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 之 李林 （长文，不喜莫入） -- 任爱杰
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 之 李林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我以前说过，我不喜欢当代人做当代史。原因是牵扯到太多的个人感情因素和利害关系。即使才高八斗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碰到个人恩怨的情况下，也不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在《史记》里把和自己有仇的汉武帝写的全无一点是处。
所以，这部《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本拟写到清朝结束为止。民国虽然已经是前朝，而且可写的英雄女性不计其数，但是毕竟还是离的近了些，很多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是最近复读民国历史，对于那个风云际会的动荡年代感触良多。整个民国时代，中国一方面要摆脱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这两者并不是相辅相成，反而在大多数时间里表现出的是矛盾和冲突。正所谓，夷狄迫于四境，中国不绝如线。这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终于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的挽歌，实在是中国的大幸。然而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如果没有前后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流血牺牲，中国又哪里能够有今天的复兴？而在这段历史中，最为艰苦卓绝的无过于抗日战争。
在宋朝到抗日战争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往往不是国君被虏，便是江山易主。最好的结局也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抗日战争实在是中国一千多年来第一次完全彻底的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籍由抗日战争，本来四分五裂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起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融合终于完成。
中国人是最注重历史的。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世界上最完备的。然而中国人又是最容易忘却历史的。九一八，七七这些日子早已不再为习惯了和平的人们看重。而那些铭刻在这些日子里的英雄的名字更在时间的消磨中淡去了。
所以我虽然不喜欢当代人做当代史，但还是忍不住要打破自己的规矩。为这这场伟大的民族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女中豪杰们作一些文字。
这些巾帼英雄中的一位，叫做李林。
李林原名叫做什么已经不可考。1916年她出生在福建龙溪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两三岁上，由于生活所迫，父母不得不将她卖给一个姓李的华侨。华侨给她改名叫李秀若。她的童年时代是随着在南洋经营杂货的养父母在爪哇（印度尼西亚）度过的。她的家境并不富裕，唯一的资产不过是前面开着杂货铺后面住人的两间土房而已。当时爪哇是荷兰殖民地。当地土著和华侨非常受歧视，而华侨犹甚。荷兰人对华侨看不起之中又非常害怕他们会起来造反，因此历史上对华侨展开过几次大屠杀。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荷兰人对于不断增长的华侨人口只好加以种种歧视性的限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秀若很小就懂得了什么叫做民族压迫。她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老是受人欺压，为什么不能团结，萌生了反抗的念头。她对祖国也充满了好奇，非常想回到祖国去。或许，她认为回到祖国就不会再被外国人欺压了。
秀若虽然有这样的念头，但是她后来的归国并不是像某些特定时代的宣传作品所说的那样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毅然归赴国难。她归国时仅仅十四岁而已。不论她当时有多么崇高的主观动机，她还是不具备独立生活和行动能力的。秀若回到祖国完全是由于家中一件意外的纠纷。秀若的养父在这一年又娶了一个女人。秀若的养母气愤不过，和她的养父大吵大闹了一顿后就带着秀若回到了故乡。如果没有这一件事，相信李林的人生道路会有不同吧。由于是华侨子弟，她进了由华侨巨子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在学校里，她的体育天赋开始展露出来，成了学校篮球队的成员，经常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她也喜欢音乐和文学，口琴吹得很好，曾经立志要当文学家。
但是这段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秀若回国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仅仅几天时间，日寇就侵占了整个东北，进逼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对于在殖民地饱受过歧视的秀若来说，这种危机感更加鲜明和强烈。从集美学校毕业后，秀若进入杭州女中读高中。1935年春，秀若慕名进入蔡元培创立的上海爱国女中就读。她在爱国女中时仍然象在集美学校一样爱好体育，不但打篮球还是游泳健将和铁饼运动员。长期的刻苦锻炼让她练出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再加上她不爱涂脂抹粉，穿男装，头发也剪成男式，她成了爱国女中相当出名的“假小子”。
