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朱理治，又名铭勋，江苏通州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25日 [5]出生于江苏省通州直隶州余西古镇（今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西社区）。 [4] [6]清华大学肄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1927年3月由同学余冠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委委员。1928年春，因组织连遭破坏，并被反动当局通缉，南下上海寻找党组织。同年5月在家乡以余西镇公立小学教师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旋因告密而被捕。在苏州看守所中坐牢期间，坚持斗争，组织中共临时支部并任书记和同难会会长。因国民党当局无确凿证据，遂于1930年4月被释放。

此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及该会中共党团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局和北方局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职。

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朱理治担任陕甘省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朱理治乘船来到上海。

　　上海与南通虽然是一江之隔，但朱理治却从来没到过这个闻名的东方大都市。此时的上海，繁华而喧闹的街市掩盖着政治上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半年前由武汉秘密迁到这里，同上海党的各级组织一样，都处在极保密的地下状态。一些党的领导骨干正陆续悄悄离开上海，取道东北或海路赴苏联，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诞生刚刚七八年的党，在去年一年时间里连续遭到了大革命失败和盲目暴动的两次惨重损失，迫使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全党的这种情况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趋向，对于只有一年党龄而且身处基层的朱理治是全然不知的。

　　朱理治来上海，原本是想通过在清华入党后转到上海读书的同学崔宗培找党的关系。可是到同济大学找到崔宗培后，才知道他和党组织尚无联系，很是失望。他就在上海街头孤零零地转了几天。无法找到党组织，身上带的一点钱也花光了，在上海又没有其他关系，一时走投无路，他决定先回南通老家。南通离上海不用一天路程，可以一面找党，一面工作。同时，他也想到大革命时的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事情，自己回家乡后能不能像彭湃那样搞起来呢?主意已定，他在南京路逛书店时，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日本人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的书，打算回家认真地研读一番，获得理论上的武装。

　　南通在朱理治到北京读书的这两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已代替北洋军阀建立起在南通的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正在积蓄。张謇在南通的影响也今非昔比，几乎荡然无存。

一九三〇年四月，朱理治终于走出苏州看守所，结束了六百天的铁窗生活。

　　三、重新找到党

　　朱理治走出苏州看守所时，看见哥哥朱乃嘉前来接他回家。哥哥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来接过他一次，那时，家里人以为他该刑满释放了，期盼他能回去团聚，一起过个大年，不成想他又被加刑三个月，让父母亲痛苦地失望了一次。

　　这次，朱理治还是不肯和哥哥一起回家，说急着到上海有事要办。哥哥拗不过他，跟着他来到上海，想在他办完事后带他一同回家，别再让老人失望。

　　朱理治急着要去上海，实际上是为了先接上组织关系。他要找到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回到战斗岗位上。坐牢快有两年了，他不了解，党的现况和全国的形势比两年前已有很大不同：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逐渐走出，特别是农村革命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党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开辟了大小十三块革命根据地。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即将展开，这在客观上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极为有利。但就在这时，李立三代表的“左”倾冒险主张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部署全党以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为工作重心。

　　到上海后，朱理治按照狱中一位扬州籍同志的介绍，到位于法租界的艺术专科学校找人，托他转信给中共江苏省委。但是几天过去了，没有回音。哥哥着急回家，而他却非要等联系上组织关系，就是不肯马上跟回去，哥哥拗不过他，只好自己先回去了。

　　隔了七八天，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位姓徐的干事出面，找朱理治谈话，并问他现在以何职业为掩护，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这期间，朱理治已经与比他早几个月出狱的同难王滋九联系上了。王滋九出狱后没有找党的关系，在上海找了份编写小学教科书的差事，并同他的苏州老乡在吴淞镇合资办了一个书店，专卖社会科学书籍。他介绍朱理治暂时到他的吴淞书店帮助工作，这就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

　　朱理治向江苏省委组织部的那位同志提出，因为自己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狱中，对外面的情况很不了解，对党当前的工作与要求也不清楚，希望要一点党内的文件和刊物看看。几天后，江苏省委的同志约见朱理治，给了他两期党内刊物，并约定一个星期后，会有人到吴淞书店找他。

　　就在这时，回家没几天的哥哥又来上海找他，急冲冲地说：“你不跟我回家，娘都快疯了!她不相信你已经出来了，认为你必定是死了，家里人都是在骗她。我只好来找你马上回家，你不能不顾娘啊!”

