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力量的来源：一个变化世界的外交政策（作者：杰克·沙利文） -- 年少亦菲的粉丝

原文链接：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下面是我的非专业翻译，凑合看吧。）

世界政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力量的基本要素，如人口、地理和自然资源固然重要，但历史表明，这些并不足以决定哪些国家将塑造未来。最重要的是国家作出的战略决策——它们如何在内部组织自己，投资于什么，选择与谁结盟以及谁愿意与它们结盟，参与哪些战争，威慑哪些战争，避免哪些战争。

当乔·拜登总统上任时，他认识到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人现在作出的决策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基本优势是巨大的，无论是绝对意义上的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丰富，社会开放，吸引人才和投资，促进创新和重塑。美国人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一个迅速成为记忆的时代制定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能否适应它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进行竞争。

冷战后时期是一个巨大变化的时期，但贯穿整个1990年代和9/11之后的共同线索是缺乏激烈的大国竞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尽管它被广泛解释为世界对国际秩序基本方向的共识。那个冷战后时代现在已经明确结束。战略竞争加剧，几乎触及国际政治的每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军事领域。它使全球经济复杂化。它改变了国家处理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等共同问题的方式。它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旧的假设和结构必须适应美国在现在到2050年之间将面临的挑战。在之前的时代，人们不愿解决明显的市场失败，这些市场失败威胁到美国经济的韧性。由于美国军队无与伦比，作为对9/11的回应，华盛顿专注于非国家行为者和流氓国家。它没有专注于改善其战略地位，为一个新时代做准备，竞争对手将寻求复制其军事优势，因为那不是当时面临的世界。官员们还普遍认为，世界会聚集在一起应对共同危机，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而不是像面对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流行那样分裂。华盛顿过于频繁地将国际机构视为不可改变，没有解决它们是排他性的，没有代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方式。

总的效果是，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力量，但它一些最重要的肌肉萎缩了。在此之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有了一位认为其联盟是地缘政治福利的总统。他损害这些联盟的举措被北京和莫斯科欢呼，后者正确地将美国联盟视为美国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负担。特朗普没有采取行动塑造国际秩序，而是从中撤退。

这就是拜登总统上任时面临的情况。他不仅决心修复美国联盟的即时损害和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还要追求长期项目，使美国外交政策适应当今的挑战。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日益自信，使这一任务变得格外鲜明。

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为美国力量奠定新基础，使这个国家能够最好地塑造新时代，以保护其利益和价值观，并促进共同利益。该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两件事：它是否能够维持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核心优势，以及它是否能够召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粮食安全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等跨国挑战。

在根本层面上，这需要改变美国对权力的思考方式。这届政府上台时相信，国际力量取决于强大的国内经济，经济的实力不仅取决于其规模或效率，还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为所有美国人服务，并且没有危险的依赖性。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力量也取决于其联盟，但这些关系中的许多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必须为今天的挑战进行更新和激活。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的伙伴也更强大时，美国就更强大了，因此我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帮助国家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紧迫问题。我们认识到，华盛顿再也不能负担得起对军事力量的不严谨使用，即使我们已经动员了大量努力来保卫乌克兰，阻止俄罗斯的侵略。拜登政府了解权力的新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让美国比我们发现它时更强大。

国内战线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投资国内经济活力方面重视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该国实行了大胆的公共投资政策，包括在研发和战略性行业方面的投资。这一战略支撑了其经济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逐渐背离了这一战略。美国政府制定了贸易政策和税法，对美国工人和地球都关注不足。在“历史终结”的兴奋中，许多观察家断言，地缘政治竞争将让位于经济一体化，大多数人认为，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新国家会调整其政策，按照规则行事。结果，美国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脆弱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它蓬勃发展，但表面之下，整个社区被掏空。美国在关键制造业部门失去了领先地位。它未能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投资。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

