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孙子兵法》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其实也是全书的总纲领。

对于一国而言，怎么打要考虑得很多、很细，但打不打才是更重要的事，正如1950年是否决定出兵朝鲜比抗美援朝的具体过程重要。

都知道“汉唐雄风”，汉朝和唐朝都是让不少人热血沸腾的朝代，唐朝相对来说是中国在世界上国力和影响力都是最强的。而正是因为汉朝，中国人自此以“汉人”自居。王夫之还感过：“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

但是汉朝并不是如一些人印象中那般只会“打、打、打”，并不尽然。西汉初年其实经历了好几场打与不打的抉择。

一是吕雉之辱，二是七国之乱。

对于吕雉之辱她能忍下耻辱听从季布之言不出兵征伐匈奴，我认为单凭通过这一关就奠定了这位难得一出的杰出女性政治家的历史地位。因为《孙子兵法》中有一段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类政治家的心理：

一个人如果难受了可以很快忘掉情绪转怒为喜，但一国之君因为情绪而冒进，最终亡军亡国，却是不可逆转的。

要打有一万种理由，但情绪和挑衅一定排在最后，基本实力对比一定排在最前。实事求是，权衡先于情绪，这是一个懂军事的政治家最重要的基本功。

对于七国之乱要从汉文帝说起，贾谊在汉文帝当政时留下的千古名疏《治安策》中明确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虽说贾谊抱憾而终，但是他的策略得到了汉文帝的采纳重用，汉文帝在不断拆分同姓王的封地，缩小诸侯势力。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比位高权重来的更为重要，所以王安石在《贾生》这首诗中写的“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这才是对贾谊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建议最终变成了现实，历史也没有辜负他。相比那些人亡政息的公侯显贵，贾谊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汉景帝比起汉文帝就少了份耐心、多了份浮躁。他登基第二年，晁错就上疏《削藩策》。汉景帝就开始了削藩，这就是七王之乱那场战火最早的火星。其实贾谊所言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推恩令的早期版本，实际上是从内部分化诸侯的阳谋。它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只要愿意等下去，等诸侯王们死去，地就一块块地分小了，诸侯的势力也就消散了。但汉景帝不愿意等待，要直接削藩，把“二桃杀三士”变成“直接摘桃子”，导致了所谓的“帝逼王反”。

不过汉文帝留下的家底厚，“众建诸侯”做的比较早，七王看似数量众多，但是实力远远不如朝廷，综合实力不如、军事实力更不如，所以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七国之乱实际上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汉景帝，和很想名垂青史的晁错，急功近利而催生出的一场战争。

有种关于下围棋的方法是“在下围棋的时候，是没必要用活子换死子的，手中的那步棋可以用来进攻可以用来防守，但是不能用于去提死子，提死子就是浪费”，其实这里更深的智慧就是这件事是不是得到了控制、是不是不会突破底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就不会成为主要矛盾。非要去激化它，它反而会成为主要矛盾。

在七国之乱上，从上层千古留名的角度来说，汉景帝在拥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去激化矛盾，他要做成了他就是千古一帝，既满足了个人历史追求，又不至于让帝国伤筋动骨；但从群众的角度说，不动干戈，随着朝廷的实力慢慢增长，诸侯的实力慢慢消退，不去主动激化矛盾，让这个矛盾点越来越弱，这对群众而言其实是最优的。

不过就像老话说的，“凡事都得辩证地看待”，历史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从后来者的眼光去看一个决定很难说是最优解。

后来的汉武帝穷兵黩武，他既拓宽了西汉百姓的生存空间，又强化了作为皇帝的中央集权，让当时的治下百姓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他于民族的功是利在千秋的，但他强化的独裁集权也是遗害万代的。可不集权便不能立此大功；没有此大功，后续民族能否开创辉煌的历史也要划上一个大问号。

所以，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黑与白，没有绝对地好与坏，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便是此理，但很多人只能看到二分，却看不到变化流转，这是不懂历史更不懂唯物主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的决定一直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中国不向何处去”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