秀若的性格豪爽。她从厦门到上海前后，她的养母去世了。养母去世时只给她留下一些首饰。她只好靠不断典当这些首饰来维持生活。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她仍然不时接济比她更困难的同学。由于她待人真诚无忌。有一次竟上了大当，当时有个管理女生宿舍的女工，经常替她和其他同学买东西。为了感谢她，秀若有一次当着她的面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一段衣料送给她。可是，这个女工的丈夫是个无业流氓，他利用妻子管理宿舍之便，趁秀若等六个女生熟睡之际，用蒙药熏醉了她们，随即打开她们的箱子将财物盗窃一空。从此，秀若也发生了经济困难。但是秀若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性格也没有改变，依旧助人为乐。
当时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中心之一。秀若进入爱国女中后和当时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受左翼进步思潮的影响很大。结识了同在爱国女中就读的地下党共青团员胡文新。自从1933年中共中央撤离上海迁至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上海的地下党，只有文委系统尚保留的较完整。文委下面有文总和各个“联”(社联、左联、教联、学联)， “联”是左倾群众组织。党员按“联”成立支部。1935年7月，“社联”(社会科学者联盟)党团改组，成员为陈处泰、李几夫、胡乔木和陈延庆四人。陈延庆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他直接领导复旦社联支部，而胡文新是爱国女中最早的社联成员，也属复旦支部领导。在胡文新的影响下，秀若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秀若这时已经被选入爱国女中的学生自治会。根据党的指示，她组织并领导了爱国女中的学生投入了全市性的声援“一二•九”运动的行动。1935年12月20日，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学联组织了上海大中学生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躲起来不肯出面，由教育局长潘公展出来应付，他不得不签字表示同意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正义要求。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秀若从此更加积极的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2月，秀若加入了由社联演变而来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同年暑期，秀若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大中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团，以话剧、歌唱等形式间群众宣传抗日。宣传团沿着沪杭铁路来到松江县。国民党松江县党部和县政府下令禁止置传活动。这时秀若的演讲天赋第一次表现出来。她挺身跳上台阶高声向群众宣传 “同胞们，老乡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北，我们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为什么政府还不准宣传抗日，为什么卖国有赏，爱国有罪？”她讲得激昂慷慨，声泪俱下，群众听得热泪盈眶。国民党军政特务们见之十分恐慌，就把秀若等人用武力强行拉上火车，押回上海。
秀若积极宣传抗日的行动引起了学校方面的恐慌。于是这个名字叫作“爱国女中”的学校的校方放出空气要开除秀若和其他几名抗日积极分子。
爱国女中是待不下去了。秀若决定和她的好友贾唯英一起到“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去求学。临行前，秀若对好友高慧芳说，“我这个秀若的名字不符合我这个人的个性，你看改个什么名字为好？”高慧芳想起两个月前，她们一起在看《列宁画集》时，发现秀若非常敬爱列宁。于是高慧芳说：“你是敬佩列宁的，你就用列宁的中文译音一一李林（解放前列宁的译名很多。李林为通俗译法。至解放后才统一译作列宁）吧!”秀若欣然同意。
李林来到北京后考上了私立的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地下党员吕光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热血青年，介绍她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李林加入这个组织后非常活跃，经常在群众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愤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1936年12月12日，为了抗议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北平学联组织全市学生第五次示威大游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游行队伍的旗手。游行队伍很快和奉命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试图动用武力驱散学生。