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除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还做过这件好事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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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张学良的确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可以仔细,纪念918

其实这个标题我是想搞点惊悚效果的,如果您只因为这个就进来,那是可能失望了。

但是,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张学良早期在东北搞的新军阀政治,因为他是一个土匪头子出身的民国政治家(张作霖)的孩子,也拥有传统的两面三刀,翻云覆雨等操作的,不过政治技巧极其成熟,是来自请父亲的封建社会那一套,虽然借助了日本的那一套相对先进的现代化建设发展体系,但是也大量的吸收了日本的落后封建那一套。

后来成熟了,也是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他搞了议会,规范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了东北议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283371071665065&wfr=spider&for=pc),改变了张作霖的独裁体制,这是上层的方面;在下层他打击黄赌毒,对待士兵超出了当时的其他军阀甚至蒋介石的部队,尤其是比较亲共(苏联或者说利用苏联的)人物冯玉祥(也是个被果粉污蔑的民国人物)。他的做法比新军阀蒋介石还要进步得多。因此东北社会各方面发展很快,可以说张作霖时期的工业发展,张学良借助当年良好的时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的扶持下,张学良确实搞得非常不错。网上吹牛的解放前的东北经济建设成果,在日据之前几乎都是张学良的成果。杨宇霆等也确实是张作霖时期的扶持者,这点张作霖很放权,这个成就中唯一的遗憾是日本外资太多了,奉系控制力不强,所以这个经济成就说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勉强。在果粉谈论民国成就的时候,往往不小心被算成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成就。

这类资料网上一搜一大片,大家(包括果粉)也是认的,但是习惯算作张作霖的成绩(秦伟毕竟张作霖还活着,他师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为了否定张学良的能力),奉系1910年代的成绩基础确实是张作霖开始操作打牢的。

张学良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操作却偏向民主政治,试图搞张学良自己能力下理解的新时代政治,这点是关键点,贯穿了他自由时期的整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亲共的资产阶级政客,懂得和共产党合作,类似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凯末尔。而不是孙中山的走投无路的被迫选择。在这里张学良的确是有主动性的,虽然方案曲折。

只是,只要张作霖还活着,和共产党(中共或者苏共)合作这事就搞不成,虽然在1931年前后,张学良还没有太成熟,但是已经具备了隐忍能力,各种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无法直接公开坦率的和中共合作(也包括苏共,无论对奉系内部还是对国民党交往),在自己单独执政之前更不用说了。

在这段时期,我有个猜测,不一定准确,他虽然认可和信任蒋介石的能力但是也在不断的测试蒋介石,而不是单纯的被蒋介石蒙蔽才打了中东路,付出的结果是东北军主力的牺牲,他对自己很狠、冷酷无情,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就是他和郭松龄互相配合着搞自己的亲爹,意思是代替张作霖执政(张作霖下马,安养天年),但是,日本介入,郭松龄失败了,他只得狠心抛弃了郭松龄,不得不抛弃。在这里,他和郭松龄精心培育的军队部分就被牺牲掉了,张学良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士兵的牺牲、郭松龄的死亡、自己的计划失败等等等。

他本来是个现代化的富二代、官二代,但是有理想有道德,不认可自己父亲的那套传统旧思想和投降日本人,这种准亡国奴状态,张学良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和郭松龄的计划因为日本人的加入,失败了,郭松龄也牺牲了,所以他憎恨引日寇入场的杨宇霆等老奉系派系。杨宇霆是非常依赖日本人的,虽然说确实没有投降,但是犯下了很多错误,比如:东北军政被日本人疯狂的渗透,杨宇霆可以部分说有很大的执行错误。张学良第一次戒大烟,是杨宇霆找来了日本人军医马天池,通过使用吗啡让张学良戒大烟,结果成功的让张学良染上了更厉害的吗啡毒品,各种毒瘾反应,生不如死。从今天各种资料分析,杨宇霆应该并非故意,但是这种事实上的伤害,加上后来马天池的消失不见,确实令人奇怪和怀疑。为此,张学良因为东北易帜问题冷酷的处死了杨宇霆。张学良也一直说,他确实知道杨宇霆不会背叛自己,但是也没办法。