拜登总统优先投资于国内的创新和工业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拜登经济学”。这些公共投资不是关于挑选赢家和输家或结束全球化。它们促进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它们增强了美国提供包容性增长、建立韧性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拜登政府实施了几十年来最深远的新投资，包括两党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我们正在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新突破，同时通过新的出口控制和投资规则，在与盟友的合作中保护美国的优势和安全。这些政策已经产生了差异。自2019年以来，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投资增加了20倍。我们现在估计，未来十年这些领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将达到3.5万亿美元。自2021年底以来，制造业建设支出增加了一倍。

【美国外交政策是在一个正在迅速成为记忆的时代制定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关键矿物的供应链过度依赖不可预测的海外市场，其中许多由中国主导。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正在努力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建立在半导体、医药和生物技术、关键矿物和电池等关键领域的韧性、持久的供应链，以确保美国不会因价格或供应中断而脆弱。我们的方法涵盖了所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矿物，理解通信、能源和计算部门与传统防御部门一样重要。所有这些都使美国处于更好地吸收外部力量限制美国获得关键投入的企图的位置。

当这届政府上任时，我们发现，尽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其工业基础因一系列未解决的脆弱性而受损。经过多年的投资不足、劳动力老化和供应链中断后，重要的国防部门变得更加脆弱和缺乏活力。拜登政府正在重建这些部门，从投资潜艇工业基地到生产更多关键弹药，以便美国能够制造在竞争性地区维持威慑所必需的物资。我们正在投资于美国核威慑，以确保其在竞争对手增强其军备的同时继续有效，同时表明如果竞争对手有兴趣，我们愿意进行未来的军控谈判。我们还与最具创新性的实验室和公司合作，以确保美国的优越常规能力利用最新技术。

未来的政府可能会在如何利用国内国家力量来源的细节上与我们不同。这是一个合理的辩论话题。但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中，毫无疑问，华盛顿需要打破国内和外交政策之间的障碍，重要的公共投资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就这样做了。我们今天也在这样做，但是与私营部门合作，与盟友协调，并专注于当今的尖端技术。

齐心协力

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一直是其最大的国际优势。它们帮助创造了一个更自由、更稳定的世界。它们帮助遏制或逆转侵略。它们意味着华盛顿永远不必独自行动。但这些联盟是为了一个不同的时代而建立的。近年来，美国在利用甚至破坏它们方面表现不佳。

拜登总统一上任就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美国联盟的重视，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前任对它们的怀疑。但他理解，即使是在过去三十年支持这些联盟的人，也常常忽视了为了在相互依赖的时代进行竞争而使它们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我们以实质性的方式加强了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提高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和应对共享挑战的能力。例如，我们动员了一个全球联盟，支持乌克兰抵御未经挑衅的侵略战争，并对俄罗斯施加成本。北约已经扩大到包括芬兰，不久后将有瑞典加入——两个历史上中立的国家。北约还调整了其东部边疆的姿态，部署了一种能力以应对针对其成员的网络攻击，并投资于其空中和导弹防御。美国和欧盟在经济、能源、技术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大幅加深。

我们在亚洲也在做类似的事情。8月，我们在戴维营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巩固了美国、日本和韩国三边合作的新时代，同时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联盟提升到新的高度。面对朝鲜危险且非法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我们正在努力确保美国的扩展威慑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以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韩国签署了华盛顿宣言，为什么我们也在与日本推进扩展的三边威慑讨论。

通过AUKUS——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我们整合了三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生产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并增加了在人工智能、自主平台和电子战等先进能力上的合作。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协议使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得到加强。9月，拜登总统访问河内，宣布美国和越南将他们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四方机制（Quad），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联合起来，在技术、气候、健康和海洋安全等领域推动了新形式的地区合作。我们还在投资21世纪的美国与印度伙伴关系——例如，通过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繁荣计划，我们正在深化贸易关系，并与该地区13个多样化的伙伴国家就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经济以及反腐败和税收合作等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谈判。

政府正在加强美国在亚洲以外和传统地区接缝之间的伙伴关系。去年12月，在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美非领导人峰会上，美国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承诺，包括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以及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将创造出13亿人口和3.4万亿美元市场的大陆性市场的努力。2022年早些时候，我们通过洛杉矶移民和保护宣言，在西半球激发了对移民问题的全球行动，并启动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倡议，以推动西半球的经济复苏。我们还与印度、以色列、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称为I2U2。它通过水、能源、交通、空间、健康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联合倡议，将南亚、中东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今年9月，美国与北美、南美、非洲和欧洲的其他31个国家一起创建了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于科学和技术，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并阻止气候变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网络合作伙伴关系，将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聚集在一起，以对抗勒索软件的祸害。

