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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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说几句

魔法胖子兄所说“历史最容易重复它自己的时候,往往正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它“绝不可能”重复自己的时候”自然是至理,在下也并非以为“文革”式运动绝不可能复现,在下以为的是“‘左’式的文革是绝不可能复现于中国的,……相反,文革式‘运动’的危险正在当年的反方向——极左和极右其实仅一纸之隔……”,想来胖兄一定也知道另一句箴言——“历史经常重复,但极少简单的重复”(大意)。

极左与极右的具体观点虽然一般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但有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坚决信奉唯我正确,认为自己支持的意识形态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一旦这种毛病发作,就必然会走向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因为事实不可能与某种书斋里想出来的理论永远相一致,真理更不可能永远被某几个人或某个派别把持。而极端者几乎总是拒绝修改理论以符合实际,不肯承认自己或者自己的派别也会犯错。于是乎,采取对实际情况进行扭曲和篡改,或者最少也是有选择的挑选部分事实而忽视其它,以便于继续支持自己的理论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这种手段自然经不起仔细究察,如果仍不愿改弦更张,补救的方法就唯有挥舞大棒,强行压倒任何不同意见了。文革时期要“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也好,麦卡锡时代要“揪出美国政府及知识界里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也好,统统是一路货色。——都是挟持某种被当时的社会主流认为是最正确的思想,以唯一正宗的、忠实的传人自居,凡是不完全赞同的人,就将之归为反对XX主义、思想者之列,然后再理直气壮的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以此来宣布已方的全盘胜利。

萨苏兄说的“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都是极左,但现在海外极右的又多是红卫兵变成。思想急转弯可以理解,但做事的方法还是老一套。无论极左或者极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大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我既然是正确的,那么我的一切你都要支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道理的正确与否反而是不重要的了”实在是一针见血,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左”式的文革固然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复归,但反向的极右式的文革却并非不可能落在我们头上。非常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的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远者如唐代有藩镇之祸,宋代就硬要搞到全国上下谁都不能善战;宋高、秦桧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与敌人苟和,屈膝纳币称臣而不知振作,到了明朝就变成任何时候也不能进行任何谈判、撤退,面子压倒一切。近者,民国时以为“进口药都用不完,自已造干什么”的买办把持国家大权,到了文革,又成了关起门来搞建设,谁主张引进外国技术、资金谁就是搞“洋奴哲学”。可惜的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在如今仍然相当有市场,比如说对于对待日本的态度,有人高呼要彻底的对日进行全盘抵制、对抗,亲日(确切的说是不仇日)就是汉奸,也有人认为任何采取措施抗议或是抵制,都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只有负作用的妄动,把抗议日本的行动都贬为极端民族主义或是被官方利用。虽然观点相反,但方法和文风完全一致,换掉几个名词完全可以互相套用。

为什么我说“左”现在倒并不真正可怕,可怕的是“右”呢?因为前次全国上下遇到的极大危害是“左”造成的,至少这两三代人里对老“左”的一套是有免疫力的,也许有很多人想念原来时代的工作稳定、社会治安以及生活水平的平等,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为此乐于放弃现在已有的生活水平及言行自由。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上,平心静气的说,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遭到了巨创,其号召、动员大众的能力已经下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没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何来真正的社会运动?“三个代表”沦为又一场老式的官方单方面宣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右”的东西和人物却在近好几十年里没有全面施展过,现在又抢先利用了“民主”、“自由”之类的口号作大旗,再加上搬来西方另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经验,其短时间内就可建立“地上天国”的许诺,不仔细了解,是很能迷惑普通人的。我得承认,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前头跌得那么惨,我当年就不太可能清醒过来。现在客观的说,即使最近左派的声音比从前响了一些,但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传统媒体上,与极右的“自由”派和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我国,一般是指经济及社会人文领域内)的力量相比,还差得不可以道理计。在思想理论的完整、自洽及打动人心的能力上,更不是搬来了西方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整套理论的右翼的对手。

但理论上头头是道,与实际能不能做到,或者做了后有没有理论上的优良效果经常完全是两回事,比如今天我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英《金融时报》报导中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问题。其中讲到,那位著名教授张维迎先生为这几年大学高收费辩护,声称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收费的上限,还抱怨包括他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的收费其实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使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束缚。按他的说法,正确的做法是从负担得起的人那里收钱,然后提供给付不起学费而又很有实力的学员丰厚的奖学金。如果我们只看文章、看口头,也不能说张教授说得没有道理,但请问张教授自己所在的,他也有很大影响力的光华管理学院,用丰厚的奖学金资助了多少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据我所知,光华的收费可不算便宜啊。事实上,一向赞成私有化、提倡尽可能由市场自行决定的《金融时报》在这篇报导里也认为,这种理论上很“诱人”的办法,即使在教育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也只存在于私立大学中,而以公立大学为主的其它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由于高校的财源绝大部分来自政府,这种理论并不合适。因此,高收费造成的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畸形的产业化。事实上,正是由于部分极端的“自由主义”政策得到实际实施后造成的损害,才使得左派,包括所谓的毛派的声音重新开始向舞台中央回归。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力量的平衡还远远没有达成,中国政治的现实仍然是,如果有能颠覆\取代整个现存制度的力量,那只可能是来自制度内部部分既得利益者为谋求非法得益合法化,与得到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西方支持的极右翼“自由派”的联盟,基本就是前苏联发生一切的翻版。本来,没有任何现存制度天然就应该是不朽的,“自古无不亡之国”,但是如果现有制度解体的结果却是重复前苏联故事,我是绝对不甘心的,人家可以说是没有想到、没有先例。中国再一头撞进去,只怕直到地球毁灭,都要被当成最大的笑柄。

不会吗?人类历史上太多一时社会全体性冲动,喊着绝对正确的口号,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例子了。文革本身不就是一个典型?!即使今天来说,让人民最大程度的直接掌握权利,让官僚机构最大程度的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种理想不好吗?有这种理想错了吗?我看没有。如果我们社会的主流不能养成并保持一种态度——对于宣称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跑步进入完美社会的万灵丹都抱持最大的怀疑。——而是容易被各种大词唬住、吓倒,或是梦想着投机撞上“永动机”、“水变油”那样的好事,那么“前苏联式文革”的危险就远远没有过去。

回到文革博物馆的问题,萨苏兄说:“历史问题一般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根据史实给出结论。一种是给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答案。第一种叫做让历史为自己服务,第二种叫做让历史为未来服务”。老实说,第二种固然更好一些,如果踏踏实实的照第一种方法作,其实也不是很差。问题还有第三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根据结论剪裁历史。这“第三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反对的,就如同抗战史,用第一种方式得出结论说国民党的功劳大,或者是共产党员的功劳大,都不要紧,只要不强迫每个人必须要接受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达不成一致意见也没有了不起的。但是象文革时那样,把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抗战历史全盘忽略是不可接受的,而现在有些人拼命企图抹杀、甚至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功绩同样也是无法容忍的。这种方法根本不是研究历史,而仅仅是利用历史,而且是最卑劣的利用历史,而我相信,无疑河里的朋友以及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乐意见到,文革博物馆在不成熟的条件匆匆建立,结果却沦落为这第三种人手中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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