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方都背叛了工农 -- 审度

我重复一下：“群众选择，放弃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纠的政策”。

假如你有当年硬推或硬纠包产到户的政策，就可以推翻杜润生的说法了。

PS：我脸没那么大，你骂我也推翻不了杜润生的证据。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200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深入总结安徽凤阳小岗村“红手印大包干”大丰收的经验，开展了农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包产到户”在当时依旧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话题，但杜润生用自己的理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并在高层达成了共识。

1979年，杜润生已66岁，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当时，“包产到户”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工作座谈会上，因各方分歧太大，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撇开这一话题，说起温饱问题该如何解决。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推动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中间阻力重重，虽然杜润生提出“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得到姚依林副总理的同意，虽然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创举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扬，但在随后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建议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严重分歧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在胡耀邦，万里的支持下巧妙地加了如下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由此，形成了著名的75号文件。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它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杜老说，“在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前，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推进农民自发的创造——包产到户“合法化”。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

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杜润生与其所领导的研究室历时一年调查讨论后，在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

“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老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杜润生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次年年初发出。杜润生提出的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实。

在1982年至1986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陆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针，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发展兼业农，兴办乡镇企业，吸收农村闲置劳力1亿多人农外就业，形成我国一项民营经济新增量，促进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化，以养育更多人口去发展工业、服务业，并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相关政策方针等。有人称杜润生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确定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三项目标。但是杜老依然心存隐忧：“理论上揭示不等于实际上解决问题。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1961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结果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7000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职，支持他的邓子恢在8月份北戴河会议上亦遭受批判，被撤职，第二年连中央农工部也撤销了。

所以，1979年初到农委工作的杜润生，被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好言相劝：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而另一方面，杜润生也看得很清楚，“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1971年时中国的城市职工已突破5000万，粮食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农民生产出的粮食，城市居民只能定量分配供应。在农村，也只能“简单再生产勉强维持社员生存需要”。全国贫困地区的人口扩大到2.5亿人，他们温饱都成问题，吃粮靠国家，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8年时，全国的粮食产量为3.05亿吨，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

所以，1979年时，杜润生也听到了另一些朋友的说法：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他在《自述》中回忆道：“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那么，1979年时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眼看农民将无粮可吃，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安徽肥西县山南区传达省委精神时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到了这一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30年后，他们的这个举动被誉为“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然而，并非小岗村打响了“第一枪”，农村改革就顺理成章可以铺开了。1979年，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是反对包产到户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转折，其总的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但在决议中还是有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杜润生重新开始他的农村工作，用他的一位老部下也是他的挚友，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为农村改革打开一条缝

1979年3月12日，在北京的向阳招待所，国家农委召开了成立后第一次有地方农口参加的重要会议：七省农委领导干部座谈会。这七个省是：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另有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和四川广汉三个县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杜润生在开场白中明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他同时风趣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争论果然很激烈，焦点就是要不要包产到户。当时，估计已经有20％－50％的农户搞了“包产到组”，已经是半合法，但说到包产到户，仍属“不许”。当安徽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谈到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时，湖南农委主任当场拍桌子，直斥这是分田单干。

整个争论中，杜润生都没有明确表态。3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华国锋来听汇报时，杜润生给了他两份汇报稿。华国锋很惊讶，杜润生告诉他，因为两派意见争论不下，所以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那天，华国锋听汇报到很晚，然后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他说：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表示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据知情者回忆，华国锋还表示：“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

22日，农委主任王任重在会议上发言：“我们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我看基本是好的，当前要着重宣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24日会议结束后，如何撰写会议文件成了一个难题。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回忆了当时起草文件的过程：杜润生召集他们几个写文件的人开会，并且着重交代：对包产到户要有个“说法”。可段应碧他们写到包产到户时，还是卡住了。三中全会明文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人民日报》又刚刚发表文章反对包产到户，他们觉得怎么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于是他们只好把赞成和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都写出来，请中央定夺。第二天杜润生听汇报，觉得这个方案不妥，可又没什么办法，大家沉默了足有近半个小时。

后来杜润生出了个主意：在“独门独户”上做文章。原来，这次会上有人讲到，贵州山区有些住在大山顶上的苗族农民，从来就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种自收，每年向生产队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区“吊山庄”离生产队很远，也是这个办法。杜润生一提，大家心里顿时一亮。后来的文件中就有了这样一句话：“除了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句话，向中央汇报时，没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写入了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正式文件中。

比起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开了一条小缝，它实质上是宣布：包产到户并非不可逾越的红线。