这些不是孤立的努力。它们是相互强化的合作网络的一部分。美国最亲密的伙伴是民主国家，我们将积极捍卫全球各地的民主。总统在2021年首次召开的民主峰会，为深化民主、推进治理、反腐败和人权事业创造了机构基础，并让其他民主国家与华盛顿一道拥有这个议程。但是，支持华盛顿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愿景的国家范围广泛且强大，其中包括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我们将与任何准备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挺身而出的国家合作，同时我们也在加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支持民主改革者和人权捍卫者。

我们还在加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联盟之间的联系组织。由于在另一个地区的联盟，美国在每个地区都更加强大。印太地区的盟友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而欧洲的盟友则帮助美国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总统加强联盟的努力也促成了几十年来最大的负担分担。美国要求其盟友加大投入，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大约20个北约国家预计在2024年将其国防开支达到GDP的2%，高于2022年的仅7个国家。日本承诺将其国防预算翻倍，并购买美制战斧导弹，这将增强其在该地区对核武器竞争对手的威慑。作为AUKUS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正在进行其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国防能力投资，同时也在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上进行投资。德国已成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第三大供应国，并正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更好的协议

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年表明，如果美国不愿意领导解决全球问题的努力，那么就不会有其他国家填补这一空白。在2020年，许多世界领导人几乎不交流。当COVID-19爆发时，G-7难以形成合力。各国没有紧密协调，而是采取了各自的行动，使大流行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原本可能的程度。拜登总统及其团队一直相信，美国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无论是在全球经济、卫生、发展还是环境方面。但全球危机中缺乏全球领导的惊人经历深深烙印在总统的世界观中。当我们审视全球挑战的艰巨阵列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要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还需要提升我们的游戏水平，为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

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不关注地缘政治竞争；大多数国家希望知道他们有能够帮助解决面临的问题的伙伴，其中一些问题感觉是生死攸关的。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抱怨的不是美国太多，而是太少。是的，他们说，我们看到与主要威权国家走得更近的风险，但你们的替代方案在哪里？拜登总统理解这一点。在美国曾经缺席的地方，它现在具有竞争力。在它具有竞争力的地方，它现在正以紧迫性和目的性领导。它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紧迫的问题。

美国一直保持着在全球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导地位，维持其在卫生和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投资，并在全球需求前所未有之时，仍然是人道援助和紧急粮食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拜登总统现在正在领导全球努力，以更高的抱负为目标。美国正把重点放在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上。它正在扩大多边开发银行的规模，动员私营部门，并帮助国家解锁国内资本。作为这一努力的基石，政府正在使世界银行现代化，使其能够以足够的速度和规模应对当今的挑战，我们正在与伙伴国家一起努力显著增加银行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融资。我们还在推动解决方案，以帮助脆弱国家快速、透明地解决不可持续的债务，释放他们的资源，让他们投资于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进行沉重的债务偿还。

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落后。现在，美国正在通过G-7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动员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物理、数字、清洁能源和卫生基础设施。

【拜登政府理解权力的新现实。】

美国在全球健康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它正在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力争到2030年将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流行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消除。它向超过115个国家捐赠了近7亿剂COVID-19疫苗，并提供了近一半的全球大流行应对资金，同时对新出现的威胁保持警惕。它正在帮助50个国家准备、预防和应对下一个卫生紧急情况。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听说过最近的马尔堡病毒病或埃博拉疫情，因为我们吸取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并在东非、中非和西非的疫情全球化之前做出了回应。

如果一个国家对气候变化不严肃，它就无法向世界提供可信的价值主张。拜登政府继承了在碳减排方面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全球规模的清洁能源技术部署。美国将首次实现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承诺，减少净温室气体排放，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承诺。它已经启动了诸如与印尼的公平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联合倡议，这将加速该国电力部门的转型，并得到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支持。

