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件事表明：大陆政府从未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当做备选方案。 -- 俺老孫

1947年6月8日一早，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陕北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庄进行疯狂轰炸，与此同时，上万名国民党兵力也正在向王家湾一带紧急开进，而就在这危急之时，村子内的一个破房子里却突然响起了一阵“争论”。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说道：“昆仑纵队应该往东走，靠近黄河，若遇险情可渡河突围。”在如此紧急的时刻，一旁有一位叫“李德胜”的人却非常淡定，他听完任弼时的建议之后，非常平静地抽了口烟说道：“向东很可能落入敌人的包围，我建议向西行军。”

任弼时

正在任弼时和李德胜“各执己见”时，一旁的胡必成提出了一个更加可行的建议：“昆仑纵队最好先向北，再向西北转移，这样危险最小。”

听完胡必成的建议之后，一旁的任弼时突然激动地对着面前的“李德胜”说道：“毛主席，我支持恩来同志的建议。”

没错，这位在生死存亡之际仍临危不乱的李德胜，正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而这位在危急时刻沉着应对的胡必成，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而他们口中的“昆仑纵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中央军委。

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百姓对和平的翘首以盼，公然撕毁刚刚签订几个月的“双十协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突然发起进攻，而随着战斗的展开，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弱势越来越明显。面对着越来越不利的局势，蒋介石立即下达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命令：集中主要兵力，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紧急将胡宗南召到南京，亲自向他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由胡宗南部队为进攻主力，从南线进攻，而马鸿逵、马步芳以及邓宝珊等人则率领部队从西线以及北线进行策应，为了将解放军总部彻底消灭，蒋介石还出动了上百架飞机。

3月13日，胡宗南部队共14万兵力分两路向延安开进，在战斗打响之前，胡宗南更是喊出了“三天之内拿下延安”的口号。此时延安的总兵力不足4万人，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补给，我军跟国民党部队相比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可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我军战士们依然是奋勇抵抗。

为了保卫延安，中央军委将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野战部队全部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由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彭老总以及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负责指挥。当天晚上，毛主席下达作战指示，命令西北野战军防御作战中，在敌人疲劳之时，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对敌人进行各个击破，彻底粉碎敌人对延安的进攻计划。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以及我军的夜间作战强项，对敌军进行了切实有效的侵扰和阻击，大大减慢了胡宗南部队的进攻速度。可即便如此，在兵力的巨大悬殊之下，我军的防御以及进攻依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效果。

3月18日，胡宗南部队距离延安只剩10公里的距离，在此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延安军民万众一心，甚至是喊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可是，就在延安军民准备拼死一战时，毛主席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决策：撤出延安。

当着延安军民的面，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表示：“蒋介石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抢地盘，可我们解放军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器和物资，将他手里的东西都拿过来。我们撤出延安，是为了在运动中更彻底地消灭敌人。”

在撤离之前的动员会上，毛主席说道：“我们退出延安是为了解放西安，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回全中国。”

即便是在生死存亡之际，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依然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撤离工作开始之后，党中央先命令群众以及学校进行安全转移，紧接着才是中央各党政机关。

3月18日下午，延安群众已全部完成撤离，此时胡宗南的队伍距离延安城不足4公里，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疯狂穿梭，炸弹的爆炸把窑洞的门窗炸得轰隆隆乱响。可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非但没有撤离，反而站在院子里非常幽默地说道：“要看看胡宗南的部队啊！”

3月18日傍晚，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10年之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离开之前，毛主席还特意向彭老总强调：“撤离之前，一定要让部队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当时很多人都对毛主席这句话不太理解，直到多年之后，大家才明白毛主席这句话的深意。

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西北野战兵团在彭老总和习仲勋的指挥下，以不到700人伤亡的微小代价，歼灭了胡宗南部5000多人，更重要的是成功掩护了党中央、中央机关以及延安群众的转移。

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延安，当天，国民党部队进入延安城，可却只得到了一座“空城”。看着彭老总的不甘，毛主席笑着安慰道：“蒋介石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到2年时间，我们还会回来的。”可是这一次，毛主席却完全低估了国民党的难缠程度。

情报战开局，史无前例的危机

虽然占领了延安城，但是胡宗南的外围部队却总是遭到袭击，尽管胡宗南派出了大量部队搜索中共中央机关的位置，可始终是一无所获。在气急败坏之后，胡宗南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而且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也正是他这个办法，给中共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之下经常是神出鬼没，可我军部队的行动却依然是井然有序，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无线电。在率领党中央机关转移期间，毛主席依然会通过无线电的方式向各大战场传递作战指示，可我军的这种做法也很快就成了胡宗南手中的“把柄”。

胡宗南一边派出部队分多路搜索解放军的位置，一边又成立多支测向部队，通过情报人员探测我军的电台信号，从而获取我军的具体位置，这种办法一开始实施，就让我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1947年4月，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刚刚转移至王家湾，胡宗南的搜索部队就快速向此地靠近，无奈之下，我军只得再次进行转移。

几个月后，敌人出动数十架飞机，对陕西榆林的一个叫马蹄沟的小村子进行了狂轰滥炸，而此地正是彭老总的居住之地，轰炸之后，敌机没有丝毫停留便扬长而去。

在那段时间里，不管中共党中央转移到什么地方，敌人的脚步就会紧随其后，很快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胡宗南的这几次攻击并不像是误打误撞，更像是目标明确的攻击，可敌人是如何得知我军具体位置的？直到清涧战役胜利之后，彭老总才从俘虏口中得知了他们“测向部队”的存在。