　　听哥哥这么一说，朱理治顿时感到一阵心疼和自责，只顾了找组织，怎么就没有顾及老娘的思念呢?他是家里的老小，从小格外受母亲的疼爱。为了让他能出息成人，全家人含辛茹苦供他念书。没想到他去北京两年竟成了可怕的“共党”，惹了关进牢房的大祸；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从小看大，儿子不可能是坏人啊，怎么会犯法呢?又是两年过去了，儿子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能不焦急、痛心吗。一想起小儿子就流泪，眼睛都快哭瞎了。

　　离和组织接头的时间还有几天，朱理治决定立即跟哥哥回家。

　　回到余西的家，一进屋，看到母亲躺在炕上，已经神志不清，两眼模糊。他一下扑在母亲身上，喊道：“娘，铭勋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母亲听到是小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是小儿子的脸，这才相信他还活着，心头堵的大石头一下子搬开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决不会干坏事，老天爷还是有眼护佑好人的。

　　朱理治不在家这几年，家里也有了变化。哥哥结婚了，有了孩子；姐姐也快要出嫁了，但离家不远，可以帮母亲料理家务。

　　朱理治在家住了三天。除了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说点家常话，再没什么话语。父亲提出要他去南京上大学，他没有答应。

　　第四天，他回到上海。就在这时，他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由朱铭勋改为朱理治。

　　改名是地下斗争的需要，再用原来的名字显然已经不合适了。至于为什么取“理治”二字，传主自己不曾释解。从他的回忆中看，他这时有了研究哲学、社会学的念头。作为朱熹的后人，他对理学应该是了解的，对“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这样的话应该是熟悉的。但他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信奉“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改造世界；用理性处理问题，谨防盲目冲动，等等，这许多意思都可能包含其中。

　　朱理治从十六铺码头下船，乘小火车回到吴淞镇。火车进镇时，从车窗里他看见位于铁路边的吴淞书店还关着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已经在斗争中积累一些经验教训的朱理治立刻有了警觉。他没有贸然回书店，而是先去附近的同济大学找他中学时的两个同学探听情况。这两个同学散步时常到吴淞书店看书。从他们那里得知，在他走之后，书店被查封了。朱理治又到王滋九家，王把书店被抄经过告诉了他，说书店被抄时，在他床底下搜出了秘密刊物，警察领着店员和书店老板正在马路上到处找他，事情还没过去。

　　朱理治怕在王家再遇上书店老板，赶紧离开，赶到法租界艺专去找那位扬州的同志。可是并未见人影。一打听，有同学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了。朱理治怀疑他也出事了，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需要躲避一下。

　　朱理治来到南京，找到中山大学。他有些南通第七中学的老同学在这里读书，想通过他们中的党员同志试着找到组织，同时也想在中山大学找点理论书看。他先找到一个听说是入了党的同学，见面一谈，才知道他刚从狱里出来，意志消沉，和组织已没有关系。后来打听到小同乡曹玉麟是个党员，经过他的关系，找了一位如皋籍的同志，由他给组织转了信。不久得到通知，约他在六月底的某日晚九点在中山大学宿舍二楼某房间找一位姓王的学生接头。

　　朱理治按约定的时间去接头，见王的房间没开电灯，便没进去。事后打听，知道这人已被捕。朱理治随即离开南京，又回到上海继续找党。

　　在南京时，朱理治见过一位在民用无线电台工作的中学同学，叫陈建元。这次到上海，他持陈的一封信，找到了在老北门的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的季焕麟，又碰到了在米店工作的狱中同难顾福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暂时解决了住宿问题。

　　这时已是暑期，天气闷热，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暴雨如注。报纸上，一会儿是长沙被红军攻占了，一会儿是何键夺回长沙了。朱理治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看到这些消息，心情更加焦急，更觉得酷暑难熬。

　　一天，朱理治在马路上偶然碰到了他在北京西郊区委见过、在苏州监狱也见过的一位原北平农科大学的同志。简短的谈话后使他感到相互间可以信任，便托这个同志捎了一封信给江苏省委。这时的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统管，省委书记是李维汉。

