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世界经济 -- MRandson

关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

全国房价最贵的地方，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浙江温州。这个的解释，在下认为应该按照投融资渠道不畅，导致民间资本不能顺利进入二产制造业，而投入房地产造成的。闲聊之十二里面对这个有解释。

关于税收不足以满足财政收入，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下在东北某城市（这个城市不是很大，但是城市的发达程度可以说是东北第一）的时候，曾经和一个派出所所长聊天。这个所长就讲过，财政每年按一个民警三万元经费拨款。全所十几个民警，大概几十万。一个民警一个月两千块工资以外，基本没什么活钱。但是有些经费是必须的。比如，夏天发一些防暑降温的东西，秋天发一些苹果，春节发一些奖金（这是大头），派出所的修缮，唯一一辆警车的汽油和维修，晚上蹲点的加班费，伤亡干警的慰问，这些都是没有来源的。所以，必须和管片内的企业搞好关系，拉一些赞助。那个城市是东北最发达的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可想而知。反过来讲，我们经常听说某些地方公检法，甚至政府，给某些无法无天的企业充当保护伞的原因，也在于此——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

在原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许多地方是恶性竞争。上级领导来视察，看的是市容，看的是新上马的项目，听的是报告，是数字，接触的群众都是笑脸（能见到省领导、国家领导，三生有幸啊，个别想上访的也被拦在外面），有几个真正有时间仔细翻开细帐，看看财政收入结构，详细分析经济走势的来龙去脉和潜在的问题？上级领导来了，看到城市一年一个样子，当然高兴；看到一个城市破破烂烂，脸就阴下来了。报告会上，书记市长就准备挨数落吧，更不要提组织部门考察了。

这种加快建设是没有上限的，财政对收费的口子也是没有上限的。以基础设施为例，北京是中国地铁在建规模最大的地方，但是与伦敦相比，只能算刚刚起步。伦敦的地铁是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了，北京才多久？其他的基础设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快，世界感到惊讶。反过来，另一方面，也说明投入之高。如果打个比方的话，中国现在正是飞机起飞，汽车起步，需要加大油门的时候。

此外，兄弟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加剧了增加财政开支的压力：北京上轻轨了，天津上不上？大连搞交通改造了，沈阳搞不搞？再比如，上海的公务员推行三五八十了，北京的公务员就坐不住了；浙江首先免除农业税了，苏南的农民就有想法了。

至于你提到的，富裕地区房价高。现在还有一种经济现象，房地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拉动部分富裕地区的经济。如果单纯从商品物资流动上讲，这些是入超的。比如，北京就很典型。长期输入外地商品，回馈外地什么呢？房子。从浙江输入价值100万的日用百货，反馈浙江某富翁一套北京的住房，就收支平衡了。同样的回馈，在沈阳，可能就需要同样面积两套甚至更多的住房。换句话说，出让一套房子，就可以换取价值100万的商品，这个地区经济能不发达吗？房地产价格高对拉动本地经济，很有效。可以说，不是富裕的地区房价高，而是房价高的地区一般富裕：只要有办法让房价高起来，别跌下去。当然从全国大范围来看，这种发展方式，是兄弟睨墙的，不利于全国宏观经济的。

至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对未来的考量，可以讲，多数是短视的。“我死以后，那怕洪水滔天。”何况现在任期也就四五年，只要在我的任期以内，一片欣欣向荣就可以了。以后会怎么样，自有后来人。其实这也是任何民主政治都存在的问题。

说点题外的，中国的地方领导人，多数是不懂经济的。一方面，外行领导内行是现代管理下基本原则，一个领导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现在的地方领导人多数出生在50、60年代，他们的知识结构决定他们不可能对经济了解太多；此外，中国的官僚体制之中，技术官僚发展空间有限。有些虽然是技术官僚，但是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完全没有关系，对经济的理解完全靠专家的意见和上级领导的意思。

而中国的经济专家，许多人已经变质了。温总理主持国务院之后，裁汰了一大批高收入的专家。原因很简单：年收入百万以上的专家，必然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再公正地提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建议了。这样的专家，在下也见过很多，完全是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他们提出的经济建议，有多少值得参考的价值，很值得商榷。

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内耗。前面提到了兄弟地区之间的竞争，个人感觉，兄弟地区之间往往是竞争的恶性搏弈。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之间，竞争越激烈。因为，贫穷的地区只要纵比有点起色，就可以向上级交代了；富裕的地区，必须争当一、二、三。地区之间与邻为壑，甚至损人利己。有的省份，为了争取全国GDP总量第一，不惜拔苗助长，甚至做假帐——反正我升到中央了，进政治局了，谁敢查我的过去？

改变现状，首先要从思想上改变。新一任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要从粗放向集约转化,不再把速度作为唯一考量因素，要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一大进步。个人感觉这是对前一任政府的发展观的修正。是进步，也必须的。但是，如何在转变思想观念，保证经济质量的同时，又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上完善。比如提高官员的经济素质，改变考核官员的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经济上的调控能力等等。

个人认为，改变现状，说起来很简单，操作起来很难：观念转变简单，规则制订难；规则制订简单，培养人才难；培养人才简单，培育经济基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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