支线（台赵线），共同在鲁南地区将纵贯南北的津浦线和横贯东西的陇海线两条干线铁路联接起来。

临枣线系津浦铁路北段总局为运输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煤炭而修建的。1911年4月开工， 1912年元月完成铺轨，当年5月份运营。这条铁路支线处在山间盆地中，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其间有低缓的丘陵起伏，铁路大体上由西向东蜿蜒。根据《枣庄地方志》及济南铁路局相关档案记载，临枣线正线全长31.121公里，线路最大坡度为2.5‰，最小曲线半径1000米。路基顶面宽6.米，边坡为1：1.5。铺设的钢轨每米重33公斤，标准长度为10米。每公里线路铺设木枕1400根。碎石道床厚度150毫米。沿线共有桥涵71座。除距临城站28.887公里处有座长达30米的下承桁梁桥外，其余多为2.5至4米的板梁桥或盖板涵。沿线散布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这样的地形地物为鲁南铁道大队在此活动提供了天然隐蔽条件。

1912年通车时，临枣线由西向东分别设临城、邹坞和枣庄三个客货混合车站。其中，临城站解放后经过四次更名，如今叫枣庄西站。而历史上的枣庄站，如今被称为枣庄东站。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枣庄西站，还是枣庄东站，都是在历史上的临城站、枣庄站原址基础上往南迁移了300米重建的。当年临枣支线线路，在解放后的历次改造中早被改得面目全非。如今枣庄西站和枣庄东站之间的铁路线，和历史上的线路位置有较大差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仍用历史站名表述。

1913年，在距枣庄以西，直线距离仅两公里处，又增设了王沟车站。这个车站在鲁南铁道大队诸多传奇中多次出现，它的来历还真令人哭笑不得。

枣庄是座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清末筹建枣庄站时，当地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在枣庄地区数十个村庄中，形成于唐代的齐村历史上以产陶器、瓷器和开煤窑而著名，是当时的商贸中心。中兴公司最初计划在齐村南面约500米的王沟村建枣庄火车站，但却因用地问题召致家住齐村的地方豪强崔家竭力阻挠。中兴公司只得另择王沟村东南方向约2公里的陈庄作为站址。不料，铁路建成后，崔家觉得大老远地跑到陈庄去坐火车很不方便，于是便又威逼津浦铁路北段总局，在王沟村村北按枣庄站设计图纸复制了一个火车站，当时称王沟站，以方便崔家人出行。瞧瞧，这就是国粉们口口称道的“乡贤”。咱们称其为土豪劣绅，才当真贴切。

现存的大部分资料，都称王沟车站于1932年被撤消，这其实是对历史资料的曲解。准确地说，应该是王沟车站于1932年更名为齐村车站。因为此车站实际上位于王沟村和齐村之间，虽然距王沟村更近，但齐村作为当地的商贸中心，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对外知名度，都不是王沟村能比的。加之此时已非民国初年，崔家的势力大不如前，因此更改站名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此事，现存1935年、1940年临枣线列车时刻表中，都明确标注了齐村站的停点可作为旁证。不过，枣庄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却习惯性继续沿用王沟站这一旧称，直至全国解放。因此刘知侠在创作《铁道游击队》时，尊重了当地百姓的习惯称呼。

此外，除了王沟车站，铁路部门还于1917年11月，在临城站和邹坞站之间增设山家林站。

情报保障

1943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对采事人的采访，开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名为《铁道队》的章回小说。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解放后，刘知侠根据战争年代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并于1956年拍成电影公映。影响了几代人并一直延续至今。铁道游击队诸多传奇故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得算“飞车夺机枪”了。那么，如果从专业角度审视，这个故事有无艺术加工的成分呢？

史载，1939年10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夜袭日军军车，在王沟车站截获机枪2挺、步枪12枝、弹药2箱，及时转运到山区。鲁南铁道大队作为一支游击武装，在1940年1月正式成立之前，其主要骨干实施的这次特种作战行动，是不可能有战斗详报存世的。鉴于刘知侠是在深入采访当事人及群众的基础上开始写作《铁道游击队》的，书中诸多铁路行话和俗语，此前从未接触过铁路工作的刘知侠，绝无可能凭空想像得如此天衣无缝，因此笔者认为在无更详细、更权威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只能以书中所述细节入手进行剖析。