东北易帜,杨宇霆是不支持的,而且还忽悠大部分老奉系针对(接近反对)张学良的易帜活动,不说这事做得明不明智,这种反对统一的人必然遭到反噬。杨宇霆的策略是往后拖,不激怒日本,以维持东北独立性,委曲求全。大家认为这样做就不会有1931年的918了(这还是今天的大多数国人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在张作霖被刺后并未激怒日本,但是日本人还是发动了918!!!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东北易帜(由此可见东北易帜的难度,只是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冲动,其实除了杨宇霆,反对派很多,几乎可以说张学良一人独自悍然东北易帜)。其实,918这个结果在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遇刺时就已经注定了!!!当然,这里也和日本人强力控制南满铁路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人搞刺杀太方便了),而张作霖遇刺则代表他的所谓柔和绥靖对日路线完全走不通了。

张学良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心向祖国,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统一,而不是所谓利用蒋介石攻击其他军阀(否则哪里来的张学良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位置优势呢?如果不看力量大小,那不是其他军阀都可以通过参与帮助蒋介石获胜了吗?),这种谣言当然是中国敌对势力造谣性的分析,他们拒绝承认张学良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这个时期的中国确实处于可怜的相当的未定和相对混乱时期,这意味着当时确实有太多的事情操作难度很大。比如简单的说,共产党建立不到一年,张学良可能同情中共,也认可苏联的部分实力(大家认为那时的苏联未必比日本人更强大,是日俄战争的失败者,这导致了张学良错误的判断了苏联的实力,在中东路失败了,不敢惹日本),但是从实力上观察,不敢得罪日本、不和苏联中共合作才是常理,这也是张作霖的判断,所以杀了李大钊。如果张作霖是走钢丝(这是果粉一再的说法,意思是张作霖可以左右逢源,延缓日本侵略),就不可能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啊,这明显是大部分倾向于日本的基本的操作嘛。在这个时期,中国还不算现在大家认为的那个中国(历史谈及此处太少了,不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危险),只有张学良和蒋介石才心里有中国、提防日本,但是操作上又做不了太多。蒋介石没有胆子,张学良没有实力。

那时的最高领导人没有拥有1937年的全国一致,同仇敌忾,其实就是在1937年,有一些军阀还和日本勾勾搭搭,甚至蒋介石势力中的何应钦、汪精卫等还在亲日。何应钦也算亲日派,但是也更跟随忠诚于蒋介石,可被信任。

所以这个时期,张学良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的,也是符合他的身份和能力的),他自己无法领导全国人民支持东北抗战,做不到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根据他自己的思维和能力判断,他认为蒋介石还是当时中国的唯一他可选的对象,当年的周总理对蒋介石也服服的。

http://news.sohu.com/a/524208930_100114195

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这些话似乎是针对博古,其实就是当时民国历史的真实的反映。所以即便如此,张学良还是只能认定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队伍多,好几十万,也有钱。这个判断在大多数人看来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通过长征的只言片语认准毛主席,或者说,即便是在西安事变中通过毛主席的安排认准毛主席,这对于军事不那么强的张学良来说是很难的。一些人总是希望事后诸葛亮,根据新中国后来建国虚假的理解当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行为,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根本就不亲共。当年有几个人能想到1949年居然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呢?张学良很聪明,但是也想不到,所以只能选择蒋介石,苏联的助攻没那么大,而且都助攻在了蒋介石身上也是很有意思吧。

他的中原大战,因为政治时机把握得极其精确,战争效果不明显,对他的战争能力考验力严重不够,而在之前的郭奉战争中,他的主力部队也被日本人打得很惨,在中东路之战中,又被打得很惨,真是悲剧,张学良心疼坏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张学良完全无法在毛主席的几个战术动作中确认毛主席的军事能力。同时,他也知道周总理才是当时红军的话事人(周叶亲近于蒋介石,张学良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只能还是继续选择蒋介石等等等。

而在对红军作战中,他是在自己主动和红军打假球,从鄂豫皖开始,这也是我所说的他的残酷计划,牺牲的是东北军自己主力士兵的利益。有先生质疑张学良为何不去打山东土匪刘黑七,而在鄂豫皖打徐海东红25师,我个人是认为张学良试图通过宽松的处理缓和对红军的矛盾,释放善意。事后东北军对当地的祸害也确实小,也与他跟随红25军离开也有关系。会剿计划还趁机泄露了,这些都有历史资料证实。