新的专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伙伴关系并非旨在取代现有的国际机构。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和振兴这些机构，使它们适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除了使世界银行现代化外，总统还提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政府将继续尝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使其能够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保护工人，并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同时继续维护竞争、开放、透明和法治。总统呼吁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深远的改革，扩大成员数量，包括常任和非常任成员，并使其更加有效和有代表性。

总统还知道，国家需要能够在不久前难以想象的挑战上合作。在人工智能方面，这种需求尤其迫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召集了美国负责AI创新的领先企业，做出一系列自愿承诺，以安全、安稳和透明的方式开发AI。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本身做出了这方面的承诺，于2月发布了关于负责任军事使用AI的声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通过与美国盟友、伙伴和其他国家合作，在这些倡议的基础上制定严格的AI管理规则和原则。

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但它是美国新力量基础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不仅是正确的事情；它还符合美国的利益。帮助其他国家变得更强大，使美国变得更强大和更安全。它创造了新的伙伴和更好的朋友。我们将继续构建美国向世界提供的积极方案。如果美国要赢得塑造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未来的竞争，这是绝对必要的。

选择你的战斗

在1990年代，美国的国防政策主要围绕是否以及如何干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以防止大规模暴行的问题。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其重点转移到了恐怖组织上。大国冲突的风险似乎很遥远。但这一情况开始随着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和2014年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挑衅而发生变化。但是，美国的优先事项还没有足够快地适应遏制大国侵略和应对侵略发生后的挑战。

拜登总统决心适应这一变化。他结束了美国参与的阿富汗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并使美国在二十年来首次不必维持在积极敌对状态中的军事部队。这一过渡无疑是痛苦的——特别是对阿富汗人民以及在那里服役的美国军队和其他人员。但这对于准备美国军队应对未来的挑战是必要的。其中一个挑战比我们预期的来得更快，那就是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的残酷入侵。如果美国仍在阿富汗作战，那么现在俄罗斯很可能会竭尽全力帮助塔利班在那里牵制华盛顿，阻止其将注意力集中在帮助乌克兰上。

即使我们的优先事项从重大军事干预转移，我们仍然准备好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我们在阿富汗的地平线之外采取了行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的行动——我们还在索马里、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清除了其他恐怖分子目标。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但我们也将避免那些会牵制美军并且实际上对减少对美国的威胁作用不大的长期无休止的战争。

关于中东地区的更广泛问题，总统继承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地区。这篇文章的原始版本是在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前撰写的，强调了经过两个十年的大规模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肆虐的内战、难民危机、一个自称的恐怖分子哈里发特建立、革命和反革命以及该地区关键国家间关系破裂后中东地区的进展。文章描述了我们恢复有纪律的美国政策方法的努力，该方法优先考虑遏制侵略、缓和冲突，并通过包括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整合该地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门战争达到了停战的第18个月。其他冲突已经降温。地区领导人公开合作。9月，总统宣布了一条连接印度至欧洲的新经济走廊，途径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

这篇文章的原始版本强调了这种进展是脆弱的，而且长期的挑战依然存在，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伊朗构成的威胁。10月7日的袭击给整个地区形势蒙上了阴影，其后果仍在发酵，包括重大地区升级的风险。但我们在中东采取的有纪律的方法仍是我们在处理这场危机时的核心姿态和规划。

正如拜登总统在10月18日对以色列的罕见战时访问中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保护其公民并抵御残暴恐怖分子的自卫行为。我们正在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以促进向加沙地带平民持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总统也多次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在冲突中保护平民生命和尊重战争法。哈马斯犯下的暴行让人回想起ISIS最严重的蹂躏，它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代表他们的尊严和自决权。我们致力于一个实现这一点的两国方案。事实上，我们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就正常化的讨论始终包括了对巴勒斯坦人的重大提议。如果达成协议，这一部分将确保通往两国解决方案的道路是可行的，各相关方将朝着这个方向采取重大且具体的步骤。