以现代眼光去衡量，“飞车夺机枪”是典型的特种作战。而可靠的情报保障，是特种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此次行动中，混入正泰洋行脚行打工的王强在装卸货物时，发现稻草捆里装的是枪械，于是便利用自己二头的身份，指挥脚夫们装车时先装大包，最后将稻草捆扎的枪械和子弹箱堆在铁闷子车推拉门门口，为刘洪飞车夺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还通过工作关系，知晓了这节铁闷子车将挂在当晚9点的客车尾部拉走。为防刘洪认错，王强还在铁闷子车上用粉笔划了个圈作为记号。

所谓铁闷子车，是旧时人们对铁路棚车的俗称。这种棚车有顶棚，四面封闭，车体两侧中部有对开的推拉门。根据铁路史料记载，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开始了对枣庄煤炭的疯狂掠夺。除了不定期开行运煤专列，每天还开行3对客货混合列车（临城至赵墩一对、临城至峄县两对）。列车一般编组客车8节（分一、二、三等），至于混挂的棚车，视各站“零担”业务的多寡，挂1至2节不等。王强在棚车上作记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保障手段。因为当晚9点的客货混合列车到达枣庄站前，有可能在前方站加挂了棚车。到枣庄后再挂上这辆载有武器的棚车，准备半路截车的刘洪该如何分清哪辆才是目标车呢？

在考证这段史实之初，笔者对1939年的日军用稻草捆扎枪械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一般而言，出厂的新枪都该装在板条箱里才对。新枪出厂时，都会在枪身上涂抹中性的黄油防锈。稻草本身是喊性物质，用于捆扎新枪极易污染黄油，进而影响防锈效果，缩短武器寿命。

就装枪械的板条箱而言，其主要受力构件用材以松木、榆木、落叶松、冷杉、云杉等阔叶树材为主，非主要受力构件多采用胶合板，通过木榫结合、牛胶胶合、钢钉钉合的方式连接而成。箱体中部还有铁件加固以保证箱体强度。为避免枪械在储运、装卸、堆垛中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振动，箱内还有支撑板和卡板、定位板和压板组成的卡固装置。卡板上胶粘毛毡作为缓冲。为方便搬运、携行，箱体端板上设有垫片和提把。不仅结构复杂，装枪械的板条箱还要求板材含水率不得超过15%，因此透干、矫正、防潮、防腐、防蛀加工工序异常繁琐。如此这般，板条箱成本和耗费工时不容小覻。偏偏它复用性又极差，基本上开箱即报废。

笔者查阅了二战日本战争经济相关史料后发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因为战场上的巨大消耗，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等措施，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尽管如此，在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仍捉襟见肘。1938年6月，日军甚至将日本中学里的教练步枪都收回利用。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10月时，日本兵工厂生产的新枪改用稻草简易捆扎，是有可能且合乎情理的。

扒车艰难

得到准确的情报后，刘洪的行动计划，是在列车从枣庄站开出后，扒上最尾一节客车，然后再过渡到棚车上，顺着棚车边缘扒到中部推拉门门口，再开门夺枪。那么，留给他行动的时间和空间有多少呢？

当年的王沟车站和枣庄车站直线距离约2公里，但蜿蜒的线路总长却在3公里左右。那么列车通过这么短一段区间，需要多长时间呢？在1935年的临枣支线列车时刻表上，从枣庄到临城总计31.121公里的旅程，客车运行时间是整整1小时。而在1940年的临赵支线直通客车时刻表上，从临城到枣庄运行时间是70分钟，平均运营速度26.7公里∕小时。考虑到列车驶近车站时，无论是否停靠，都需减速运行，加之枣庄站和张沟站距离很近，蒸汽机车牵引的列车加速慢，因此列车时刻表上该区间运行时间7分钟，平均运行速度不超过25公里∕小时。

刘洪扒车的位置，是在枣庄站扬旗外。所谓扬旗，是北方人对铁路早期的信号系统的俗称。正规名称叫臂板信号机。它白天以臂板的不同位置，夜间用不同颜色的灯光来显示列车进路情况。白天，车站助理值班员通过操纵支撑杆来扳动信号臂板。当主臂板与地面呈平行状态时相当于绿灯，列车可以通过。主臂板呈45度角下垂就相当于红灯，列车必须停车。夜间，助理值班员要攀爬高高的臂板信号机立柱，在立柱顶端的红、绿、黄等色灯框内放置煤油灯，信号机显示红、绿、黄灯颜色，开放或关闭列车进路。

