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讨论】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 -- 大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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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牛寨大队的1960。 “官(小名),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寨大队的1960。 “官(小名),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寨大队的1960

  记者刘洋硕发自安徽阜阳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牛寨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尹曙生:三年大饥荒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

尤其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过上了两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于是,反抗、斗争,不断出现,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干群关系也突然紧张起来。1956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就比1954年增加2倍。

近几年出版的一些社科类书籍,仍然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做了不起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绝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合作化、吃大锅饭的,因为合作化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他们怀恋土改后那两三年美好的日子。我家就是一个例子。解放前种地主家地,交租子,加上苛捐杂税,不得温饱。土改后分了地,从1951年到1954年,温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才有可能上学读书。

......

由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盗、哄抢,那种“农民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的说法,完全是神话。1957年4月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的情况报告》说:“本年1、2两个月,我省无为、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柴草39.2万斤,被打干部169人。产生上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地区灾情严重(托词——笔者),群众生活困难;有些乡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有些‘反坏分子’利用群众生活困难和干部的某些错误,趁机进行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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