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真离兄最后这句话说得好：

真离兄提到郭老的《天狗》，我却想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 社会与人（蒋子龙、路遥）

（《乔厂长上任记》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开端）

所谓的“连接了两个时代”，从生产方式上来看，是从“抓革命，促生产”变为“抓管理”，即从《鞍钢宪法》回到《马钢宪法》；从意识形态来看，就是从“革命”变为“改革”，这种时代的转变其实就是从一共到二共的转变，所以和乔厂长的光辉形象相比，工人群众的形象是模糊和消极的，乔厂长的故事表述着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性的消解和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新的改革主体的出现。有人说改革文学在形象和影响上是在变相地礼赞十七年文学，但十七年文学中工人阶级的形象是光辉高大的，比如艾芜1958年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和草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更别说1959年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特殊性格的人》甚至将工人形容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冯友兰当时还感慨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觉悟了的”工人。

但是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重型电机厂的工人群众普遍呈现出消极怠工、懒懒散散的状态。小还特别描述了“顽劣”的青年工人杜兵作为典型。总体上，电机厂的工人是：

其实也不止蒋子龙一个，像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9年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将军”的原型不仅仅是陈再道个人）、1980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0年《潘晓来信》等都诉说着少年、老革命、农民、青年等各种群体的蜕变。

在1955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直接提出过“社会主义精神”的说法：

“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意涵是集体主义。由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所驱动的主体，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深刻的政治觉悟，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的主体就是“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有无“社会主义精神”是区分“新人”与“旧人”的标准。因此当改革文学展现出人民群众中弥漫的消极怠工、懒懒散散、毫无作为甚至信仰缺失的面貌时，它的实质就是在剑指文革，仿佛这一切都是文革造成的，把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和10年时间划上了等号并且已经在进行肆意批判。

所以，才有蒋子龙创造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这个乔厂长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他勇于向前，有铁腕魄力，具有强烈的权力意志却又厌恶权力斗争，同时精通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光辉形象，成为了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担纲者，成为了宗杰口中的“带头人”。

但是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

在改革初期，作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乔厂长，却明确地区分于群众。他领导工人群众，却又与工人群众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而且正因为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才能领导群众进行改革。它的潜台词就是在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决定性地实际上是人为地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向极少数的精英分子转移了。

一共的革命叙事和二共的改革叙事是基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共的革命叙事所对应的社会主义方案依赖于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两个积极性。两个群体的互动与共同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保证。而改革叙事所对应的就是“专家治国”的方案，改革初期，如《雍正王朝》的邬思道、《康熙王朝》的伍次友等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形成为一个“新阶级”并以“新阶级”为主体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案，作为知识精英的他们开始与人民群众有了清晰的等级关系。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变成了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又毫无保留地接纳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以发展生产力的方案的形象。而只要有乔厂长这样的“新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就能保证了整个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这个方案也是容许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参与改革的方案：只有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得以深度参与改革之中。在一共的革命叙事中，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意义是“劳动创造世界”，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概念，革命是具有尊严的革命。在二共的改革叙事中，“劳动创造世界”变成了“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就会成为一个最难描写的群体。劳动人民可以被同情、可以被代表、也可以被施舍，但不再拥有任何的革命性、主体性和地位性，甚至不配拥有话语权。😅

蔡翔说

自二共的改开以来，其实所有人都身处一片洪流之中，在1989年开始的“后天安门时代”以来，可以说对历史和过去是比较失序和追忆的、对未来和前途是比较茫然和无助的，也就是激昂和困惑并存。整个二共的中国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理”，并且试图用这个“理”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未来的出路。而各人“理”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冲突。

自1978年的改开以来，在各个领域，改革都已经获得了正当性甚至是神圣性，所谓的激进和保守的政治分野其实不过就是“右里的右”还是“右里的左”之分。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他们所忧虑的，只是改革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本身。基于此，才能理解那句“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

而回到对毛主席的评价这个主题上，也就不难理解邓天尊等人为什么把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这个任务看的这么重了。对毛主席一生功过是非的全面评价，不仅仅是关系到毛主席个人，是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国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到国际视野中更是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苏联变修、美苏争霸、中美关系等相连的，这些都是无法切割的，因为毛主席不仅属于毛主席个人，还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属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要想实现对历史——现实——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革命——建设——改革、一共——二共——三共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和解”，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的历史任务是绕不开、跨不过的。

如果红朝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总会有人有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