作为旗手的李林巧妙地指挥游行队伍一次又一次的冲破了警察的封锁。多次失败之后，警察终于发现了李林这个旗手的作用，于是冲上来试图抢夺红旗。在与警察的搏斗中，手无寸铁的李林寡不敌众，头部遭警棍重击，负了重伤，但保住了红旗，坚持不撤退，胜利完成了游行。这次游行过后不久，李林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在李林头部负伤的同一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不愿继续打不得人心的内战，毅然逮捕了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逼蒋抗日。中国的命运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共派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1935年红军长征结束后于1936年2月发起东征战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但遭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部拦击。红军在中阳县关上村和孝义县兑九峪等战斗中打退阎军的拦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随后即以少数兵力在上述地区坚持活动,主力分向南北发展,前锋分别进至侯马和太原近郊。于5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是役共歼国民党军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
这次战役对阎锡山的军阀势力打击很大。当时的各路军阀中，阎锡山所占不过一省之地，兵力也不雄厚。但是阎锡山这个人相当圆滑，很会利用各地军阀的矛盾从中渔利。所以当其他和他同时起家甚至比他晚起家的军阀都纷纷倒台时，只有阎锡山仍旧当着他的山西土皇帝。但是到红军东征前后，阎锡山的闭关自守策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当时阎锡山地盘的东部边境和日军的势力范围接壤。西部则面对红军的压力。而蒋介石则借口“剿共”派了五个师进驻山西南部，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地位。
山西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做出新的抉择。当时摆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继续联蒋反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联共抗日。以阎锡山的精明，自然看的到不论是联蒋还是降日，他最终都会被取代。而投降日本更会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共产党的势力还很弱小，不至于立刻威胁到他的统治。几番权衡之后，阎锡山决定联共抗日。
1936年冬，应阎锡山的邀请，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与阎锡山进行谈判，阎锡山同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薄一波等人遂留在太原帮助阎锡山开展抗日工作。薄一波一到太原就接收了山西先前所成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当时阎锡山是这个组织的名义会长，但实际领导权已经转到共产党人手里。经过适当的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了其群众基础。通过牺盟会，群众被广泛地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它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迎接抗战的到来和抗日战争初期，起了重大的作用。
牺盟会在这个时候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开办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招收进步青年结予短期的政治训练，即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在各县去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发展牺盟会会员．建立各级牺盟会的组织。另一件事，就是扩大和改选原来已有的军政训练班，并且成立民众干部训练团(简称“民训团”)，培养抗日救亡干部。
阎锡山在1936年夏组织了一个军政训练委员会，开办军政训练班。牺盟会接管了其军政训练中的政治训练部分，由中共北方局派遣政治训练教官，同时扩大了招生名额，招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太原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抗日中心之一。军政训练班开头有五个连，以后扩展到十二个连，民训团有七个队。一时之间，太原的军政训练和民训团成了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抗日斗争的骨干。
当时北平地下党市委发动党员到太原参加救亡工作。于是，李林投笔从戎，从北平到了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盟会组织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到了由各地流亡学生组成的十二连。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未来丈夫曲健。不久，由于女子学员增多，军政训练班又成立个第十一女子连，李林转到了十一连，当上了这个连的党支部书记。
