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英语挂了 -- 胡里糊涂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

二、群众路线问题；

三、大字报问题。

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

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

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了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了50-400斤的希望。

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

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老田：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https://www.hswh.org.cn/e/DoPrint/index.php?classid=36&id=4193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

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

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认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这些情况，那个长期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风是如何兴起的以及应该是什么人负责任，但是他本人负有“中央领导”交托的任务，所以要竭尽所能地歪曲事实，先把浮夸风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在一起，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需要撇开，就这样“拐个弯”之后把责任扣在毛泽东头上。李锐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喜欢撒谎和颠倒黑白，而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