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书再记 -- 间谍

不久前借到一本小书：《我的文学因缘》，里面就有刘绍棠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是一个天生的作家！

在网上搜不到这篇文章，（实际上，我在网上搜到的关于刘的信息非常有限。）舍不得就这么还掉那本小书，遂拿出我的看家本事：抄！用笔都抄过书，如今有电脑用还会打字，更是不抄不行！:P

既然间谍老兄的文章让我佩服得不知如何表达，就把这抄来的刘绍棠的小传（权且这么叫吧）贴在这里供参考吧。（注意，我只是摘抄。）

下面是刘绍棠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部分。

“我曾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到葡萄架下，去看牛郎和侄女的相会和他们的啼哭。”

“通州是冀东有名的文化古城。清末，美国教会在通州办了一个大学，叫协和书院，是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一九四六年“我到通县去的时候，通县有三所高中，一所专科，三所初级中学。冀东其他县份是没有这样多学校的。”

“到我高小毕业，也就是两年间。我读过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以及郁达夫、冰心、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这些人的作品。我还躲过张恨水一类人物的作品。我甚至度过现在已经被人们淡忘的黄庐隐女士的作品。”

（喜欢注：“黄庐隐”，估计是“庐隐”之误，因为庐隐本名“黄淑仪”、“黄英”。）

“上高小开始作文。我从一开始就拒绝命题作文，我认为我不想写的你怎么能让我写。”“老师……后来就依了我，自己命题，不限时间，享受了这么一个特权。”

第一篇小说是写给学校读书会办的油印周刊的。“题目叫《飘零》，写一个小孩，离家到外边念书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碰了多少好人。”“我还写过武侠小说，人物全用我们班上同学的名字，每个人起个绰号，封这个为寨主，那个为侠客。同学们都争着看，他们放学都不走，等着看写到哪里了，又写到谁了。”“后来被老师禁止了，没有写完。”

“一九四八年我十二岁，高小毕业考上了北京市立二中，我考得比较好，五千八百人里考了第一名，所以我就得了公费。”

“但因局势动荡，公费的发放并不准时，有时受某种原因而迟，我就卖报去了。”“每天早晨三点半我就到灯市东口建国东堂门口卖报去，然后跑遍北京的东城和西城，到七点半以前就回学校上课。”

“我是每种报纸都留一张，带回学校去看。所以我对当时期北平的各家报纸都很熟悉。”

“一九四九年时，我们那个学校在军管会接管之前，也没上课”“每天我都跑到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三联书店，带着窝头，再买五分钱花生仁，在那里可以呆一天”“还有南口路东的老新华书店，东安市场的旧书摊，这些地方是我每天必到的课堂。所以几个月光景，我就把当地的作品，像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都读过了。那时书店都是开架的，随便看，我不仅看了小说，还看了不少历史书。”

“学校恢复上课以后，社团活动就停止了。当时接管的同志们就把我们这些比较爱好写作的，组成一个通讯组，开始给报纸写稿子。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十三岁时，第一次发表作品，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生活小故事。从此就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一九五〇年四月底，我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这时候，河北文联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同志，到北京招考编剧人员，录取了几个大学生。后来他不知怎么听到我也想去，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回信同意了。一到文联，他一见我是这么小一个小孩子就后悔了。他对我说，你要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了。”“远千里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很爱护我，让我多看书。”“我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也得到有创作经验的老同志们的指教。远千里同志比我大二十几岁，我们一直是兄弟相称的。他给我写过二十多封信，从来不称同志，叫兄弟。”“远千里同志很正派，原则性很强，不搞什么私人感情。可是他的批评让你感到很温暖，感到他是在爱护你。”

“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我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孙犁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它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和孙犁同志建立的师生之谊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了。最近我有两个长篇要发表，孙犁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表示愿对我的作品逐句逐段地来读。”

“一九五一年八月，我离开河北省文联，被保送到通县上高中，我父亲当时生活很困难，我们家人口很多，没有钱上学。我就给孙犁同志写了封信，寄去一篇小说，他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我的稿子是八月底寄去的，大概是九月十三号发的，给我寄来了二十六块钱的稿费，我就交上了饭费。十月又发了我的另一篇小说，我整个学期的费用都有了。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春，不到六年，《文艺周刊》发表了我十万字以上的作品。孙犁同志对我的培养是很花心血的。他的编辑作风极为民主，对于像我这么一个小孩子的作品，原则上可以发表，但又需要修改，他先不把稿子寄回来，而是写信问你，愿不愿改，你要不修改也登。”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向《中国青年报》投寄了一篇小说叫《红花》，中国青年报在一九五二年元旦，用整版发表了这篇小说，还写了一个编者按。这篇小说是柳青同志看的，柳青同志当时是《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他跟我谈过两次，给我留下一句名言，就是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傻人的事业，聪明人千万不要搞文学。他一再跟我强调这一点。如果你愿意搞文学的话，你就要做傻子，就是很多享乐你得不到。另外他讲做愚人，就是要有艰苦劳动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作品，所以比较引起读者的注意了，从此得到团中央的直接栽培。”“《中国青年报》对我是花了很大力量的，经常让我去听报告，学习文件，还送我去体验生活。”“还请了许多老作家跟我谈话。”“一方面对你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很注意谈技巧。”“那时我十五、六岁，这些老前辈的话，我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国青年报》又以整版发表了我的小说《青枝绿叶》，第二年就编到高中课本去了。”

这里，记录一下《我怎样写起小说来》里面有、但网上没搜到的关于刘绍棠早期作品的资料：

第一部小说集《青枝绿叶》，一九五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二部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一九五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一九五五年出版；

中篇小说《夏天》，一九五五年出版；

短篇小说集《私访记》，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中秋节》，一九五七年，通俗读物出版社；

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一九五七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排版（夭折）；

“把我打成右派的五篇东西”：

论文和短论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暮春夜灯下随笔》

小说

《西苑草》

《田野落霞》

关于《金色的运河》，“当时已经排发了，从印刷厂取出用个木匣子装着给我退回来了。当时是在三次（几千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以后，正是深秋时节，拿着这部稿子，十分惨然。这部长篇是我加入作家协会以后一年的成果，五十几万字。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印行十万册，其中，五千册精装。我在悲愤之下，写了一篇祭文，木匣为棺，把它埋在我家庭院内的枣树下边了。”

“文化大革命初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决定回乡务农。我有一个农民的传统思想，叫小乱进城，大乱入乡，我就赶紧走了，回农村了，回到我的老家去了。所以我这二十多年来，跟任何人都不来往，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销声匿迹，避乱故乡。直到四人帮倒台，我才复出文坛，继续我的小说创作生活。”

一九五七年，刘绍棠被打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之一。文章中对此也有更多的描述。但当时实在抄不完全文，略去了。

即使抄来的这一部分，也不过是“小孩子家”“私藏”的“花石头”之一。多亏间谍兄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总算让我的劳动也能多起一点作用：与人共享，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