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泥腿子”们，应战！（1） -- 忘情

2、巧用敌人内部矛盾，竟让国民党各派抢着跟苏区做生意！

中央苏区建立后，国民党军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人心惶惶，影响了人民对苏区政府的信心。

面对严重经济困境，毛泽东制订了经济斗争方略：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中央苏区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在货币方面，苏区中央银行一方面铸造能流通到国统区用于购买物资的银元和铜币；一方面发行主要在苏区内部流通的纸币，保证市面上对通货的需求。

苏区铸造的银元流入国统区后，国民党方面非常恼火，便指使在苏区的土豪劣绅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元。一时间，市场上假币泛滥成灾。与苏区贸易的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元。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故意哄抬银元、压低苏维埃纸币的反动分子，查处了一批倒卖、偷运、大量私藏苏维埃货币的投机分子，以及挤兑银元、拒用苏维埃纸币的顽固分子，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稳定了金融秩序。

当发现赣南蕴藏丰富的钨矿是一种外界急需的战略资源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即将辖区内的钨矿收归国有，并于1932年春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由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与对外贸易。

旧中国所谓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实质是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要想利用其中各方内部矛盾打破其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就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

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在领教了红军的厉害后，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对红军的作战意愿并不高。于是毛泽民选定他为突破口，利用他急于发财扩充个人实力的心理，在钨砂贸易谈判中采用“饥饿营销”策略，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粤军护送，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取所需”。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济棠同红军做钨砂生意“发了大财”的消息，很快便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军阀中传开了。于是，有样学样，上行下效，各级国民党军官明面上“剿共”，暗地里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出口钨砂4193吨，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400多万银元，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此外，中央苏区边界办了很多“经济特区”，建立了30个关税处。规定“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优惠措施吸引了大批国统区商贩，甘冒风险与苏区进行贸易。紧缺物资就这么一点一点流入苏区。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成了一时之急。不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苏维埃纸币，彼时的遵义老百姓已经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如惊弓之鸟，一时难以信任和接受这新来的“红军票”。

怎么办？红军的办法很巧妙。他们将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推向市场，但规定必须用苏维埃纸币购买，其他币种一概不收。这个办法一出台，遵义百姓纷纷向红军出售各种物资，再用收到的苏维埃纸币去购买平价食盐。苏维埃纸币的信用盛极一时，遵义市面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后来，红军因战略需要撤出遵义时，并没有甩手一走了之。离开之前，他们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从银行换回民众手中的苏维埃纸币。这些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保障了当地群众的利益。遵义百姓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土鳖扛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