李林对于抗日必须有自己有效的武装这件事看的非常清楚。因此，她对于军事训练非常投入。例如为了练好射击，她趴在地上托着步枪练习瞄准，直到撑在地上的手肘都磨破出血为止。当时的军事训练仍然由阎锡山部的国民党军官负责。这些军官对于女子当兵相当看不惯也看不起。但是李林以自己的刻苦和优异成绩赢得了这些军官的尊敬。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了。李林立刻要求前往成了抗日前线的大同参加抗战。在她的反复要求下，李林被批准前往大同，考虑到她是女同志，又是大学生，就让她担任了大同工委的宣传委员。
大同处于历史上有名的雁门关之北。雁门关为两山夹持，传说大雁无法飞越周围高山，只能从此经过，因而得名。从战国末年开始，雁门关就是历代抵御外侮的前线。汉朝在此设雁门郡防御匈奴；唐朝在这里设要塞抗击突厥；宋朝时这里是抵抗辽国的前线，“杨家将”的故事就起源于这里；到了明朝，这里更是明朝和北元反复争夺的地区。丧失了雁门关就等于将山西的大门打开了。所以大同地区是日军的必争之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华北战场的进展非常顺利。当时华北正面战场上有七十多万国军，但是听到日军来犯，往往望风而逃，一退就是几百里。如蒋介石嫡系汤恩伯在张家口陷落后，一直退到晋东北的广灵，蔚县一线，用望远镜还望不到敌人，就拔腿逃跑，向雁门关以南撤退，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大同受到直接威胁。
1937年9月，日军攻到大同城下。9月11日，国军放弃大同，开始撤离。遵照组织命令，李林随工委一起撤向太原。一路上，李林目睹逃难百姓的惨状只觉悲愤满怀。走到阳明堡，她再也忍耐不住，坚决不肯再撤，一定要再出雁门关和日军交锋。
这时他们正巧碰上了到雁北开展工作的中央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和牺盟雁北游击司令部的赵仲池、梁雷等人。李林坚决要求返回雁北。开始赵仲池等考虑到她是个女同志，到前线去不方便，劝她回太原。但她态度坚决，一再要求，最后只好同意了。她要了一支晋造三八式步枪背着，随着晋绥边工委再出雁门关，来到了平鲁县。
平鲁县当时已经是对敌的前线。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阎锡山委派的当地官员已经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在这个时刻，在滚滚向南的逃难人流中竟然有一支向北的队伍，而且其中还有一位女战士，这自然在人心惶惶的平鲁引起了轰动。老百姓听到消息，纷纷涌向县政府大院想要看看这批人。李林等人看到这个形势，立即因势利导，召开了群众大会。由于是临时组织，李林找了一条凳子站上去就开始发表演讲。她说道：“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的家乡来啦！咱们怎么办？当亡国奴？不？咱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自己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讲到末尾，她说： “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要打日本，我还有我手里的枪呀！”说着，就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
今天习惯了和平生活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话相当平淡，有些人甚至会批评说这是堆砌口号。但在当时却的的确确打动了听众的心。尤其是当听众发现这个慷慨激昂的战士竟是一个“花木兰”之后，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了起来。
在李林的鼓动下，雁北地区的抗日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到这年11月，八路军120师和宋时轮支队在晋西北连战连捷。趁着这个有利时机，李林在偏关县一带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后来正式编制为“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王零余任队长，李林任政治主任。李林从此开始了她短暂但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
游击队成立不久的1938年3月初，李林打了平生第一仗。当时日军动用一万多人对晋西北的根据地发动扫荡。李林率领刚成立的游击队随晋绥特委（特别工作委员会后改地委）向北转移途中在偏关附近与内蒙古汉奸李守信的部队遭遇，打了一个遭遇战。这一仗来的出乎意料，初次上阵的李林率领游击队勇猛冲杀，摆脱了敌人的阻截。但是手下的游击队有近一半人被打散了，偏关县长梁雷率领的县机关部队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梁雷牺牲了。
李林痛定思痛，决定让王零余带领游击队余部先去平鲁与友军会合，自己则留下召集被打散的游击队员和机关人员。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李林在当地又已经小有名气，目标相当大，开始大家都不同意。但是在李林的一再坚持下，还是让她一个人留下了。之后，李林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寻找失散的战友。要知道，所谓“兵败如山倒”，中国历史上历次起义的领袖有很多就是在兵败后被自己以前的战友出卖的。但是李林对此并不害怕，在她的努力下，被打散的游击队员纷纷归队，游击队又一次组织了起来。不久，八路军120师回援雁北，一举夺回了被日寇侵占的七座县城。李林指挥游击队配合主力夺回了偏关县城。游击队再入偏关城，担任政治主任的李林从此被称作“李政委”。
