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战中日本陆军的对华经济作战——真假法币之战(完) -- luckyman

“杉工作”与登户研究所

日军针对中日之战的长期化趋势而展开的经济战略研究，始于1937年底。之后，在1938年12月，以“策动蒋政权治下法币体系的崩溃，搅乱其国内经济，使该政权在经济上持续抵抗之能力衰竭”为最终目标，正式列为“对支（那）经济谋略实施计划”。这就是所谓的“杉工作”。（译注：文中的‘工作’意指‘展开工作的机构’，‘杉’为其代号）

而在“杉工作”中，实际负责进行伪钞制造的，则是陆军登户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位于今天的明治大学生田校区内。

其直接的前身，是1937年11月日中爆发全面战争后，于神奈川县稻田町登户设立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分室之一—登户实验场。设立之初，实验场的主要目的是研制与电波武器相关的特种兵器。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长期化，研究设施被不断扩充。自1939年8月起改称“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出张所”，并在1941年6月陆军技术本部改编后，独立为“第九技术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中，包括研究电力、光学、音响等物理攻击手段的第一科（小有名气的气球炸弹和杀人光线武器就出自这里）；主攻毒药、细菌、特种炸弹等生化武器的第二科（也负责开发打火机型照相机等间谍武器）；专攻对华经济战略的第三科；和负责实验并对陆军中野学校进行实用指导的第四科。法币伪钞的生产与使用，自然是由第三科主导的。

负责在现场指挥法币伪钞印制的，是第三科长主计少佐山本宪藏（译注：主计少佐=负责管理后勤工作的少校军官，山本后升为大佐）。山本于1921年毕业于陆军经理（译注：经理=财会）学校后，因其曾进行针对中国货币制度的研究而被配属到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负责谍报与阴谋活动）工作，并在同年夏天，转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长，开始全面负责“杉工作”。

当初，陆军要求日本政府中的内阁印刷局全面合作，但出乎意料的是印刷局方面坚决抵制以国家机构参与到印制伪钞这一犯罪行为中去。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妥协为印刷局派遣技术人员以个人身份配合陆军工作。此外，在受到陆军的强力施压后，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等民间企业也派出了大约250名印刷、造纸方面的专家配合工作。这些人以“保密费”的名义获得了相当于原工资25%的额外奖金……

由于动用国家机器伪造敌国货币这一行为显然是见不得光的，因此第三科的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高机密。位于今天的明治大学五号楼中的“机密印刷局”，除了研究所所长、陆军中野学校（译注：日本陆军设立的特务学校，用于培养敌后作战的骨干人员）相关人员和印刷局工作人员外，外来人员严禁出入。

“杉工作”伪造的对象，除了法币纸币外，还有被用于对印度谋略活动的卢比和美钞（曾被少量用于澳门），甚至还有用于苏满边境渗透工作的伪造苏联护照。但是，从第三科整体的活动来看，主要任务还是伪造用于中国大陆的法币。

在“杉工作”展开活动的1939年前后，面值1元以下的法币主要由香港的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负责印制；而5元、10元等高额纸币，则由伦敦的德纳罗印钞公司（中央银行券和中国农民银行券）和美国钞票公司（中国银行券和交通银行券）负责印制。

这些在英美两国印制的高额纸币，均采用了正反两面的精密凹版印刷，并有多色复合凸版印刷的底纹。

传统的印刷机，在印制多色底纹时，需要分别使用单色母版多次印刷，而复合印刷机则可以一次性印制多种底色，有利于减少印刷次数，提高速度并降低成本。并且，由于在不同底色交界处会产生微妙的渗漏效应，其印刷效果相当独特。以当时日本国内的技术，反复多次进行单色印刷的话，显然无法实现法币大面值纸币的印刷效果。

此外，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中央银行券，除了在主要部分采用了精密的凹版印刷外；还运用当时的最新技术在空白部分准确地加入了水印标志；并且使用造纸过程中混合了染色绢丝的“毛纸”进行印刷。这些，对于参加伪造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山本首先从设备的采购入手，他毫不吝惜地投入了大量对当时的日本尤显珍贵的外汇，通过秘密渠道购买了德制的复合凸版印刷机。其金额换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的话，高达数亿日元（译注：一说为3亿3000万日元）。

