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王洪文被关押处周围自然环境良好，当时官方有关部门给“四人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是当时干部机关食堂伙食费的两倍。王洪文住楼房，生活设备一应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有大米饭、白馒头供应。[16]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王张江姚专案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7年3月6日又下发了中发[1977]10号文件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中发[1977]37号文件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其中列举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生活腐朽糜烂，窃取大型彩电、红旗牌高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太阳能打火机，一次就拿走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提出，以党主席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和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全会一致表示同意。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中共、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决议指，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经查明：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全会决议中给予王洪文的头衔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并作出了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7]

1980年12月6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提审王洪文，对他进行第二次调查。法庭指控他1968年11月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徐景贤等人，借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为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九大”学习班中散发，对陈毅进行诬陷迫害。同时，还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王洪文表示：“我相信是事实。”审判员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至9月，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湖南、黑龙江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蔑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同时宣读了197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和《情况汇编清样》刊登的《福建运动有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运动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很多》中诬蔑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和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的节录。法庭对王洪文指使酿成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进行调查。王洪文对法庭所指控的犯罪事例均予以认可，同时表示“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国人民认罪”。12月13日，王洪文接受了审判庭的第三次调查。法庭指控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私自搞武装力量，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策动武装叛乱。

王洪文说：“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

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１）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１、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２、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３、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

（２）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

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以后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３）“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

（４）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

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５）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