　　很快，省委派来一个干事找他谈话。朱理治汇报了自己出狱后的情况，提出想搞点文字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隔了十天，省委派人通知他编入法租界(法南区)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的还有几个台湾籍的学生同志。

　　四、组织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此后不久，朱理治通过党的组织认识了在上海艺术大学讲政治经济学的教授王学文②。

同年十一月，安庆中学发生罢课反对腐败校长的斗争。中共闸北区委开会讨论对待这次学潮的策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认为安庆中学里分为三派，一派是校长即国民党当权派，一派是改组派，一派是以我们为核心的左派，如我们联合改组派和国民党校长斗，则有希望胜利。但区委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结果，由于不注意团结中间力量，改组派投向国民党当权派，左派被孤立成了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罢课采取镇压行动，派军警将安徽会馆(安庆中学所在地)的前后门封闭起来，准备后半夜抓人。左派学生事先探得风声，立刻报信，朱理治便和另一个教员同志当晚越墙逃走了。

　　以后一段时间，朱理治又化名达祖(改名朱理治后曾化名大米)在沪西区的正风中学当了数学教师。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在一些学校和工厂等单位先有了分会组织的基础上，于一九三〇年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的一个地下室秘密举行。朱理治主持会议，潘汉年代表中央文委在会上作了报告。“社联”党团的彭康、刘锡五、王学文等和各“社研”分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王学文、朱理治、陈孤风等组成研究会领导班子。研究会的会长、党团书记开始是蔡德甫(王学文回忆是由他担任)，后来是朱理治。朱理治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调团中央后由曹荻秋接任。

　　为加强对左翼文化社团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一九三〇年十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朱镜我任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朱理治被吸收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这个组的其他成员有柯伯年、柳岛生(杨贤江)、林伯修、彭康等。朱理治受委托代表中央文委领导“社研”党组。那时，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的是华岗。

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二日召开“社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已拥有五十多个分会，出席代表有七八十人；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时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与当时上海共青团员的人数差不多。但是，由于当时党的文化工作也受“左”影响，经常搞革命纪念日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写标语等各种活动，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使进步力量受到不少不应有的损失。到一九三三年以后，人数大大减少。后来，由于“社联”成员调走很多，与“社研”合并，坚持到最后的不足百人。邓拓、马纯古、陈力真、胡乔木、汪道涵、柯柏年、郑伯克、许涤新、薛暮桥等都先后参加或领导过“社研”与“社联”的活动，成为党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先锋战士。

多年后，季焕麟回忆说，“这些活动，表面上是自发的，实际上都是朱理治在后面安排好了的，有的是间接又间接的安排，即或当事人也不知道具体的安排经过。有些人误以为是他和其他同志在组织领导，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做些事务性的联络和布置工作，朱理治同志才是真正的掌舵人。”③

　　五、在团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一年七月，朱理治被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党团书记职由曹荻秋④接任，但他仍然经常参与“社研”的工作和“社研”组织的活动。

　　朱理治这次的工作变动，应该说同党内高层的斗争和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连续遭到严重破坏有一定关系。这年一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来上海直接干预，留苏回来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以反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为名，向原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发难，夺取了对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开始推行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且带有更多理论装饰的错误主张。就在这个月，一部分党员干部为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王明等人而串连开会，由于叛徒告密，有三十六人被捕，其中二十多位共产党人于二月七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喋血龙华。四月，又发生了中央特科重要领导骨干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给中共中央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事件。六月，又有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后叛变)被杀害的事件。在这一连串事件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下，王明于十月离开上海去共产国际长驻，周恩来在领导处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危机后也不得不隐蔽起来，准备到中央苏区去。王明走之前，九月，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并有康生、陈云、李竹声、刘少奇、黄平、王云程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当时二十四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对于党内高层的斗争与变化等情况，在秘密工作状态下的朱理治并不完全清楚，但他从报刊上能看到各种消息，筛除其中有敌人的造谣诬蔑，还是可以感觉到党内情况很复杂，地下斗争的环境很恶劣，敌人的镇压手段也更为残酷。作为党的忠诚战士，他完全听从党的需要，从容地走上新的岗位。