尘封档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泄露军情通共案”,潘文郁烈士的故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8926463465324165&wfr=spider&for=pc

点看全图

因为事情暴露,张学良亲自处死了潘文郁烈士。真正的你的战友送你上路。

血洗鄂豫皖的是蒋介石中央军,东北军则是很软弱,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玩,这点大家如果观察是可以看到的。同时,由于东北军的宽松,红25军发展不错,仗是必须要打的,但是损失不大,吴焕先的牺牲是偶然现象,确实可惜。甚至之后随着东北军旅游结束,红28军高敬亭部还发展起来了。这个和中央苏区后来的发展没法比。官方主流说法叫东北军思乡,不思作战、战斗力弱,等等等原因,就是很少提张学良的善意。

可是就是这样(软弱)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被周总理奉为了主导,其实是回避周的责任等诸多因素。

其实东北军兵精粮足,战斗力还是在线的,只是张学良就是在安排打假球罢了。

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十几万人,红军5、6万,我方确实应该尊重东北军,但是,谈判中周总理的态度也是过于划水、打酱油了。之前的忽悠全不谈了。难道中共只是过去挑拨离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吗?这肯定不对啊。是要看苏联的脸色,但是那时我方态度也是太过于中立了,正是因为一再不表态,所以张学良赶快离开了西安,送蒋介石回南京了。

在鄂豫皖,张学良损失了115师等部队。前面我说了,他在假打,我们却在真打,但是控制规模烈度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在中央红军和陕西部队配合时就乱套了。我军组织度好,但是东北军不太行,就不说陕西部队了。张汉民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也类似,只是徐海东他们不信任杨虎城部队的假打)。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蒋介石这时正在加紧对苏区的“围剿”,遂让张重整军旅帮他“剿共”。 2月7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亲任总司令,张代行),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剿匪”总部正式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原驻河北、河南的东北军纷纷南调,王以哲军调驻豫南,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何柱国军由石家庄调到鄂东的宋埠麻城一带,“围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徐海东部。

张学良出国两年,但是回国后对东北军的掌控仍然很在线,还是很厉害的。

革命并不轻松,你要假打,要取得对方的善意,哪里那么容易呢,直到后来,毛主席释放高福源之后,双方才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此前,张学良已经损失了三个多师,当然,一些东北军士兵也确实加入了我军,成为了抗战一份子,但是大部分都被释放回东北军等等等。这个时期东北军还是东北军,没有真正进入中共部队,双方正在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意外。

张学良通过控制黎天才等前共产党员、同事也是部分托派(自主的,爱国的为国的)友好的接近中共,表达出善意,最终获得了回报。可惜那时我们周总还在肃托。

1940年秋,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派代表与驻徐州日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和约。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掌握了其中详情,立即报告常恩多,并要求锄奸。常恩多毅然答应。两人经过一番计议,拟定了锄奸方案,决定借9月21日晚上看戏之机,活捉缪澂流。21日晚,按约定时间,常恩多向各处下令、扣押了参与此案的有关将校,并将知情不举的旅、团长解除武装,看押起来。与此同时,万毅旅长指挥所部包围了军部机关,扣押了副军长朴炳珊等几个通敌要犯。缪澂流和总部几个大员正在村外看戏,因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他们才得以仓皇逃出。次日清晨,常恩多向全国各界发出“九二二”通电,提出“锄奸救国”口号并向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发出了“血泪电”。之后,常恩多又奋笔疾书,撰写了《“九二二”锄奸的前前后后》一文,派人到各地张贴、散发、有力地揭露了缪澂流等国民党投降派的汉奸嘴脸,教育广大爱国军民抗战到底。但亲日派何应钦竟密电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叛逆缪澂流。不久,蒋介石又来电责备常恩多师“不识大体、意气用事……”常恩多愤然大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随即分兵袭击莒南大店和日照北廓两个敌伪据点,又亲率部队在多水店子与敌伪作战,三战皆捷。常恩多由于心情郁闷、忧愤,积劳而成疾。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又电令第一一一师“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该师反动分子遂掀起了反共恶浪。他们设下“鸿门宴”,将万毅扣押,并逮捕了地下共产党员数人。常恩多虽已病势沉重,但他为了抗战前途,坚持团结进步,抵制分裂倒退;乃率部东移,开进甲子山区,把原来的平原地区和一些交通要镇让给了八路军,游击队。这时,汪精卫认为常恩多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派人到鲁南,以委以伪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为条件,拉拢常恩多叛变投敌。常恩多盛怒之下,派人抓住两个送信的汉奸,杀掉一个,放另一个回去报信。

