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七七事变的回忆(1) -- 朔雷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吴锡祺 王式九

（一）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 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７月２８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７月２９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 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７月３０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８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 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 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 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 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８月２１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 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９月６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９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９月１５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１６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 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９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 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 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 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１０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 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１０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１０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１#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２#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 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３#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１１月１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１#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２#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３#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１１月１０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 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 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 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１２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１２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２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３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 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 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侵华日兵叙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第８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昭和１２（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下午，第８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

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

（中略）

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过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象有停止的样子。

于是，我集合士兵，就平常所教育的关于我军对中国军方面的注意事项，提出具体问题来问一下，以唤起注意；以后，改变了预定计划，从河堤的这一边大约一百米左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薄暮时分，指挥官和其他有特殊任务的人，开始到前面活动，一般部队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向前方二百米一线的假想敌移动。这时，一面命令身旁的指挥班长，一面自己也留着神，观察中国军的行动。他们虽然干完了工作，也没有显出回兵营去的模样。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象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实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象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大队长指挥。

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对于上述情况，有关人员的证言是一致的。即，实弹是从龙王庙河堤方向飞来的。第８中队官兵于７日傍晚演习开始前即确认该阵地有中国兵，清水中队长于８月午夜２时过后与一木大队长会合，他为侦察河堤阵地及捕获非法射击的活证人，遂作为斥候侦察了该阵地。确认中国兵曾彻夜在河堤上进行警戒。８日晨，一木大队占领龙王庙一带，检查了该地附近的中国正规军尸体。

从而笔者认为即便当真是第２９军的中国兵进行了射击，但既未抓到犯人和证人，所以不能如此断定。因此是否在中国军内混入企图使日中两军交战的人，这是未解的疑问。

据当时驻北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少佐谈：“第一 枪是属于中国兵偶发性的？有计划的？还是阴谋？对这一阴谋有人认为是由日军采取的谋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进分子制造的谋略。对此虽做过多方面调查，但究竟谁是肇事者，至今仍难判断。据我调查的结果看来，估计决非日军所为。至于认为是单纯偶发性的看法，中国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过失引起开枪，这种情况却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绪高昂的中国兵对日本抱有极大反感，由一人忽然开枪引起同伴开枪，也并非无此可能。从而对照事件前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来看，单凭以上因素，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不能排除阴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何以在开始射击以后，使事件连锁性地扩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此外，“北平特务机关日志”７月１６日的记事中“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情报中，有如下叙述部分。

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冀察要人谈话如下。

“事变主要人物系驻平津蓝衣社第４总队，该队在军事部长李杏村、社会部长齐如山、教育部长马衡、新闻部长成舍我等组织下，并将西安事变时曾在西安的第６总队的一部参加在内，经常以日军演习最频繁的卢沟桥为中心，巧妙地策划使日军与第２９军间发生冲突，第３７师完全陷入圈套。

此外，北宁铁路，据说有戴某者潜入，正在进行工作中。”

关于一名士兵失踪问题

第８中队长急忙将受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的情况向大队长报告后，约过２０分钟，该士兵即被找到。中队长撤回西五里店，８月２时后，会见一木大队长，并将失踪士兵已归队情况作了报告。

大队长、联队长在最初听到事件报告时，对“暗夜的实弹射击”且有“一名士兵失踪”表示重视，决定出动部队。但在２时过后，又接到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报告，因此在以后与中国方面交涉中，并未以之作为问题。

然而中国方面却有意将一名士兵失踪，以及对其搜查，作为卢沟桥事件及事件扩大的原因，而对非法射击一事则置之不问。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秦德纯的陈述、《蒋介石传》、以及“何上将军事报告中”也是如此。在《抗战简史》中也有如下叙述。

“民国２６年７月７日夜１１时，驻丰台日军一部，于宛平城外卢沟桥附近以夜间演习为名，借口一名日军失踪，由日军武官松井率领部队要求进入宛平城内进行搜查。当时我驻卢沟桥部队为第３７师第２１９团吉星文部队的第１营金振中部队。时值深夜，将兵正在熟睡中，对日军要求当然予以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卢沟桥。以后，双方同意派代表到现场进行调查。然而日方所派的寺平辅佐官仍然要求日军进城搜查。

我方未允。日军在东西两门外开始炮击。我方未予还击。及至日军发动正式攻击，我守军为了正当防卫，才开始抵抗。双方均有伤亡。短期内，在卢沟桥北方，形成对峙状态。”

（选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Ｐ３００―３０４，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