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街食 -- 森林的火焰

风清云淡多伦多的街道，在市区常见的小吃是由各色人等经营的热狗摊，高矮胖瘦黑白棕红皆有，亲切的叫老爸烧烤，深奥的叫达洛维夫人。只是品种都一样的：普通香肠，鸡肉香肠，波兰香肠，德国香肠，辣香肠，素香肠。一桶红蕃茄酱，一桶黄芥末酱，几罐酸黄瓜，碎腌菜；身后一大口袋剖开的长面包。有时两个热狗摊比邻而居，摊主没有客人的时候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我每次经过，都心想：这是怎么做生意呢？

卖的人独沽一味乐此不疲，吃的人也独沽一味乐此不疲。热狗便宜，照当地人标准却不够饱肚，两餐间垫一垫。在烤热狗的青烟中熏大的加拿大人，自是不介意只有一种选择；我这小学就在街上找烤羊肉串吃的身处同样街食环境，简直要出离愤怒：为什么你们有湿壁画，油画，水彩，木刻；有PS2,X-Box,任天堂game cube，一百多个有线电视台，饭馆有尼泊尔，阿富汗，匈牙利，街上却只得热狗一种吃食！难道不知道竞争才是提高水平的终极动力吗？那卖热狗的，连汉堡都不烤一个。。。

我的馋痨似是胎里带来，从中学手里有点零花钱开始便四处寻觅，吃遍了上学放学的路。高中在闹市区，午饭时间常走到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人民商场门口买烤羊肉串，一块钱一串，用木签子穿着，显得很粗大的样子，其实都是木签的功劳。现在想来，烤羊肉串的小贩也和加拿大街上的热狗摊差不多，五六个摊子木牛流马般一字排开，摊主边烤肉边聊天，好象没想到竞争一词。烤肉是用的最简陋的狭长铁皮盒子和木炭，味道也不甚好，常遇到烤不熟的肉块。从来没有和同学一起去吃过，总是独自一人走过窄窄的城内小河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寂寞而百思不得期解的青春期。

平心而论，济南的街食没有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炭烤，电烤，油炸的羊肉串，永远插在稻草把子上的糖葫芦，冬天汽油桶改制的炉子里焖的烤红薯。烤红薯却是又烫又软，稠如蜜，亮如金，不忍释手。烤红薯的也是死心眼，连玉米也不烤。多伦多国际航空展在Exhibition Place，乘机办了个大游乐场，充斥着投篮，轮盘，打靶的老掉牙游艺。凑热闹的吃食又是“老三样“：汉堡，热狗，薯条。终于没忍住买了一支油炸的corn dog吃着，偏又奇咸。吃到一多半看到对面过来的人手里都举着一支大玉米，烤得黑里透红，黄中泛金。然后风中飘来一阵牛油和玉米的香气，宛如“南风薰兮“。一路走一路流连地张望，痛恨自己刚不争气地吃完了那支corn dog。

广州的传统街食是牛杂，煮的而不是烤的。也许是广州人笃信烧烤的东西一概“热气“，于是在潮湿暑热的大环境中，一切食物都要小心翼翼地调和料理，万不可激起明火执仗的矛盾。牛肠，牛肺，牛肚和萝卜欢欢喜喜地共冶一炉，泡在酱色的汤里。给钱之后，小贩夹出牛杂剪成块用竹签穿起，或者就那么盛一碗递来。牛杂吃的是“和味“，除了质地不同，大家都是一个味儿。咸软熟烂，香料，牛杂和萝卜都没了脾气。

大学周围的烧烤永远存在。有校外的固定摊贩，也有在宿舍区，跟校警捉迷藏，和学生偷地雷，生意好得很。烧烤是大学的万能社交场所，可独酌，对饮，小聚，大宴，约会，表白，蜜运，分手。即使在怕“热气“的广州也不例外。学生中的外地人很多，对本地人的食风自是无知者无畏。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小贩烧烤的有经典的鸡腿鸡翼，有地方特色的牛丸鱼蛋，有流行的鱿鱼鹌鹑，还有异国风情的火鸡翅膀。小贩周旋于簇拥的学生中，如经营艺术沙龙的主人，长袖善舞，体贴入微。

香港的街食风风火火地赶潮流，没有潮流就制造潮流。才流行面糊里包一粒章鱼肉的日本明石烧，城头又变幻了新鲜烤的华夫饼抹花生酱。遥远如南极冰鱼，传统如煎蚝烙，奇特如牛骨髓，都有市场空间。每次去旺角，我都要先想好今次要在街头吃点儿什么，中间休息在甜品店吃点儿什么，以及到哪里找晚饭。

在香港，意味深长的咖喱鱼蛋，早已超越了街边零食的身分，跻身香港日常生活的符号之一。“旺角卡门“里的张学友，大佬劝其向善，暴力青年的第一份正常职业便是卖鱼蛋，饱受另一更为“洋派“，“穿西装打领带“的团伙的嘲辱。鱼蛋浸在咖喱汁里载沉载浮，有客人要才用竹签串起，广东话称为“笃鱼蛋“。而“鱼蛋档“里的“鱼蛋妹“，卖的不是鱼蛋而是笑，客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当于台湾的“槟榔西施“。平地乍富的七十年代渐渐远去，告别了岑凯伦闪烁嚣张的夸富，亦舒孤傲的蓝白二色英式品味。王家卫，陈可辛，陈果的香港，是中环电梯下的旧唐楼，是钻石山棚户区的叉烧，是旺角街边的鱼蛋。

多伦多把一星一点的记忆都保存得太好，街头巷尾总不经意间有块石碑铜牌告诉人们此地有过何人何事。一花一木的兴废，都有热心人来关注。人们无需在味道中回忆前尘往事，因此多伦多的街食只有热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