其实，不只是西北野战军遭到了敌人“测向部队”的锁定，就连华东野战军以及东北野战军也都遇到了相同的情况，部队司令部几经迁移，可总是会遭到敌人飞机的定点轰炸。原来，国民党的“侧向部队”可以通过我军的部分电报内容以及电台活跃信号推测出我军司令部的位置，而且每次推测的准确度都非常高。为了解决这一巨大问题，周总理立即组织人员商讨应对方案。

取得胜利，必定成功

若跟国民党打最基础的电台情报战，那我军几乎毫无优势，当时国民党使用的都是美军援助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台设备，而且他们的电台技术人员也都经过了严格的培训，而我军使用的电台大多都是从国民党以及当年日军手中缴获的落后设备，而且操作人员也都是半路出家。可即便如此，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下，我军依然凭借着落后的电台设备打赢了一场场情报战，我军到底采取了怎样出其不意的方式？

首先，我军采取将计就计的方式。孟良崮战役中，我军特意在坦埠以北的山谷中埋伏了一部电台，然后用这部电台频繁发送电报，而我军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战场外围，坚持少发报或者不发包，最终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快速夺取坦埠，切断了74师的退路，从而使得我军在这一战中全歼国民党精锐74师。

其次，我军采取严格保密的措施。在此之前，我军内部一些电台技术人员的保密意识有所松懈，经常会有人使用明码发文，甚至还有人使用电台公开谈话，这就导致我军的电台工作格式以及秘钥的使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暴露。

为了解决保密的问题，周总理根据众人的商议总结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保密规范：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强调保密和模仿敌人。

保密规范实施后不久，我军就取得了明显的作战成果。在宜川和瓦子街战役时，西北野战军在作战之前，全部避免了使用电台联系，所有作战任务均是当面下达。也正是因为我军无线电的静默，导致一向自以为是的胡宗南彻底成为了“瞎子”。

当我军对宜川城完成合围之后，胡宗南依然命令宜川部队守城待援，而且还命令刘堪率领国民党第27师、第90师紧急增援。结果当刘堪率部队赶到战场外围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遭到了我军部队的猛烈阻击。最终，我军用了不到2天时间就占领了宜川，歼灭敌军近3万人。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奉献给了民族和人民，他们用自己的坚定信仰以及高超智慧率领着全体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成功。有如此伟大的两位领袖，我们的国家注定取得胜利，我们的民族也必定成功。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遭到敌人前后夹击，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一孔窑洞就是办公室，门板、灶台和磨盘就是办公桌。一到宿营地，电台同志立即架线抄收新闻电讯，编译人员就在炕沿、灶台甚至膝盖上进行编译，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

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胡宗南，不仅派飞机四处侦察，还悬赏30万元监测毛泽东的电台。为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

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驻地在王家湾，而这正是胡宗南部袭击马蹄沟的必经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向山上转移。敌军步步紧追，狂风暴雨大作，山路崎岖泥泞，其他大队都已进山，怕新华社同志走错路，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山口焦急地等待“四大队”，直到看到他们都赶上来，才放心一起上了山。

陕北的声音维系着全国几亿人民的心，聚焦着所有人的目光。1948年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离开陕北。他后来回忆：“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20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表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孙越霄）

这支“奇兵”原来是王震将军带领的一个旅。彭老总虽然远在陇东地区，但一直心系伟人的安危，对敌方的电台进行了实时的监听，以便获知战局的最新情况寻找破解局面的方法。

正好胡宗南计划围剿伟人所在部队的消息被彭老总截获，知道了这种情况，彭老总也十分焦急，他深知如果双方交战，伟人所在的部队必然抵抗不了。于是立刻向王震下令，要求火速前往支援。

王震收到命令后，深知情况的危机和后果的严重性。为了能以最快速度实施支援，王震决定不浪费丝毫时间，连夜带领部队前往天赐湾，当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正在搜寻伟人的胡宗南部队。

王震

于是王震下令发起攻击，安排手下从背后对刘戡的部队进行突袭。趁此机会，伟人率领战士们迅速开始转移，众人才摆脱了危险。刘戡这一次搜寻失败后，又被王震将军的骑兵吸引了火力，他再一次没能找到我军总部。

茫茫陕北地区，胡宗南虽然可以纵马驰骋，但对于隐藏山林中的西北野战军，他却搜寻不到，令他无可奈何。王震从小便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和压迫，积极投身反抗压迫的运动，在加入我党后做过地下工作，参与根据地创建工作，“反围剿”战争，抗日战争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先期进驻西柏坡。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土地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此组织指挥了较为出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1]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歼灭河南省开封国民党守军，并在睢县、杞县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作战。

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6月17日至22日，攻克开封。第二阶段，6月27日至7月6日，围歼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此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解放了大片中原地区，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在中原战场上实施战役进攻的能力。

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撤出延安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终于收复了这座革命圣地。为此，中共中央特意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与慰问。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刘伯承在庆祝光复延安的大会上讲话

刘伯承在中原人民庆祝光复延安的大会上讲话：

民主圣地延安的光复是全国革命胜利的里程碑。去年3月蒋介石侵占延安后兴高采烈，认为占了延安就是万事大吉。当时毛主席就告诉我们说，蒋介石侵占延安，就是标志他的失败和死亡。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英明。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以及两广和台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实现，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