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项羽身死之后，楚地大多望风披靡，唯有鲁地长期受儒学教化之熏染，且感念项羽亡秦的恩德，尚且坚守未肯遽降，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亲率大小诸侯围城，示之以项羽的人头，于是鲁地遂降，百姓逃过一劫，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般好运气的，《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而《项羽本纪》中又记载“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说明刘邦在对待楚地残余势力之时，采取暴力和怀柔两种手段，短期内强行压制了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绝望感的原楚营的贵胄及其依附者。当时残余的楚营及依附者或者如项伯等人一样，接受刘邦的册封，摇身一变成为汉室的列侯，当然这些人中除个别能力突出受刘邦器重的之外，其他人在政治上失去了原先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仅仅作为食禄者苟延于世而已；另一种反应是象田横那样，逃跑遁世以避灾祸；最后就是象临江王共尉那样顽抗到底，遂被刘贾卢绾诛灭。不管这些人的表现如何，在新兴的汉室政治格局中，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一大批新势力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至汉五年12月，楚地基本被平定，刘邦率军返回定陶，途中“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又一次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解除了韩信的武装。世人震惊之际，刘邦却下令：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同时遵守战前的诺言，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通过一系列的册封，刘邦巧妙的转移了诸侯对于刘邦夺军事件的疑虑，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的同时也将韩信架空，将他训练有素的军队收归己有，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韩信孤身调离经营多时的齐地。韩信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否有看法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其接下来的表现来看，似乎韩信并没有对改封自己为楚王的现实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或许在他看来，项氏的覆灭标志着天下已定，刘邦的夺军事件并不代表对己的背叛，而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齐地，回到出身地楚地，似乎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自己的愿望仅仅是封王而已，至于分封在齐地还是楚地，对自己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韩信很快接受了这个变化，但事实上，刘邦对于以韩信、彭越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的疑虑早在楚汉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刘邦清醒的认识到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在各自的地盘上都拥有超越他人的影响力，在军事上的造诣也非常人所及，当刘邦与项羽对峙的时候，出于各种考虑刘邦放手让他们各自坐大，而当项羽被诛灭后，刘邦却发现这些豪强的实力早已经超越了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尤其是韩信，其神鬼莫测的军事才能，出色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高超的战场指挥艺术，都是刘邦所不能及的。同时彭越、英布等人，以个体而论或许都有各自的局限和软肋，但如果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也是相当难以应付的。刘邦对于他们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惊惧他们的实力可能对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威胁，竭力想削弱和压制他们；另一方面，刘邦也不敢贸然造次，项羽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何况天下初定，大小诸侯都翘首等待刘邦如何论功行赏，划分势力范围，这一阶段必须小心谨慎，如果一招不慎，摆不平各方面的关系，那些对刘邦心存疑虑处于观望的新盟友很可能群起攻之。处于对时局的判断，刘邦不得不作出相当大的妥协，除了违背对韩信的诺言擅自将其改封到了楚地，对于其他人则信守了当初的诺言，将关外除齐地和魏地其他地域大部分封予这些异姓诸侯王。作为回报，当年正月诸侯王及众人拥立刘邦即皇帝位，定都洛阳，在政治上承认刘邦的领导地位，在形式上达成了再度的一统局面。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争权夺利，权力的整合并没有随着诸侯王的就位而停止，反而才刚刚开始。