1938年5月，李林受命北上，率领游击队协同主力挺进绥远（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开辟绥南根据地。途经威远堡时与敌军遭遇，李林亲自率领30多名战士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前进。在经过右玉田成村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在此驻有一个骑兵中队。李林当机立断，不管众寡悬殊，利用敌人尚未察觉的有利条件对敌人发动突击，一战将敌军击溃。是役缴获了一百多匹战马。战斗过后战士全部骑上了马，步兵变成了骑兵，从容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李林能够在敌军重重围困之下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一战成功，还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虽古之名将亦不过如此。这次战斗之后，李林作为“女游击队长”的名声开始在雁北的广大地区传播了开来。
得到了大量战马后，正好队长王零余原来是东北军的骑兵军官，于是上级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的八路军120师独立6支队骑兵营，王零余任队长，李林任教导员。当时晋绥边区敌我交错的形势已经形成，战斗极为频繁。生长在南洋的李林过去从没有见过马，这时却要指挥骑兵作战，困难是相当多的。例如学会马上作战就是一个大难题。但是李林不甘示弱，经过短期训练，就连最烈的马见了她也俯首帖耳。从过去的经验中，李林认识到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因此一有空隙就以身作则带领大家练兵。
李林对待战士如同自己的亲人。不但吃住都和战士们在一起，战斗练兵之余还给战士们讲授文化知识，缝补战士们的衣服。战士们有了什么问题，立刻就为他们解决。她作战时身先士卒，深得战士们的敬佩。有些新兵打仗胆子小，老兵就鼓励他们说：“你看咱们的教导员，别看是个女同志，年纪那么轻，打起仗来谁能比？冒着烟的手榴弹掉在跟前，她也敢拾起来丢还给敌人。”在李林的带动下，部队的战斗力很快有了提高。
1938年7月，李林受命率骑兵营护送绥南工作团北上，待工作团完成任务后再掩护工作团返回雁北右玉县。李林率骑兵营一日行军140里，向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将工作团送到绥南。为了配合工作团行动，随即向东一昼夜行军200里，赶到位于大同附近的长流水敌人据点，一举歼灭了这个据点的敌人。待敌人的主力收缩到大同附近，李林马上又退回绥南，护送工作团南下。在南下途中，李林又率骑兵营突击了平绥路上的红沙坝车站，消灭了驻守在这里的敌人。兵法有云“趋百里而争利者，必蹶上将军。”李林长途奔袭早不止百里，不但没有损失上将，反而连战皆捷。尤其是攻打大同的一役，敌人重兵在侧，只半小时便解决战斗全身而退，对敌人的心理震撼是极大的。此役之后，李林名震晋绥两省，她的英勇事迹被当时的新闻界广为传播。日寇对她又恨又怕，出重金悬赏她的头颅。赏格是不论死活，李林的体重多少就赏给同样重量的钞票和白银。
正当李林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日寇对她的首级的赏格越来越高，民间关于她骁勇善战的故事传说越来越多的时候，上级却决定将她调离骑兵营，改任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地方工作。这个决定是120师政委关向应亲自做出的。这个决定自然是爱护她，多半还是怕她万一在战场上有什么差池不好交待。但是历史的诡吊也往往就在这里体现出来。非常想要保护的东西，放在自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往往最容易失去。李林是这个情况，十二年后的毛岸英也是这个情况。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李林对这个安排自然是不太满意的。在此之前，上级已经几次动员她去后方，她每次都婉言拒绝了。这次上级决定既然已经做出也就无法改变。折衷之下，她除了主管地方工作还兼管地方武装。其实，地方工作看似不用打仗，好像安全一点，但实际上更加凶险。当时雁北地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日寇动不动就要来扫荡。边委一共就几个人，敌人一来就要转移。经常是一夜中要搬好几个地方。阎锡山委派的当地官员还和共产党不停的闹摩擦。由于当地没有群众基础，边委经常是顾此失彼。
经过研究，边委认为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当务之急。而建立群众基础的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村村寨寨都建立起自己的干部队伍。有了自己的干部队伍才能够将民众组织起来支援抗日。于是边委决定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各村的抗日骨干。李林成了干训班的负责人和教师。李林的教学方法相当别致。不但讲授书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还进行实战，经常搞“游击运动月”。她和边委的各个领导率领学员和警卫出去袭击和骚扰敌人。干训班前后举办了四期，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干部，为雁北各县输送了一批抗日的骨干力量。随着基层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共产党在雁北完全站稳了脚跟。