说服大师的作用

接下来，是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开始，王任重先发言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接着杜润生安排周曰礼介绍安徽的情况，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当时，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已占总数51％，包产到户的也有10％，增产效果明显。周曰礼说，群众的反映是组比队好，户比组好。此言一出，会场像炸了锅，在华东小组，周曰礼可以说被全面围攻，在其他小组，赞成王任重讲话的也占多数。而杜润生在会上也有一个讲话，大意是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1月31日，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事前，王任重已将他自己的讲话稿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给李先念。李先念表态说，王和杜的讲话精神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于是王任重把杜讲话中“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划掉了。

在中央政治局听会议汇报时，邓小平最后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这一回合，改革并未进展，然而杜润生并不急躁。但他从心底里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多年在党内的历练，他深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

杜润生的顶头上司是王任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王曾共事，王任重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杜润生是中南局秘书长。他对王任重的评价是：精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是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1980年3月，也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两个月后，王任重接替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在离开农委之前，王与杜润生有过一次两小时的深谈。杜润生在《自述》中记述道：“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

而李先念与杜润生关系一直不错，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谈不拢。有一次李先念与杜润生谈事，忽然问道：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杜润生答，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李先念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万里对杜润生有一个评价：我们讲话都是硬邦邦的，杜润生这么一说，哎，大家就觉得可以接受了。熟悉杜润生的人，把他称为“说服大师”。

推动改革往前走，关键还要中央最高决策层下决心。

1979年时，杜润生就曾对胡耀邦建议，把“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胡耀邦表示，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生明白了，“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

到了1980年4月，情况发生了变化。4月2日，在长期规划会议之前，姚依林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谈到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一些边远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当即表示赞成。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表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也是在5月，国家农委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省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除池必卿（贵州）、周惠（内蒙古）、任仲夷（广东）三位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曾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著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记录了当时的争议。他后来回忆：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已经很难开下去，杜润生居然在那种情况下，作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

虽然意见并未完全统一，会议最后还是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75号文件”是两方妥协的产物，它的精髓，后来人们给概括成了几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75号文件让农民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杜润生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成为有名的“杜氏公式”。

终结包产到户争论

对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伟大的农村改革进程，杜润生后来进行描述：“没有搞全党大动员，更多的是由各省、区、市领导掌握，各地按照各自的理解贯彻执行，群众选择，放弃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纠的政策。”

比如在安徽，张劲夫接替万里任省委书记后，有点犹豫。他提出，之前搞包产到户的一律合法，之后的则暂停。后来他看了中央下发的文件，又亲自到河南考察了一趟，回来后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在山东，“75号文件”之前已经有10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分布在既不属于边远山区也不是单家独户的鲁西北，“75号文件”下来后，山东逐步放手，包产到户从西北发展到中部，比例达到60％；在河南，段君毅接任省委书记后，实行包产到劳（实际就是包产到户），领导主动，进展顺利。但是，在东北和河北，有几个省对包产到户“硬堵”。这时胡耀邦就与杜润生商量，分头到这几个省做工作。还有几个省，在调整了领导班子后才改变了观望态度。

就这样，至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与此同时，杜润生派出了一个又一个调查组，赴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实际情况。这里，就包括了由一群后来大名鼎鼎的“小青年们”组成的“农村发展组”搞的安徽调查。杜润生再三强调，不许带框框，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准则。

调查的结果，令杜润生深思，并作出三点总结：第一，家庭经营在当下的农业生产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第二，农民更倾向平均分包土地而不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这反映出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第三，即使先进地区的农民，也愿包产到户，他们更愿要自主，要自由。

对于第三点，其实超乎杜润生预料。他自己到河北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搞调查，问农民：为什么愿意包产到户？农民答：原来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令杜润生印象深刻。

发展组后来写成的报告，直接送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得到很好的评价。当时胡耀邦赞扬：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

1981年10月，杜润生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发言中说，中国人多地少的格局，并不会因实行集体化而改变。权衡利弊，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从1956年出现包产到户到现在，已经是四起三落了，如果再拒绝接受，它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

事情已过30多年，今天的人们再无缘亲耳听到杜润生的演讲，只能从杜润生的《自述》的字里行间，在脑海中建构出彼时会场上的热烈情绪互动，领略他“说服大师”的风采。

这样，到1981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道路已经通畅。

这一年的8月，胡耀邦向杜润生布置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10月，各省农口负责人参加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草稿，会后他们把初稿带回各地，农委再听取各地意见，修改审稿。文件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给农委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经看了，这是个好文件。

12月21日，文件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定名《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杜润生建议，文件在来年元旦发表，作为新年第一号文件。胡耀邦当即赞同，并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

这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并且长期不变。

长达30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大争论，至此终于结束。包产到户从贫困地区向其他地区迅速扩展，不可阻挡。到1982年底，实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农户已达90％，到1983年，连发达地区也基本都实行了包干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