刘邦即皇帝位之除，可以说面临着一个烂摊子，经过长期的战争，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所谓“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一片凋敝的景象，物资和劳力的匮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过来。但刘邦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满足功臣对于胜利果实的分配的渴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形色人等可不是基于什么理想和信念才走到一起来的，之所以抛妻弃子跟随刘邦打天下，就是基于对军功的渴望。刘邦在战争其间对部下的诺言此刻必须得到兑现，而战后形势却正如张良所说的“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篃封”，何况大片的土地都已经分封予异姓诸侯王，资源的稀缺让刘邦在分封功臣的时候捉襟见肘，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在分封功臣的问题上迟迟未能决定。而功臣之间派系林立，彼此也互相排挤，这种群臣争功的局面“岁余不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得到协调。从汉五年正月开始一直到汉六年正月左右，争功事件达到一个高潮，由此引发的猜忌和争斗造成了汉立国后权力的第一次洗牌，而韩信的被执显然是其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汉立国之初，在政治舞台上主要有这几股势力：一是异姓诸侯王，他们的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拥有关东广阔的领地和人口，在各自的领地内有着独立且完整的军政体系，基本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二是以丰沛故人为基础的功臣集团，又可分为军人团体和文吏团体，曹参和萧何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是在战争其间和战后归入刘邦阵营的能人义士，这部分人员的构成比较复杂，三教九流都有，比如季布、季心、刘敬，叔孙通等，但彼此之间少有共通之处，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小集团；第四类包括战争前后归附于刘邦的六国遗贵，以及张楚时期直到项羽身后归附于汉室的人员，如项伯等人，这部分人在战后基本失势，在政治舞台上少有话语权。以上的分类并不是铁板一块，异姓诸侯王之间，韩、彭、英三人战功卓越，在楚汉战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是所谓“同功一体”之人，也是刘邦重点防范的对象。其余的韩王信、吴芮、张敖、臧荼之流，按军功计实不足以封王，在战争期间，他们根据对局势的判断在楚、汉阵营之间左右逢迎，捞取政治资本，才有了战后的显赫地位。他们有一定的势力，但对中央政权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第二类功臣集团中，包括萧何曹参在内的丰沛故人在楚汉战争时期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由于利益和目标一致，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裂痕和成见。战后由于对军功的认识有偏差，加上利益和气质上的差异，文吏和军人之间开始相互倾轧，争功不止；第三类人员中有不少是属于技术型和专业型官僚，或多或少接受过文化的熏陶，有部分人甚至在专业领域有很高的造诣，这些人大多从事规章制度和礼仪的制订传播工作，而较少卷入到争功的行列；第四类人由于有历史问题，大多夹着尾巴做人，担心刘邦对他们清算历史的旧帐。这批人在政治上反而是威胁最小的，刘邦对他们还算厚道，在食邑方面给予了比较优厚的待遇，在政治体系中却基本排除了他们的存在，这些人自然也没有争功的资本和能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战后的政治格局中，对于利益分配最为不满的就是以丰沛故人为核心的功臣集团，他们与刘氏宗亲的关系较他人来得更为亲密，也是刘邦赖以起家的核心势力，无论从感情还是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刘邦都必须优先考虑他们的需要，在未来打击异姓诸侯王势力的过程中，功臣集团也是刘邦最为信赖的盟友和打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刘邦对于功臣集团中各成员的信任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因为在战争期间，功臣集团和异姓诸侯王势力之间相互融合，尤其是武将势力更是相互渗透，这其中作为功臣集团的重要核心人物的曹参，就长期在韩信手下工作，其战功大多是在归附于韩信的那段时期获得的。在军队中以韩信为首的异姓诸侯王拥有巨大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如果强行将他们拿下，以曹参为首的军人是否能理解并绝对地支持自己，刘邦心中并没有把握；另外，功臣集团中，萧何、曹参等人在刘邦未发迹之前，在丰沛当地的地位比刘邦要高，同样拥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战争过程中，他们虽然一贯表现出对刘邦的忠诚和服从，但战后他们的势力同样得到惊人的增长，刘邦虽然必须依赖功臣集团的势力来对抗异姓诸侯王，但他却不能容忍功臣集团的独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刘邦也要找机会敲打敲打萧何、曹参等人，平衡功臣集团内部各派的势力，保证功臣集团对于刘氏的绝对服从，使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能作为刘氏安定社稷的后援而存在。