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某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于八路军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抗日是颇有微词的。在他们的眼中，共产党似乎全仗着填补了国民党留下的真空才得以壮大。这个论调，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一溃千里，不知羞耻之余，对于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大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人去敌后打游击，发展根据地，但是往往是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失败。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国民党根本看不起群众，更害怕群众组织起来。就以李林的例子来说，当时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无条件，无原则的和国民党合作。于是李林他们每打下一地就等国民党派遣地方官员来接收。而国民党官员到了当地看到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往往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当地的群众组织。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并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方法不对头。例如太原失陷后阎锡山曾经表示坚决不退出山西，誓言与山西共存亡。但是这种气节写在纸面上固然很漂亮，但是一旦群众组织起来也要与山西共存亡时，阎锡山就不得不考虑这些群众组织是否会动摇他的统治了。最保险的方法当然是解散群众组织。但是这样也就势必打击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甚至把自己和群众敌对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次外族入侵中，外族的人数极少却能够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每次能够在危急关头成功抗击外族的英雄如岳飞等等都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支持的结果。但是如岳飞这种深得民心的人物也恰恰是皇帝的忌讳。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扮演的正是皇帝和岳飞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又处处提防，不断打击。后来的“皖南事变”就是这种内斗的一次爆发。阎锡山情况比蒋介石差不了多少。他当初选择“联共抗日”这一条路本就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内。看中的是共产党的群众组织能力和共产党的相对弱小。但是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声望迅速升高，群众基础越来越深厚，这迫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作出调整以保证自己的利益。阎锡山的策略综合起来可称之为“抗日和日”，“拥蒋反蒋”，“联共反共”。在当时被人形象的称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这种政治形势下，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秋林镇召开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 所谓高级干部是指军中师长及独立旅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
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接手牺盟会后，自1937年8月起，以牺盟会为基础开始建立山西新军。这个军队原先是以阎锡山的名义搞的，不是八路军，叫决死队。决死队逐步发展到四个纵队，还有工人武装自卫旅，续范亭的第一师，政治保卫二○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这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军队。
秋林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等等。会上，阎锡山提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归根到底也就是要夺取新军的指挥权，将其兼并到旧军中来。为了给兼并新军找借口，阎锡山等人指责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游击队“空耗粮饷，游而不击”。
李林并不是“高级干部”。由于她在雁北抗日的功绩，她被特邀参加这一次会议。她是当时会议中唯一的女将。听到阎锡山等人“游而不击”的指责，李林拍案而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题做了演讲。她一一列举了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的抗战功绩，驳斥了阎锡山的诬蔑。阎锡山试图借秋林会议兼并新军的阴谋在一片反对声中就此破产。
这个演讲影响很大。秋林会议期间，不但进步报纸对李林的演讲做了专门报道。国民党的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国民党下属的一个电影社听说名震晋绥两省的抗日女英雄来了，还专门采访了李林。让她骑在马上为她拍了一段纪录片。此后李林的名声更是大噪。