当然除此之外还购买了其他许多造纸、印刷专用的最新设备，它们都被秘密转运到了登户研究所。

历尽千辛万苦的技术改良

就这样，“杉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最初的仿制对象，是德纳罗印钞公司的产品。如前所述，德纳罗印制的纸币上采用的水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通过纸张厚度的微妙变化来表现图形图案的。而在登户研究所，来自印刷局的工作人员以工作上的保密义务为由，坚持抵制军部的命令拒不合作，一直到日本战败，这些印刷局出身的技术人员都没有向军部提供水印技术。

因此只得依靠来自民间的技术人员，通过反复试验勉强找出一种印刷效果较为接近的水印实现方法。但与印刷局的印制水平相比，仍然相去甚远。

并且，母版的雕刻也是困难重重。

用于纸币印刷的凹版，在原版刻制过程中，每毫米范围内都会被刻入将近10条纹路。这些纹路，就像指纹或声纹一样，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会显著反映制作者的雕刻风格。而通过翻拍真实纸币再反刻出来的复制母版上，刻出的线条显然有欠清晰。用这样的母版印制的伪钞，一眼就能被分辨出来。

并且，纸币上印刷的人物头像（法币上印的是孙中山头像）只要稍有区别，很容易就会引起使用者的注意——这也正是自古以来纸币多以人物头像作为图案的最大原因……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1939年底试制的第一批5元券，与实物相去甚远。

到了1940年夏天，随着不断的技术改良，总算达到了在最低限度上可称为“精巧的伪钞”的水平，并开始了批量生产。为此，还专门从当地的女子高校召集了25名女生，负责伪钞的“旧化”工作。她们的工作就是将伪钞揉皱、弄脏，以减低被看穿的可能性（无独有偶，纳粹德国伪造的5英镑纸币，也都经过了这一工序）。至此，登户研究所批量生产的法币伪钞，正式登台。

图3 法币5元券（上）与登户研究所制作的伪钞（下）的对比。通过使用最新式的复合印刷机印制，底纹已经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但在细节上两者之间仍有不少差异。除了图像整体的尺寸、编号的字体都有所不同之外；中央圆弧内印制的蒸汽机车图像上，凹版雕刻的线条差别较大。真品线条细腻，而仿制品上就显得较为粗糙，整体上给人以模糊不清的感觉。

不过，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法币伪钞虽然在史书中多被称为“相当精巧的伪钞”，但在对纸币印刷过程有所了解的业界人士看来，仍然是问题多多的。而且在实际的流通中，许多普通的中国市民都能准确地分辩出其真伪。这就像今天在电视节目中反复出现的所谓“精巧的伪钞”，在专家眼中往往不值一提一样。（译注：随着彩色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普及，日本国内曾发生过多起个人伪钞案。新闻报道无不将其称为‘精巧的伪钞’，而事实上大多是个人出于好奇用家用扫描仪和彩喷印着玩的……）

为了能够生产更为逼真的伪钞，山本等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他们的烦恼，最终却由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解决。

图4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接管了当地的印刷厂。在九龙的中华书局，日军获取了最新的转轮印刷机和法币的半成品及母版；而在商务印书馆也找到了母版和不少实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了英属香港。在此，日军接管了原本负责印制“正版”法币的印刷厂，将印刷机和法币半成品一股脑地搜刮一空。而困扰登户研究所三科已久的水印问题，也有了很大起色——日军占领爪哇岛后，同样接管了岛上的班顿造纸厂，该厂的技术人员取代了日本内阁印刷局的技术员，对从事“杉工作”的民间技术人员提供了技术指导，使其水印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且，还有一艘载运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法币半成品的美国货轮，被德国潜艇拦截并捕获，后被完整地移交给日军。这对“杉工作”来说，无疑是另一大意外收获。

就这样，在相关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1942到1943年间登户研究所生产的法币伪钞与早期产品相比终于有了很大的进步，接近了以假乱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