前面说到，异姓诸侯王的势力是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着浓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是刘邦面对战后政治格局和人心向背的妥协和背书，暴秦速亡和项羽逆天行事的教训让刘邦不得不尊重现实，和群雄达成了共享天下的契约，并定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娄敬语）。但此时表面的和谐并不能缓解刘邦心中的疑虑，群雄在战争期间的种种表现让刘邦始终无法释怀，韩信等人虽然没有背叛的迹象和动机，但他们的存在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从项羽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刘邦对这一点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无论从维护自身的安危还是从保证即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削弱异姓诸侯王对于刘邦及功臣集团而言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点上刘邦与功臣集团是目标一致的；但刘邦也要防范功臣集团内部孳生威胁刘氏统治地位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充分发挥了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功臣集团中翻云覆雨，利用权谋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其御臣之道为后世的最高统治者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和素材，并为后世不断地效仿和借鉴。可以说，从刘邦即帝位开始一直到其逝世，打击诸侯王和安抚压制功臣势力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始终并行的两条主线，打击诸侯王主要以军事打击为主，从肉体上消灭其势力；而压制功臣势力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

刘邦即位后，于汉五年夏五年于洛阳南宫置酒大宴群臣，席间谈笑中肯定了萧何、张良、韩信等三人在兴汉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汉初三杰的历史定义就此形成，这对于韩信来说也是一种安抚和补偿。刘邦在大唱高调的同时，背地里却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对于归顺汉室的诸侯们，刘邦在政治上压迫和羞辱他们，故意以胜利者和天下主人的身份和口吻号令四方，对于当初于刘邦平起平坐的前朝诸侯们，这种精神上的羞辱是难以承受的，田横及其追随者的集体自杀，就是对这种压迫的无奈反抗。刘邦本人的个性也是极为暴亢的，对待下属和部将表现得粗鲁而缺乏礼数，这种个性在其称帝后更是迅速膨胀，愈加无人敢予以节制，这让那些新归顺的楚营旧将愈发感到耻辱和后悔。此时刘邦斩杀了在战争期间曾经有大恩于自己的丁公，虽然从政治角度考虑绝对是一手好棋，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是“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他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出刘邦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绝非等闲之辈。但是，杀丁公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在楚营旧将心中洒下了一把盐，其中有实力的如臧荼更是惶恐，生怕刘邦清算旧帐。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顿时又显得诡橘起来。为了防范意外，刘邦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建议，不顾群臣的反对，立即将都城迁到了关中的长安。事实证明娄敬的献策是相当有预见性的，当年的七月，燕王臧荼就扯起了造反的大旗。

对于臧荼为何谋反，司马迁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史书中关于臧荼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我个人认为，臧荼的谋反是受到了丁公案的影响，臧荼此人原为燕王韩广部将，机缘巧合跟随项羽入关得以被封为燕王，后又诛杀了韩广向项羽邀功，在楚汉战争期间更是游离在刘邦项羽两端，看准时机后在项羽背后捅了一刀才正式归附于刘邦。刘邦对于这类人是很不屑的，丁公的死必定让臧荼如坐针毡。另外，刘邦对于无能之辈的态度是极为轻蔑的，联想到刘邦对于自己的女婿，赵王张敖尚且辱骂欺凌不已，实在很难想象刘邦对于楚营降徒会有什么好脸色了。臧荼受封为王不足一年就起兵造反，若不是自觉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断不至于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

刘邦定都关中，用娄敬的话说具备了“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地利优势，此后无论是何人作乱，关中都不曾受到过威胁。事实上刘邦七月亲自出征，九月就虏得臧荼平复叛乱，于是率军来到洛阳，“举通侯籍召之”，项羽故将利几唯恐刘邦对楚营降徒不利，索性起兵造反，同样被刘邦快刀斩乱麻地收拾了。至此故楚势力已经再没有本钱和胆气与刘邦叫板了，刘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从汉营分离出去的异姓诸侯王们，而这其中最为棘手的就是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