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抱歉，确实有点错误，我再解释一下。

反腐问题底层逻辑牵涉到政商关系问题，进一步牵涉到经济发展底层逻辑，以及政权结构问题。政权结构又影响我们的财政改革。所以底层逻辑必须反复思考论证。当然去年底开始习主席的新经济路线开始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出现了新的希望。我们的经济路线从过去几十年相对混乱中开始逐步厘清走向有序光明的未来。

厘清了经济发展逻辑，那么我们的经济路线和经济结构也要做出改变。进一步就会修正政商关系。过去四十五年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事物。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经济逻辑。这导致资本家与官员的关系出现了混乱。是资本家为主，还是国家为主。国家为主，那么资本家就是要听官员的话。官员在上，资本家在下。如果是资本家为主，那么官员就是服务资本家的高级家奴。在实践中，在分配上严重向资本家倾斜。但是在贡献上资本家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贡献上是政上商下，在分配上是政下官上。这种扭曲导致了官员即对资本家不服气，又羡慕资本家的财富，这有容易造成腐败堕落。实践中，西方式政权各种大资本家兄弟会推选代言人竞选总统，组建政府统治社会的模式并不高明。特别是过去几年各种弊端暴露。相反以国家为主，国家主导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效果更好。这样的实践就表明过去扭曲的政商关系需要改革。没必要把资本家捧的这么高。

习主席去年的新经济政策就是高科技路线，对应的是旧路线是房地产金融路线。以高科技路线可以引出以科技为主的全新的科技经济学。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科技发展好了，经济发展自然就好。用科技创新把经济一切为二。有科技创新的资本家是有益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没有科技创新的资本家就要管理压缩逐步淘汰。

新经济路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科技创新。目前有两个半模式。一种是芯片战时期用的举国饱和式科研模式。在明确科研目标后，以整个国家为后盾，对所有路线都进行饱和式研发。只要一个方向成功即可得到全局性的成功。另一种是合肥模式。在科研目标不是特别明确时，国家转型成科创风险投资者，对于各种创新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只要创新成功的公司收入能覆盖所有风险投资支出就可以算作成功。最后半个可能算作是产业政策，即科研目标明确性处于模糊状态，从产业上说大方向明确，而小方向不明确。这样就可以用产业政策对科创公司进行补贴。成功案例是新能源汽车。

新经济路线另一部分就是数字经济。核心是对没有大量没有创新性的企业进行管理。这种经济本质上是信息化的鸟笼经济。国家为主体控制关键市场路径来强迫资本家听从安排压低利润，强制让利为社会服务。新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其实可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而没有科创的资本家们将逐步压缩淘汰。

厘清新经济的逻辑和政策，那么我们就能把扭曲的政商关系扭转到正确位置。国为上资为下。有科技金刚钻的企业例如华为则是上宾，而没有金刚钻的企业要看他们是否听国家话，然后控制压缩逐步淘汰。在分配上也不会对资本家过度倾斜。倾斜的对象是科技人。科技硬度才真本事。官员们的心态也能平衡。

有了新的经济政策才能制定具体的上层建筑即政权的结构。这里要说一下，基本盘就是在逆境中依旧能执行中央命令的干部群体。基本盘与阶级基础是不一样的。基本盘讲究的是通过各种考验能证明其绝对的忠诚，而阶级基础讲究的是动员政策符合阶级利益。在一共时代基本盘是三万红军战士。所谓“红不下校抗不过将”。我们的中高级干部们都是经过长征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阶级基层则是在土地革命中能获利的与中央一条心的工农阶级。

由于过去四十五年经济政策的模糊混乱，中央的基本盘是不清晰的。中高级干部的升迁都是依靠上级的选票。他们是否真信共产主义是否真的忠于中央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都是要打问号的。现在我们面对财政改革就必须厘清我们的基本盘，保证中高级干部绝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这样我们的财政改革才能进行的下去。

如何保证忠诚，我们不能搞资本主义兄弟会式的爱泼斯坦投名状。我们还是要从意识形态，国家军事贡献和科技贡献三方面来保证忠诚。

老实说现在中国的干部体制更接近九品中正制。上层官员的选票决定了下层官员的升迁。这种选票即不看中信仰，又没有过硬的贡献标准。相对突出的弊端是容易导致卖官。唯gdp导致地方债务高企，扭曲了政绩观。所以非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