　　朱理治夏天调到团中央时，团中央书记还是博古。到了十月，博古调到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团中央书记职由胡均鹤接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则是由八月底从广州出狱抵上海的凯丰(何克全)担任。凯丰，江西萍乡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七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共，结识了王明、博古等，自然成为刚刚在中共高层崛起的一群人中的骨干。

到团中央后，朱理治除了做宣传部本身的工作，如起草传单等，还兼做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并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社研”党组会议和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的工作。这时的上海，政治局面波诡云谲，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从事地下工作险象环生。朱理治在市内往来联系工作，精神上要时刻警惕，注意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租界的巡捕、包打听经常在马路上堵住行人抄靶子(搜身)，他每当遇上时就及时转入附近的弄堂，或转进商店买点小东西，如火柴、食品之类，避过风险。

　　专职从事革命工作的朱理治，每月仅有一点生活津贴，除去租房和必须的工作开销外，每月只有几个银元零用钱，而就是这点津贴，也常常不能按时领到，以至有时连简单的饭食也得不到保障，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忍饥挨饿；有时有急用，实在没办法时就向同志或朋友求助借贷，有借必还。季焕麟回忆说：“朱理治有时到我处挪用一些钱应急。我当时月工资七八十银元，虽然家庭负担很大，还是能够帮助他的。可是他很体谅我，了解我的处境，对我处处体谅，除偶尔有几次他同时为帮助别人向我借过几十元无法归还外，绝大多数借了以后，设法归还，且经常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情况。”⑤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成立了以市商会、市总工会为主要团体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九月二十六日，由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八百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说明救国图存已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左”倾领导者却看不到在日本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否认中间势力的抗日民主要求，从革命和反革命营垒对立的抽象原则出发，认为这是反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他们便组织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众，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抢先登上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在会上提出早就拟好了的抗日救国的几条要求，如“抗击日本侵略者、惩办不抵抗主义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等等。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此后不久，“左”倾领导者要江苏省委另外组织一个“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尚昆⑥参加组织领导，团中央指派朱理治参加组织筹备工作。这是朱理治第一次和杨尚昆一起工作。杨尚昆是四川潼南(今属重庆)人，与朱理治同岁，他于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初才从苏联回国，是个热忱、机智、干练的青年革命者。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朱理治领受任务后常和凯丰、杨尚昆一起研究筹备组织新的救国会工作。

　　这年十二月五日，上海六十多个抗日团体的代表一百多人，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会前，为了取得党在民众抗日团体中的领导权，朱理治和“社研”领导骨干连夜动员几十名会员，安排每两个人代表一个民众团体参加会议，开会时经过选举取得了在反日救国会的领导权。对此，杨尚昆曾回忆说：“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⑦

　　十二月十三日，在南京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宣告“民反”正式成立，通过了抵制日货、彻底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和罢工、罢课、罢市等决议案。会后进行长达三四个小时的示威游行。很快就有三百多个团体参加。转年一月十日、十七日又接连召开两次市民大会。

　　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团中央仍派朱理治参加民众反日救国会的党团工作。救国会总部设在四马路会乐里，朱理治经常去那里开会，参与组织策划各项活动。救国会党团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杨尚昆的意见，成立了义勇军委员会，朱理治通过季焕麟认识的季苏也参加总部工作，并担任义勇军党团书记。义勇军很快在上海组织了两三千成员，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的工厂工人为主，并成立了前方办事处，动员战区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组织救护队、慰劳队，冒着枪林弹雨帮助十九路军挖战壕、修筑工事、运输物资、救护伤员、递送情报。他们还在全市发起募捐慰劳前线活动。朱理治介绍常州来的共青团员唐益之负责救国会《民反》等刊物的发行及送文件和宣传品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二月和四五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曾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当时，在福建省，党和团都没有省委组织，原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一九三一年春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后没有再恢复，而改为建立中央直接领导的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北党的组织。朱理治在厦门，见到了担任团市委书记的方毅⑧，并到他家中商量过工作，当时，方毅只有十六岁；其时，朱理治也曾见到过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曾志⑨。