8月3日,国特分子把万毅出走的责任全推到郭维城身上。常恩多得知后决定立即行动,遂命刘唱凯按既定方案做好一切准备。下午5点,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按通知到参谋长住处集合好,刘副官镇静目右地带领他们去听师长最后一次讲话。刚走进师长的大门口,早就布置好的手枪兵们一跃而出,下了他们的枪,押起了副师长、参谋长等几个顽固派,带领4个团长会见师长。常恩多教育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坚持抗战,跟随郭处长起义,去找共产党,联合八路军。团长们应命走后,郭维城又叫来了八大处的处长,扣起了国特分子,常恩多鼓励其他人和八路军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8月5日,常恩多又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讲了话,号召大家要为后世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当亡国奴,不能再去干同胞相煎的蠢事,要和八路军联合抗日。8月7日下午,听说万毅当晚可回到三三三旅,常恩多极为欣慰,遂急命刘副官去接他。但在此时,在师部被关押的特务分子收买、策动了部分士兵开始叛逃,情势危急,常恩多遂决心率部南下抗日根据地。8月8日拂晓,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开往莒南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并电告万毅(评中将不是没有原因的)、刘副官前往。

当晚,常恩多将这支尚有2000多人的部队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9月,常恩多为抗日救国事业耗尽了最后的心血,与世长辞,时年47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常恩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赞扬他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

在红军会师前后的一个月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已经被打怕了,我军在劳山和榆林桥镇大破敌军,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为此,张学良亲赴庆阳告诫其下属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与红军交火。

可是,蒋介石早就越过张学良,严令董英斌调集五个师兵分两路对红军进攻。

经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定,与会者一致断定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最后确定了作战原则:将敌引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

此文是今天的主流看法,其实就是因为张学良配合假打而已。

这段话里面信息很多,张学良不让打,要控制节奏,蒋介石趁机试探和下蛆,结果有部队听了,但是红军必须保持战略态势,该收拾就是得收拾,张学良的跟随模式的善意也不行。

交往的节奏不能让张学良控制,红军经不起无谓的损失,张学良的军事能力不太靠谱。

董英斌接受张学良的命令和手下说要和红军假打,结果蒋介石发现了,审判董手下,手下说,这是董师长的命令,结果董英斌不能承认,被处分了,也是有趣,从这里说,假打也不容易。可惜他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了。

说了这么多,我当然是赞美西安事变,赞美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为了中国的伟大目标。他不是不抵抗份子。他只是为了抗战目标不择手段,对有些人是冷酷无情,但是对人民和国家,真没的说。

当奉军全部过了黄河后,部下前来请示,要不要炸了黄河大桥,以阻追兵。

张学良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长长的黄河大桥,慢慢摇了摇头。

部下又问: “郑州城里的军火库和粮仓怎么办?里边可是有不少军火和粮食。”

张学良说: “原封不动。”

部下又说: “那就都落到敌人手里了!”

张学良瞪了那个部下一眼:“谁是敌人?我说不动就不动!”

白崇禧

当那位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率部兵不血刃地进驻郑州后,看着完好无损的黄河大桥和几座同样是完好无损的军火库、粮仓,满脸鄙夷,对部下把张学良好一顿埋汰: “都说张学良少年英雄,会打仗,你们瞧瞧,这哪里有一点儿会打仗的样子!连黄河大桥都不炸,是不是怕咱们追不上他啊!叫我说,他也就是玩风流韵事是一把好手!”

随从将领们都大笑起来。正在这时,传令兵来报,陇海路督办章枯求见。

章祜走了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白崇禧,说: “白将军,这是张学良临撤退时,让我转交给您的信件,请您过目。”

白崇禧接过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储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我有些重伤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着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白崇禧将张学良的来信交给手下一众将领,让他们传看。一时间,满屋寂静无声,包括白崇禧本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本文参考自:《走进大帅府,走进张学良》

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提出三点约定:

(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

(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

这点不是只有毛主席看到了,张学良也同样看到了,希望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就亲密无间了,没有那么乐观理想的现实。这才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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