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断案（子鼠篇）－－ 《水浒传》之李逵，林冲 -- 雪个

本篇初稿曾送张王一阅，根据他的建议重写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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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贺云横居士就任嘉宾，决心云门弄法，演义一下明清时期的衙门断案。

说来也怪，定下这题目后，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水浒，里面有段李逵断案写得十分有趣。

故事是这样的：话说那日燕青泰安州智扑擎天柱，李逵拿石板砸碎了任原的头，手持双斧一路杀到寿张县。他冲进了县衙，穿上知县的全副行头，坐在知县椅子上，又召集衙门工作人员来拜见这个假知县，玩得很开心。然后为了过足瘾，叫人来告状，想试试当法官的滋味。下面人回话：您老人家坐在上头，谁吃了豹子胆，敢来告状啊？李逵倒是明白，说，我当然知道没人来告状，但你们不会演戏的吗？

“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只得着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原告说被告打了他，被告辩解说因为原告骂人所以就打了人。李逵也不知道是糊涂还是慎重，又专门再问一遍谁是打人的谁是被打的，问清楚之后宣判：“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这个判决，每每读到都要拍案叫绝，赞叹不已。李逵，真是千古妙人也。

于是原告被枷号在县门前，那些围观的百姓忍不住笑得东倒西歪，想必也觉得这判决够荒唐吧。只是，如果县令真是如此断案，不知百姓可还笑得出来，又会怎么想。

水浒写的是宋朝的事，作者却是明朝的。明代县令是少见地难当。著名文人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曾给友人写信诉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可怜的袁中郎，偏是自认文雅儒士，故不能得李逵之趣也。

明律极其严酷，但正如中国历来的法制一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比较大的，也只有这样具有相当弹性的法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不过，由于法律是要人来执行的，如果执法者利用这一弹性，滥用他的权力，那么他也必定能够找到机会“依法”置敌人于死地。法律制度可作维持公正的标准，亦可作杀人的武器，就看人如何运用它了。

《水浒传》里高俅设计杀林冲一案，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话说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不成，又吃了一番惊吓，不由得卧病在床，弄出副奄奄一息的模样。高俅心疼儿子，决定牺牲林冲一条命来救儿子的命。这里得说高俅这人并不糊涂，听说了整个事件过程后他的反应是：“如此，因为他浑家，怎地害他！”还是很明白事理的。只是再一转念，“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这才下了决心。

于是有人当街追着林冲卖刀，死活勾引得这傻子买下；第二天就来了两个承局（承局乃殿前司属下，比虞侯低一级）说高太尉要看刀而将林冲带到了周遭都是绿栏杆的某去处。

两个家伙到了地头扎进屋去就没了影儿，剩下林冲握着把刀傻乎乎地立在那里等。左等右等没人来，林冲也动了疑心，这才把脑袋伸进帘子里一看－－此时此刻，我忍不住想要模仿1001n，挥手招来黑猫警长掏枪甩出啪啪啪啪几响，随即屏幕上现出血淋淋的四个大字：白虎节堂！！！

当然，现实中那四个字是青色的，但估计看在林冲的眼里肯定相当于红彤彤的危险警告。他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赶紧转身想溜出这是非之地，这时只听咔、咔、咔、咔，脚步声由外及里，来不及了哥哥！高太尉就这么抓了林冲同志一个反革命现行。

高太尉真对得起他这个姓，张嘴就是一声大喝：“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马上就占领了法律这个制高点。在法律的大棒挥舞下，哪里还有林冲的辩白余地。高俅就这样堂堂正正地把林冲压到开封府，交给滕府尹，责其“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

由于案件最关键的人证－－两个承局无处捉拿，这本来应该是件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冤狱。冤狱的主人公本来应该以法律的名义被处决，再无生理。但可爱的法律在这时再次展现了其弹性的一面，硬是活活地打悬崖上把马给勒了回来，这其间每个人的表现都颇有可玩味之处。

林冲被押到了府尹衙门，人证（高太尉的手下）、物证（封好的刀）俱全，连府尹都吃惊得要问：“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呢，不老老实实解释如何去的白虎节堂，却先罗罗嗦嗦说上一堆高太尉的衙内如何两次调戏他妻子未遂，然后就直接指控说是高太尉“设计陷害林冲。”林教头啊林教头，其实你老人家说了半天也只能说高太尉有陷害动机，一点都不能说明确实就是被高太尉陷害的。如果在现今法律制度下，高太尉一方倒是可以反告他诬陷。而且说了这半天，最要紧的对误入节堂的辩白却一句话就带了过去，真真是舍本逐末也。

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我这是站在现代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指责；林冲同志却是活在古代社会，那时的断案思路与现在大大不同。古代的法官们运用法律时通常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很少进行逻辑推理，他们更多采用根据情理判断的方法，其结果就是法本原情。对于他们来说，“民意”比“法理”更重要，它是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古代法官们的价值信念是不畏权贵，讲究为民申冤，所谓“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们基本上都具有这种平民意识。这种行为虽然不太职业，却体现了一种倾向于保护弱者的人文关怀。也正因如此，中国历来打官司时，如果是同阶层，便会特别强调对方如何无理，自己如何受欺；而如果不是同阶层，就会叙述对方如何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以博取法官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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