两次福建之行，使朱理治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别是中央苏区朱毛红军的斗争情况有了更多更实际的了解。他初步认识到，革命势力虽然在城市备受压迫摧残，而在农村却有生气勃勃的发展，在广大农村生长着中国革命的希望。这使他备受鼓舞，更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朱理治第一次去福建回到上海时，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已被租界当局查封，他在“民反”的工作也因此告一段落。这时，上海沪西纱厂罢工陷入僵局，团中央派他去帮助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一月三十一日，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并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担架队，运输队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三月一日，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仍坚持罢工，至四月十二日，丰田纱厂开始有少数工人复工。到五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此时，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样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逐渐同党领导的力量脱离。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但“左”倾领导者却决定继续坚持罢工。到五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八十多天，大部分工人坚持不了了，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则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的威信一落千丈。

　　朱理治在调到团中央工作后，继续担负“社研”的一部分工作。特别是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里的“社研”分会，仍然由他单线联系。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在会员中首先发展了季焕麟、陈国栋(12)(吴国华)、陆仲陶(乐于泓)等三人为共青团员，组成一个团支部。团的支部书记原为季焕麟，以后由陈国栋接替。团中央认为，这个支部是带战略性的，决定由朱理治继续单线领导。此后，这个支部在上海无线电系统职工中不断发展团员，团员发展到三四十人，其中职员有十多人，多数是总台的发报员、信差、事务员。一九三二年春，最先发展的三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党小组，还是由朱理治直接领导。后来，朱理治调到江苏团省委，这个支部发展为特别支部，仍由他单线领导这个支部。

　　上海无线电台支部是个有战斗力的堡垒，为党培养了一批忠诚的战士。

朱理治在团中央工作时，又把在救国会搞发行工作的唐益之调到团中央做发行工作。当时，团中央在福州路口有一间仓库作联络站，仓库设在住家的一个灶间，平时不住人。唐益之和送宣传品的人各有一把钥匙，送件人按规定时间放进宣传品，唐益之按时去取，彼此不见面。唐取回宣传品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送江苏团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一部分分别邮寄给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各大学的图书馆。

　　六、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朱理治在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年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又调到共青团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长。当时江苏团省委书记是从苏联回来的孙际明。十月份，孙际明调团中央，朱理治接任团省委书记，组织部长一职由胡南生(胡兰生)接任。这时的团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克昂化名“小朱”，朱理治则被称为“大朱”。不久，“小朱”调团中央(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宣传部部长由郑思群接任。团省委秘书长是乔魁贤，乔被捕后由李一平接任，直到朱理治一九三四年三月离开，仍是李一平做秘书长。

　　当时的共青团江苏省委受共青团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双重领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江苏团省委的一些人出于对王明等人的不满，追随罗章龙等搞分裂活动，团省委一度陷于瘫痪，到一九三二年才恢复健全起来。团省委辖上海沪西、沪东、沪南、闸北、沪中和码头六个共青团区委，另有两个特别支部，一为铁路特别支部，一为无线电特别支部(就是过去由朱理治直接领导的那个特支，包括外滩国际无线电台、老北门国内无线电台和有线电报局)。当时，团区委由团省委直接领导，一般不与党的区委发生关系。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中共临时中央对江苏省委在组织发展上提出一套“左”的盲目冒险的要求，甚至号召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把苏联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办法搬过来，进行突击发展党团员的竞赛。他们制定“红色五月工作计划”，提出“增加一倍党员，每个同志介绍一个新党员”的口号。开始时进展不够满意，七月间，又要求江苏省委和团省委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十日周”，规定上海在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各县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要突击发展新党员和新团员。同时，临时中央还批评江苏团省委有“先锋主义”，说团要同党竞争，于是从组织上采取“反对先锋主义”的措施，规定团的支部书记以上都要入党。团省委有个机关报叫《先锋》，挨了批判后也改名为《群众的团》。朱理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团中央调到江苏团省委的，他自然要积极执行临时中央的要求，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全力推行王明“左”的冒险主义，经常号召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罢工、罢课等不适当的活动，常常带来无谓的牺牲，许多同志因为参加这些活动被暴露而被捕坐牢，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加上那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推行“自首政策”，利用变节者、叛徒进行追捕、指认、诱降、迫降等活动，致使白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日趋严重的破坏。一九三二年底，曾在党中央、团中央、全总和江苏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徐锡根、黄平、余飞、徐炳根、胡均鹤、袁炳辉等人相继被捕叛变，危及中共中央的安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立足，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共青团中央也随之迁移，与朱理治工作接触较多的凯丰也离开上海。凯丰到中央苏区不久，接顾作霖担任了“少共”中央局书记。这时在上海另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书记为李竹声，并建“少共”中央上海执行局，书记起初为王云程，王叛变后为徐宝铎，山东人，因其身材高大，肩宽腰阔，大家叫他“骆驼”也叫“大老张”。

