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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三国随章侃 第三十九章 外放

三国随章侃 第三十九章 外放

(演义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本回演义主要说的是诸葛亮初用兵。博望一战确有其事,不过此事和诸葛亮没有关系,博望一战是诸葛亮很可能还没有加入刘备阵营,而且就算加入也不可能如演义中那般指挥军队,事实上在刘备身前,主要是由刘备负责前线的战斗,诸葛亮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负责后方政务和后勤补给的官员,就好象萧何和荀彧一般的角色,甚少在前线参与军事,(按一般演义上的军师角色来说,法正庞统比诸葛亮更象军师。)更不用说直接指挥了,博望之战乃是刘备指挥的,这也是刘备的诸多事迹被演义移加至诸葛亮的开始。我们以后会陆续提到。

不过,本章还没到总结诸葛亮演义和历史区别的时候,这次想说的是刘琦之事,本章刘琦为求诸葛亮之计,来了一招“上屋抽梯”,终于逼的诸葛亮说了效仿重耳一事,让刘琦主动外放江夏。

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刘琦与刘备的关系颇佳,假若他能或许继承权,那刘备肯定可以得到重用,进而得掌荆州大权,而要掌权那就不能离开首府之地,就好象袁绍一事,袁绍未必真决定了由袁尚掌权,但是袁谭在外,袁尚在内,一旦有事,袁尚便可造成既成事实,袁谭毫无办法。

一般来说,控制中央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不说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得到朝廷便代表着拥有了全国的权力,即便乱世之时,众人依旧想获得中央朝廷之权,所谓“挟天下以令诸侯”也,这不但是名分问题,更关乎实力的对比,在传统思维下,中央拥有比地方更大的号召力,即便在乱世割据的情况下,依然有部分地方政权会听从中央号令,比如三国的张杨,再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便有许多地方政权没有明确的派系,以中央马首是瞻。所以一旦得到中央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就意味着获得许多倾向于中立的势力支持或者不介入,这对于天下之争是相当重要的,三国时期的曹操便占有这样的优势。自然,这也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先获取中央政权为上,所以只要有一定的实力,必然会介入朝堂之争,甚至以全副身家性命投入也在所不惜。

而这种事以太平日子中同姓相争,骨肉相残最为惨烈。我们之前在《长子继承下的迷雾》一章中说过,选择嫡长子继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减少这样的权力之争,减少继承权力的成本,可嫡长子往往并不能顺利的接位,如嫡长子死去,或者嫡长子不得父亲之欢心,都会造成继承权的争夺。所以每奉主公身体欠佳之时,为了继承权力和日后的格局,朝廷之上便会开始一场明争暗斗。而这种争夺的结局往往是胜利为王,败者死亡,自刎或者软禁已经是其中最好的结局。

朝堂之争是如此凶险,有人不惜为权力舍身博大,也有人明哲保身,退至地方以求全身。这一来是示意我无心宝座,求对方放之一马。另一方面也是经营地方,手握实权,壮大自己,无论是谁得到宝座要对自己动手都要估量一番,而且万一朝堂有变,便可乘虚而进,反客为主。

如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都是春秋霸主,起初都为避祸而逃至远方,待国中有变便乘势回来,终成霸业,诸葛亮劝刘琦便是用的重耳之例,假如说这两位是春秋人物,和日后不同,那汉文帝则也可一说,他与母亲为防吕后,而退至封地,而后吕后死,朝中变革,他因祸得福,居然重新坐上了权力宝座。朱棣经营外藩而日后夺得皇位。

而诸葛亮让刘琦外放,则是因为刘琦获得继承权的希望渺茫,在内反而容易遭到暗害,还不如外放,一则掌握一方重地,可保自身平安,二则万一有变,可效仿晋文公当年,勒兵进逼,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不过这种事情毕竟要看运气,重耳在外流亡几十年才得以回来,朱棣的夺位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自从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度后,各朝又吸取教训,限制在外藩王的权力,他们要获取权力并不容易。如明朝,朱棣由外藩得权,在其之后也刻意限制了外地藩王的权力。毕竟,比之中央政权来说,地方一域,实力相差太远。

所以外放这件事,更多的是诸葛亮想先让刘琦避开朝堂之祸,是明哲保身之举,毕竟刘琦在江夏还是一番助力,假若在荆州,那刘琦只怕就危险了。

说起外放,古代的外放到底是好是坏呢?刚才已经说到了,中央朝堂是权力的中心,地方只是羽翼而已,假若心是向着朝中大权的,那最好是在京城为官,古代的京官往往比地方官员要高那么一等。此外,古代生产力有限,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尤其是京城,生活比外地要舒服得多了,就说那明朝科举考试吧,成绩好的进翰林院或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这都是京官,可以面见皇帝和高官,以后就有机会入阁拜相,而成绩差的外放为地方官。所以京官外放往往也就是意味着贬官。本在京城为官,前途大好,甚至可以上达天听,却一下要到外地做地方官,这往往就是失宠的代名词。

但是,且住,这指的主要还是那些大官或者品级虽低但是实权不小有前途的官僚,他们外放,那是亏大了,但是对于那些小官或者无望升迁的京官来说,外放不委是天赐的好事。京城为官,有前途还好,但是没有前途呢,且别忘了这京城到处是大官,出门都要小心撞了谁的车驾轿子。可一旦外放,只要不是那穷乡僻壤,做起那土皇帝来,可就舒服多了,这油水可比京城里好捞多了,就算清正廉洁,那至少在地方上可以不用看太多的上级脸色,权力自由得多了。尤其在中央朝堂衰弱之时,那地方官更加吃香了,那刘焉便看东汉日益危险,就跑至益州做那土皇帝,可比那些留在京城被董卓一干人或杀或劫的同僚舒服多了。

另外,通常情况下,一些京官也会外放地方,但是这并非贬级,而是让他们去地方锻炼一下,增加一下历练,现在我们叫挂职锻炼。这种京官的外放只是镀金而已,几年之后便会回到京城派以大用了。当然,假若几年之后回不去,就意味着自己的仕途危险了。

还有,一些京官会出任封疆大吏如巡抚一职,这种重要地方官职只要不是宰相这般级别的人担任,也不能认同为贬级。尤其明朝巡抚本就是京官外巡形成惯例才变成地方大员,巡抚要每年回京议事,也是变相的京官。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在京城没有机会,而到地方寻找机会升职从而再回京城作官的,这种例子在初唐极多,初唐对外征战频繁,边疆大将权大,军功又丰厚,而在京城则少有机会征战,一些军人便调职边军,立功之后再得以回朝,所谓“拜将”再“入相”。

此外,外放也有中央监督地方的意味,刚才说到明朝的巡抚制度便有这样的意思。此外,如汉明等代初期都给予藩王封地大权,为何?就是希望同姓王能在地方协助中央。相比外姓,还是皇族可信一点,唐朝也不例外,唐初便有以王子带兵征伐的习惯,安史之乱唐玄宗便分封诸子到各地为节度,从而还形成一起“永王之乱”

外放一事,意味深长,有明升而暗降之,也有明贬而暗升之,有前途光明之,也有无望回京之,有出外发财之,也有出外避祸之,有离开时喜笑颜开者,也有离开是愁眉苦脸者,有失败者,有胜利者。在京城门前的那一瞬间,不知留下了多少京官回首那无穷滋味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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