据史料记载，临枣支线建成时，配套设施极为简陋，各车站均无信号机。1938年,日军侵占枣庄后，为了掠夺当地的煤炭资源，对铁路实施了技术改造，于1939年给各站增设扬旗。根据当年列车编组长短和最大运营速度，笔者认为当年各站扬旗距站台中心点的距离，也就200米左右。列车在进路接近扬旗约2、300米时，会鸣笛向车站发出“本车接近”的信号。以此估算，刘洪从扒车到跳车，列车行驶距离约在2.4公里左右，耗时约5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他能完成扒车、过渡、撬门、扔枪、跳车这一系列动作吗？

刘洪扒车时，列车刚驶出枣庄站扬旗，时速顶多只有十余公里。这对刘洪这种富有经验的扒手老手来说是小菜一碟。旧时的客车首尾两端都设计有端台，端台两侧均有扶梯，方便旅客上下站台。车厢门一打开就是端台。设计端台的目的，是方便铁路运转人员作业。正因为有端台扶手和脚蹬的存在，刘洪才好扒车。当年日军视枣庄为重要的能源供给基地，在疯狂掠夺的同时，亦非常重视铁路沿线“治安”。每趟客车上均有日军武装押送，因此刘洪上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蹲在脚蹬上，掏出手枪朝客车尾部走廊上望去，确定未被发现才开始爬向棚车。这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写实。

从棚车车端沿侧墙板爬向中部拉门，无疑是整个“飞车夺机枪”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惊险的步骤。当年中国铁路用的基本都是金属框架、木质顶板、端墙和底板的30吨棚车。金属框架由角钢焊接而成，车体侧面用角钢焊成“X”形作为加强筋。刘洪爬向中部拉门的过程中，脚踏的“横棱”，手钳的“棱角”，其实都是横断面为“L”形的角钢。角钢的棱边边长根据车型的不同，大体在5至10厘米之间。虽说这个宽度比刘知侠笔下的“寸余”要宽裕不少，但踩在脚下，也顶多落下约三分之一个脚掌，很难借力。要保证人在颠簸晃动的行进列车上不掉下来，基本全靠手指死死钳住角钢的棱边。这对人的臂力、指力、胆气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0吨棚车车长在8至9米左右，刘洪需要顺着棚车外墙扒行4至4.5米。这段距离他花了多长时间呢？我们可以倒过来推算。他从上车到下车约5分钟，其中上车仅需数秒，到开始扒行前顶多耗时半分钟。到达棚车中门后拿老虎钳剪断穿在车鼻里的铁丝，再开门，最多花半分钟。进入车厢后他扔下1捆机枪、3捆步枪，踢下1箱子弹，再挟着1捆机枪跳车，也就半分钟光景。因此他顺外墙扒行耗时约三分半钟。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现场请教了几位技术娴熟的调车员。鉴于现在的棚车外部结构与当年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在静态的棚车和敞车端部进行了模拟演练。评估的结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只要胆大心细，完全可以在2分钟内办到。但对小说中的刘洪，历史上的洪振海来说，他们从未在铁路上干过调车员。靠自学成才摸索出来的“野路子”技术，要在2分钟内完成动作难度极大。因此实际耗时三分半钟是合乎情理的。

刘洪赶在列车进王沟站之前跳车，然后会合小坡，扛着夺来的武器弹药，往回走了三四里，在离铁路南边一里多远的小沟里停下休息。刘洪点烟解乏，结果日军的轨道摩托卡打着探照灯顺着铁轨驶来。刘洪立即掐灭烟头，准备迎战。这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的本能反应。因为在黑夜里，肉眼是能发现1公里外的烟头亮光的。

备战过程中有个细节：小坡从跌裂了口的子弹箱里掏出一包子弹，递给老洪。老洪把子弹按在弹巢上，拉一下栓，顶上膛，对着铁路瞄准。

当年三八式步骑枪和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通用弹药。子弹出厂时，5发一组预装在桥夹上。3个桥夹按相同方向包在一个瓦楞纸包中，外观呈梯形。两个瓦楞纸包反向叠加，组成正方形放在弹药箱中。木质弹药箱正面有一个大型金属扣，用于锁定箱盖。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一根短麻绳环，用于搬运时提起弹药箱。

取用子弹时，只需撕开瓦楞纸包，就可将预装桥夹直接放进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的弹斗里。放满6个桥夹，关上弹斗盖，拉动枪机首发上膛，就完成了射击准备。被中国民间俗称为“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几乎所有的毛病，都源自特立独行的弹斗供弹方式。但从这个细节，却可以品味出设计师的初衷。试想，如果弹药都系散装，遇到紧急情况时还需1发1发地往弹匣、弹链或弹盘里压子弹，那多耽误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