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注3：货币紧缩的数量对社会经济和财政的破坏作用究竟有多大，要看货币紧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如93年6月开始至2002年底持续近十年的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损失至少有四、五万亿元人民币（真正银行坏帐的二倍），是当初紧缩产生的货币供应缺口（不过区区几千亿元）的至少十倍以上。至少大约3倍多的负的乘数作用是指最初的紧缩金额（等于紧缩产生的最初货币供应缺口）周转一次的破坏性作用。

注4：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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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减企业所得税应采取的配套措施

1．对垄断行业应采取特殊政策。（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2．一些大型国企并非有钱就能用于技术研发，为防止国企管理层虚增账面费用挥霍掉企业减税得到的增加利润，需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规定其用途，及对其成本费用水平进行指标考核。

3．在减税的同时加强税收执法，在逃税利益和意愿均与减税有同程度下降时增加逃税的成本和难度，原逃税的大多数企业上缴所得税将会增加。

4．在企业因减税而获得一定的技术发展自有资金后，政府科技发展主管部门应指导并协助国企、民企其落实具体的技术项目。

5．大减企业所得税将使不逃税的正规企业所得税减少44.92％，而其增值税却因税基的扩大而能增加原所得税的39.56％，需增发的货币则相当于原所得税的106.95％。因减税虽可使财政收入增加相当于原所得税一倍（94.64％+106.95％＝201.59％）。但增值税和货币发行都是中央的财政利益，因此需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将中央因减税而得到的较大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地方事业（尤其是农村教育事业），以弥补地方减少的企业所得税收。

6．如处于通货膨胀时期，减企业税负可不增发货币。（或仅增发少量货币，以弥补相当于这些企业原所得税总额5.36％，共107.2亿元的税收损失。其余由商品供给（销售收入）增加而产生的超过不逃税企业减税前所得税总额一倍，大于2000亿元的增发货币需求量，可使其去吸收通货膨胀。）

但如减企业税是在通货紧缩或无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期，则需增加货币发行对减税予以配合。相反，此时若无增发货币配合，减税引起的商品供给增加将最终导致供大于求，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商品供给（销售收入）停止增长。既丧失GDP和税收的继续增长，也将丧失发行（不产生通胀而只增加商品供给的）货币的财政利益。减税也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因减税而增加的税收不能弥补减掉的税收，又无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从而使财政收入下降的窘况。

四. 减轻企业税负应为宏观调控抑制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

前文已具体分析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率18个百分点对企业、税收、财政和宏观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从这些具体分析中可看出，大幅降低目前过高的企业税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均有大利而无小弊。由于减轻企业税负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力的杠杠调节作用，及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对通货膨胀极强的吸收功能，减轻企业税负应是宏观调控尤其是抑制通货膨胀一个最有效的主要政策手段。

而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

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产量或销量则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

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

长期以来，在美国和国际权威机构的误导下，我一直仅将货币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奉行宁缩勿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近十年之久。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错误的货币政策（加之错误的企业税收政策）造成我94年－98年持续5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之后4年的通货紧缩，及史无前例的大量失业人口和农村更为严重的贫困，大半企业倒闭，经济损失至少四、五万亿元（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银行坏帐高达2.8万亿以上，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而年通胀率却在93年6月紧缩货币后从12％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纵观世界历史，自19世纪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以货币紧缩治理通货膨胀也从未有过好结果（如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胀”）。理论和历史实践都证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只能用于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使货币供应增速平稳而缓慢地逐渐降至略高于商品供给的增速。其原则是不能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将进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不但商品供给和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商品成本也会普遍上升，由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形成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即通常所说的“滞胀”。

而在通货膨胀严重时，货币政策的微调功能已起不了太大作用。此时，货币紧缩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工具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交换价值的功能的特殊条件下。货币紧缩的目的是遏制投机，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就是货币紧缩如此使用也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即“松”生产用资金，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如解放初期陈云、薄一波等领导的反商品投机斗争。）

在我国历史上，汉、唐前期都曾实行过薄赋轻税政策，不仅迅速扩充了经济实力，奠定了汉、唐盛世的物质基础，而且在货币铸造（发行）规模迅速扩大，钱币重量大减的情况下也未出现通货膨胀。

对企业减税以增加商品供给既可加快经济发展，又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因而理应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可惜我们过去一直未能利用这个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今年以来，我银行贷款增长较快，能源和有色金属国际市场价格也迅速上涨，对这些通胀因素既要充分重视，又要吸取以往主要依赖货币紧缩进行宏观调控得不偿失的历史教训。减轻企业税负增加商品供给将对抑制全局性的通货膨胀发挥重要作用，再辅以货币政策的微调功能。而对（社会直接间接融资功能缺陷而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则应在货币政策及行政手段等对房地产投机实行针对性抑制的同时，一方面通过政策将房地产开发引入平战结合的城市地下设施建设（变害为利），更主要的是采取疏导手段，利用国债和股市的筹资功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必将成为最严重的瓶颈且对今后长期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巨大的水电、水利，以及教育、科研、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和紧迫的国防建设项目等等，使储蓄等于投资。既壮大经济实力又能抑制当前及长远的通胀趋势。总之，过分依赖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指导思想必须改变，除减轻企业税负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动用外汇储备抓住有利时机进口紧缺战略物资，都能有效地吸收和抑制通货膨胀。

目前除企业所得税外，增值税也有很大的减税空间。但因所得税率已完全虚高无用，又因所得税在全额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小于增值税，因此减所得税不仅毫无风险，而且对销售收入（商品供给）和GDP及财政收入的杠杆调节作用更大。首先大减企业所得税也因此是最稳妥又最积极有效，十拿十稳的宏观调控手段。

（全文完）

200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