我们警惕当前危机可能演变成地区冲突的风险。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接触，并增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态势。自本届政府开始以来，我们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以保护美国人员。我们致力于确保伊朗永远不获得核武器。尽管军事力量绝不能是首选工具，但我们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以保护美国在这一重要地区的人员和利益。

【我们在乌克兰的方法是可持续的。】

中东危机并不改变美国需要为新时代的战略竞争做准备的事实——尤其是通过遏制和应对大国侵略。当我们得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准备入侵乌克兰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美国并未通过条约承诺保卫乌克兰，但如果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得不到回应，一个主权国家就会被灭绝，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将收到一个信息，即强权就是正义。我们试图通过明确告知俄罗斯美国将通过支持乌克兰和展示愿意就欧洲安全进行对话（尽管俄罗斯并不认真对待）来避免危机。我们还利用有意而公开的情报发布，来警告乌克兰，团结美国的伙伴，并剥夺俄罗斯为其入侵创造虚假借口的能力。

普京入侵后，我们实施了一项帮助乌克兰自卫而不派遣美军参战的政策。美国向乌克兰派遣了大量的防御性武器，并鼓励盟友和伙伴也这样做。它协调了巨大的后勤任务，将这些能力运送到战场。迄今为止，这种援助已被分成47个不同的军事援助包，这些援助包被设计为根据乌克兰在冲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回应。我们与乌克兰政府就其需求密切合作，并处理技术和后勤细节，以确保其军队拥有所需的一切。我们还增加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合作以及培训工作。并且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制裁，以减少其发动战争的能力。

拜登总统还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盟国，美国将保卫盟国领土的每一寸，以新的部队部署支持这一立场。我们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启动了一个进程，帮助乌克兰建立一个能在陆地、海上和空中自卫，并遏制未来侵略的军队。我们在乌克兰的做法是可持续的，与那些持相反意见者所说的相反，它增强了美国应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所有突发事件的能力。美国人民知道欺凌者是什么样的。他们明白，如果他们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会使乌克兰人在自卫时处于严重不利地位，还会树立一个糟糕的先例，鼓励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广泛而深入，并将持续下去。

未来竞争的展望

很明显，世界正在变得更具竞争性，技术将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共同面临的问题将随着时间变得更加严峻。但这些力量将如何具体表现尚不明确。美国过去曾经感到惊讶（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未来无论政府如何努力预测即将到来的事情（而且美国情报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对，包括准确预警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很可能会再次感到惊讶。我们的战略旨在应对各种各样的情景。通过投资于国内力量的源泉，加深联盟和伙伴关系，应对全球挑战并取得成果，以及在行使权力时保持纪律，美国将准备好推进其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的愿景，无论未来有什么惊喜。正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力量的局势”。

即将到来的竞争时代将与以往经历的任何情况都不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安全竞争主要是地区性的，由中等规模和邻近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构成，最终以灾难告终。随后的冷战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非常低。这一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决定性结束。今天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场竞争真正具有全球性，但并非零和游戏。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经常问我们与中国竞争的最终状态是什么。我们预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寻求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一个既保护美国及其朋友的利益，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秩序。但我们并不期待像苏联解体后那样的变革性最终状态。竞争将会有涨有落——美国会取得进展，但中国也会。华盛顿必须平衡紧迫感与耐心，理解重要的是其行动的总和，而不是赢得单个新闻周期。我们需要对自己击败任何国家的能力持续保持信心。过去两年半颠覆了关于美国和中国相对轨迹的假设。

【未来竞争的时代将与以往经历的任何情况都不同。】

美国继续享有与中国的大量贸易和投资关系。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复杂，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竞争者。我们在反击损害美国工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不会道歉。我们也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使用美国技术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寻求“降低风险”和多元化，而不是脱钩。我们希望通过集中限制来保护一定数量的敏感技术，创建一些人称之为“小院子和高围栏”的东西。我们面临来自各方的批评，认为这些举措是重商主义或保护主义。这是不正确的。这些是与他人合作采取的步骤，并专注于一小部分技术，这些步骤是美国在更具争议的世界中为保护其国家安全同时支持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所需采取的措施。