　　团中央一九三二年底遭到大破坏时，幸好中央特科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有情报人员，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才使江苏团省委和上海一些党的机关免遭破坏。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孙际明原是江苏团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前任，与朱理治多有工作联系，他在团中央遭到大破坏时被捕，很快就叛变了，朱理治立刻就成了反动当局重点搜捕的对象，处境十分危险。朱理治晚年回忆时还记得，就在那些叛徒被捕叛变的几天，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凯丰让爱人廖世光连夜到他的住处送警报。(16)朱理治从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王世英那里得到情报后，及时搬迁隐蔽，变换工作方式，化解了危机，而且他紧急部署团省委机关各部门(组织、宣传、秘书、文印、发行、交通)都立即采取转移或隐蔽措施，改变联系方法和工作方式，这样，使整个江苏团省委没有因团中央遭到破坏而受大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袁孟超(17)回忆说：“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们同团省委恢复联系。当时团组织尚未受大的破坏，青运和学运工作进展都比较好。团省委书记小朱(应为朱理治)由我联系，他家在北四川路底川公路一条弄堂内……”(18)

　　朱理治能避开一次次危机，说明他在复杂而严酷的地下斗争中已锻炼成为较为成熟的革命者。

这件事后，朱理治觉得地下工作太危险，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说服妻子把孩子送回老家，让爷爷奶奶喂养。于是，朱理治的哥哥朱乃嘉接信来到上海，把生下刚刚十八天的孩子，抱回南通。从此后，孩子就由爷爷、奶奶和姑姑抚养。爷爷给孙子取名朱尔谨。意思是，希望这个孙子不要像父亲那样卷入政治斗争中，能谨慎而平安的生活。

　　孩子送走没几天，朱理治和季瑶琴就踏上了北行的航船。前往中共河北省委履新。

　　朱理治在这次调动前，已被撤销了江苏团省书记职务。这主要是因为朱理治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对“左”的盲动冒险的做法有所认识，对“少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徐宝铎(骆驼)的瞎指挥有所抵制，受到批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临时中央局认为江苏省委在恢复组织的工作上进展太慢，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发动群众运动来配合苏区的武装斗争，批评江苏省委工作有“官僚主义”错误，指责省委书记袁孟超“领导不力”，决定改组江苏省委，撤销袁孟超省委书记职务。同时，“少共”上海中央局也批评江苏团省委犯了同样的“官僚主义”错误，于同年十二月撤销了朱理治的团省委书记职务，由“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陈伯伟接替。

　　朱理治调走后，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和团省委相继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团组织要在最短期内实现“组织上赶上党、超过党”的号召，要完成“少共”中央下达的发展一倍团员的任务，继续实行一套组织发展的“左”的做法。同年十月，“少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国民党当局根据叛徒、原团省委组织部部长范正中的告密，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徐宝铎、宣传部部长黄药眠、组织部部长赵克昂，以及原团省委书记陈伯伟等人。徐宝铎、赵克昂、陈伯伟被捕后都叛变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继任江苏团省委书记的郑征夫也被捕，这样，在朱理治离开一年后，江苏团省委的领导机关几乎被破坏殆尽。

1963年，赵健民被调到云南，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也是在云南工作期间，赵健民受到了康生的迫害，甚至被关押起来。

当时是1968年，56岁的赵健民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云南的情况。1月21日凌晨两点，赵健民接到会议通知，前往了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相关会议，会议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主持。

会议期间，康生却无端诬陷赵健民，他对赵健民说：“赵健民同志，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你知道不知道？”赵健民听后心里非常茫然，会议明明是解决云南省的问题，怎么牵扯到自己身上了？

赵健民据理力争，拒绝了康生的无端诬陷，然而，康生却不想放过赵健民，他一口咬定赵健民是“特务”，在这之后，赵健民受到巨大的迫害，不仅被暂停了工作，而且还被关押起来，失去自由长达八年。

1975年，赵健民重新复出，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赵健民又担任了三机部副部长、顾问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