从秋林回来，李林立刻又投入了和日寇的生死搏斗。从1939年下半年起，抗日战争逐步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线拉的过长，兵力分散。1939年，欧洲局势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日本军部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东南亚，“南进派”开始主导日本的军事方针，对于中国战场更感兵力不足。于是对于各敌后根据地只好采取不停的“扫荡”行动。希望以此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而抽出足够的兵力到其他战场上去。在雁北地区，日军到1939年6月为止连续进行了6次大“扫荡”。李林率领部下亲临前线参加了每一次反“扫荡”行动。她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临战阵总是冲锋在前，勇猛异常。
1939年10月，日军在雁北地区发动第七次大“扫荡”。这一次，日军兵分七路，来势凶猛，将晋绥边区首脑机关和120师独立6支队主力包围在洪涛山地区，情况十分危急。当时位于包围圈外的只有李林率领的边委政卫连。李林审时度势，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率军连夜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行军百里，长途奔袭位于同蒲铁路上的日军据点岱岳。
同蒲铁路全长862.7公里，以太原为中心分为南北同蒲，是纵贯全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岱岳是北同蒲路的重要枢纽。此处一失，北同蒲路立即瘫痪。由于是要吸引敌人的主力回援，所以李林这一仗故意虚张声势。她手提一挺机枪，带领部下冲进岱岳，到处放枪。当地日军从梦中惊醒，不知来了多少八路，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大同日军本部求援。大同日军立刻派出铁道铁甲车，顺着同蒲路前来增援，另外又派出空军助阵。但是铁路早被破坏，铁甲车受阻不能前进。由于敌我混战，敌空军也不敢胡乱攻击。最后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参加扫荡的部队调回增援岱岳。李林见目的已经达到，遂率军向东北急行军四十余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李林又要面对残酷的内斗。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人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在这个反共高潮中，阎锡山是非常积极的。他并不甘心在秋林会议上的失败。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即新军）发动突然袭击。他纠集了6个军，并请来5000多日寇同他配合。从12月16日到26日的11天内，摧毁了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袭击了第五专署、牺盟会长治中心区和《黄河日报》上党分馆等机关，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中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在晋绥边区，则全面展开了反击顽固派的行动。李林率领部下配合主力第二十一团、二十二团担任消灭驻在苏庄、大尖庄、大安村、司马村的国民党乔明礼部队的任务。只两个小时便解决了战斗。
1940年1月，晋绥边区全区人民大会在东短川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李林当选为专署秘书主任。1月底，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在晋绥根据地首府兴县举行。李林在会上当选为晋绥行政公署委员。会上，李林遇到了晋绥根据地的最高首脑贺龙。贺龙非常欣赏这个勇猛善战的女游击队长。见面之后，贺龙力劝她留在边区政府所在地兴县。贺龙自己的姐妹贺英，贺满姑，和贺戊妹也都曾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但是这三位女将这时或已经壮烈战死，或被俘牺牲了。李林的飒爽英姿或许勾起了贺龙的回忆吧。作为晋绥行政公署委员，李林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得留在大后方的兴县办公。但是李林却坚持回雁北前线。贺龙无奈只得放行。如果贺龙知道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女游击队长，不知道他会不会收回成命。
1940年4月，日军纠集一万二千余人对晋绥边区发动了第九次大扫荡。当时边区地委，专署机关驻扎在朔县乱道沟，吴家马营一带。当时刚刚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工作百废待兴，基层干部奇缺。因此地委和专署打破常规，冒险将各村的干部学员集中起来训练，开办了青训班，工训班，农训班，妇训班等等，共有五百多人。这些人大都既无战斗经验也无武器。等得到消息，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当时负责保护机关的只有一个步兵营和地委直属的政卫连。兵力相差实在过于悬殊，于是决定所有人员撤向尚无敌情的平鲁方向由地委军事部长姜胜负责突围的总指挥。
兵法有云“围师必阕”，意思是实施包围一定要让对手认为有路可逃。日寇其实是故意在平鲁方向留下空缺，引诱被围的机关部队上钩。做出撤向平鲁的决定正中了日寇的圈套。
这场突围战斗指挥的相当混乱。决定突围后，负责保卫的步兵营只顾自己向前冲，占领制高点。但是等到突破包围圈，冲上山坡停下来一看，机关和群众由于行动缓慢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中间已经被敌人以重兵阻断。步兵营连忙回兵救援连突了几次不但无法突破敌人的封锁，而自己也有被源源而来的敌军包围的危险。营长康庄不得不下令撤退。陷在包围圈里的大队人马只剩下一个政卫连保护。