同时，我们正在深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的技术合作，包括与印度以及通过2021年成立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我们将继续投资于美国自身的能力和安全、弹性的供应链。我们还将继续推进一项促进工人权益的议程，追求国内外的体面、安全和健康工作，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有时，竞争将是激烈的。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我们正在积极抵制侵略、胁迫和恐吓，并捍卫基本的行为准则，例如海上航行自由。正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9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美国在维护和加强这一秩序中的明智自利从未如此强烈。”我们也明白，美国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有着根本不同的愿景。

但华盛顿和北京需要找出如何管理竞争，以减少紧张和在共同挑战上找到前进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正在加强与中国的外交，保留现有的沟通渠道并创造新的渠道。美国人已经内化了过去几十年危机的一些教训，尤其是偶然陷入冲突的潜力。高层和反复的互动对于澄清误解、避免误传、发送明确信号以及阻止可能爆发成重大危机的下行螺旋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北京似乎经常得出不同的教训关于管理紧张关系，得出结论认为防护措施可以像安全带一样促进竞争（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正如安全带减少一半的交通死亡一样，沟通和基本的安全措施减少地缘政治事故的风险）。然而，最近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北京可能认识到稳定的价值。真正的考验将是当紧张局势不可避免地升级时，这些渠道能否持续。

我们还应记住，并非竞争对手的一切行动都与美国利益不相容。今年中国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斡旋的协议部分缓解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美国也希望看到的发展。鉴于美国与伊朗缺乏外交关系，华盛顿无法尝试斡旋这一协议，也不应该试图破坏它。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迅速而高风险的技术竞争，但双方需要能够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上共同努力。这样做并不是表现出软弱。它反映了一个清醒的判断，即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提出独特的挑战，大国有共同的责任来处理这些挑战。

与美国和中国均未结盟的国家自然会与两者接触，试图从竞争中获益，同时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任何溢出效应的影响。许多这样的国家将自己视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拥有自身逻辑的群体，并对西方提出了源于冷战和不结盟运动成立时期的独特批评。然而，与冷战期间不同的是，美国将避免仅通过地缘政治竞争的棱镜看待世界的诱惑，或将这些国家视为代理人竞赛的场所。相反，它将继续按照它们自己的条件与它们接触。华盛顿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应保持现实的期望，尊重它们的主权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它也需要明确对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寻求塑造与它们的关系：总体上让它们有动力以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方式行事。

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官员将比过去30年更多地与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国家进行对话。世界正变得更加有争议，美国不能只与那些分享其愿景或价值观的国家交谈。我们将继续努力塑造整体外交格局，以促进美国和共同利益的发展。例如，当中国、巴西和七个非洲国家宣布他们将推动和平努力，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时，我们并没有原则上拒绝这些倡议；我们呼吁这些国家与乌克兰官员对话，并提供保证，称他们对和解的提议将与联合国宪章一致。

我们现在正在播种的一些种子——例如在先进技术上的投资或AUKUS潜艇——将需要多年时间才能结出果实。但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并将采取行动，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是主权、民主和自由的。我们必须加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在中东推进地区一体化，同时继续遏制伊朗。我们必须现代化美国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我们还必须履行对全球南方在基础设施、发展和气候方面的承诺。

由我们决定

美国已经进入了其在二战后承担的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杜鲁门政府奠定了美国实现两个目标的基础：加强民主和民主合作，以及遏制苏联。这一战略由后来的总统延续，包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全面投资美国工业，尤其是新技术。对通过工业投资增强国家实力的承诺在1980年代开始减弱，在冷战结束后几乎没有被视为必要。在第二阶段，由于美国没有同行竞争对手，连续的政府寻求扩大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在关键问题上建立合作模式。这个时代以多种方式改善了世界——许多国家变得更加自由、繁荣和安全；全球贫困得到了减轻；世界有效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也是地缘政治变化的时期。

现在，美国发现自己处于第三个时代的开端：在相互依存和跨国挑战时代的竞争新时期需要调整。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断裂或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但这确实意味着要奠定新的美国实力基础。这需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假设，如果我们要让美国比我们发现它时更强大，并为未来做好准备。这一阶段的结果不仅仅由外部力量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