这时包围圈中的大队人马碰到了两个从山上下来的老乡。于是跟他们打听情况。据这两人说，西北面的山上不但没有敌人而且还有八路军。这个消息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以为山上的部队就是先头突出去的步兵营。于是部队放心的向山上撤去。幸亏负责后卫的李林比较持重，派尖兵班上山侦察，刚一上山就和敌人交上了火，被敌人打了埋伏，被迫撤入东平太村。这才想起那两个“老乡”可能是汉奸。
陷在包围圈中没有战斗经验的机关干部和训练班学员一听到枪声就乱了套。和东平太村的老乡混在一起乱跑，伤亡很大。正在危急之时，李林向负责指挥突围的姜胜建议由她率领政卫连的一个排的骑兵向东冲锋，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政卫连主力保护机关向西突围。 姜胜同意了计划，但是却不同意李林冒险。李林不管这一套，带了骑兵排就径自开始冲锋了。
此后的事情发展过程相当混乱不清。在各种不同时代的回忆录和文件中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记载。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如下：
李林带领二十几个人骑马向东突击。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李林故意站在马蹬上，左右开弓向敌人射击。敌人发现有人突围果然集中火力向她们射击。有数名战士负伤落马。但是李林居然奇迹般的毫发无损。在李林的带领下，她们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但是冲出包围后，李林发现敌人没有跟过来，仍然把主要目标锁定在机关和群众身上。于是李林带领战士们回身再次杀入敌阵。这一次，敌人的主力被她吸引住了，放弃了机关，开始围追李林她们。姜胜等人这才得以突围。
李林率领战士们边打边撤，将敌人引向远方。随着时间的流逝，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得倒在了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之下。待冲上小郭家窑村后的荫凉山时，李林身边的战士已经全部牺牲。李林的手臂，大腿，胸脯也中了弹。她的战马也中弹而死。李林挣扎到山头，以一个小庙的断墙为依托向敌人射击。鏖战良久，李林不幸又腹部连中三弹。但是她仍然支撑着直到把驳壳枪中的子弹都打光了为止。这时李林身边只剩下一支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李林镇定的将驳壳枪拆散，抛弃零件，然后在敌人扑上来之前对准自己的喉部开了一枪。
是役，李林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十余名女战士和二十几名男战士。但是机关终于突出重围安全转移了。
这个记载是各种记载中比较不那么戏剧化的一种。在有些记载中，甚至还说李林是带了三个月的身孕牺牲的。然而我对于这三个月身孕的说法是有些怀疑的。因为这并不见于李林的丈夫曲健的回忆录，以及找到她的尸体的王海林的回忆录。至于李林牺牲的详细过程，其实谁都没有亲眼看到。就算是上文中不那么戏剧化的描写也是来自事后的推测。道理也很简单，李林牺牲时是孤身一人。从事后敌人对她的尸体的处理来看，敌人并不知道她就是赏金等于体重，赫赫有名的“顽皮女太君”（日寇当时对神出鬼没的李林无可奈何之下起的外号）。否则早就将她的尸体拖去领赏了。所以也没有敌方的回忆资料。
各种资料中最可靠的是李林的警卫员王海林的回忆录。在突围过程中，王海林的坐骑受伤跌倒。王海林在老乡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敌人走后，王海林到处寻找李林。最后在一个刚刚涌起的土堆旁发现了一块李林驳壳枪上的红绸。王海林立刻用手刨。几下就刨出一双光脚，脚趾是齐的。王海林认出是李林不禁放声大哭。再往上刨露出李林的全身。李林的尸体惨不忍睹。除了身上的各处枪伤，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日寇用刺刀扎的洞。各处刀伤都很厉害，连头部的骨头都被刺破了。估计日寇见她勇猛，生怕她不死，所以对她的尸体大施淫威。在李林的咽喉部位有一个枪眼，但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王海林认为这是李林自己用三号八缨子手枪打的。这种手枪发射力量小，子弹没有打透。
其实三号八缨子手枪的力量既小，咽喉中弹虽然是致命伤但也不是立即就会断气。李林开枪后可能一时不得便死，日寇遂又对她乱刀齐下。
李林的尸体被抬回郭家窑村。当地的老乡从五里之外挑来清水洗涤她的尸体。然后用珍藏的白粗布将尸体紧紧包裹起来入殓，藏在一个窑洞里。半个月后，粉碎了敌人扫荡的大部队胜利归来，为李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中共中央妇委特地发来了唁电。电文中高度赞扬李林的功绩，称其为民族女英雄。李林牺牲之后，当地群众悲痛欲绝。举行葬礼时，人们从几百里之外特地赶来，只是为了要为她上一柱香，为她坟上添一把土。
李林英勇殉国时仅24岁，刚刚和曲健结婚不久。解放后曲健在北京工作，每年到了四月二十六号祭日，都要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遥向西方悼念自己牺牲于抗日战场的妻子。
最后有一件小事不得不提。李林牺牲后，晋绥边区追查谎报军情将李林她们诱入日寇伏击圈的汉奸，很快就找到了。最后将他们拉到李林的坟头上枪毙了。这两个汉奸是从朔县出来的。为日寇卖命的代价低的出奇。日寇只给了一石莜麦而已。名震敌胆，敌人重金悬赏而不得的抗日女英雄竟然死在一石莜麦上。历史的诡吊真是无以复加。然而，对比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只能说现在为了一石莜麦而甘愿当亡国奴的还是大有人在。可怕的并不是敌人，而是被自己所保护的人的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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