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注：

1942--河南大饥荒

作者：宋致新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3227

·出版日期：2005-7-1

·页数：218

（引自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6_16_9_31_38_256.html，参考着看看吧）

《多維時報》特約記者蒲濤／人們探討河南六十年代初慘絕人寰的饑荒時，指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但是中國學者宋致新披露河南四十年代饑荒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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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災是怎麽造成的

　　人們對慘劇嗟歎之餘，不禁要問：誰之罪？怎麽造成的？宋致新認爲，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災的原因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其中較大的戰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軍發動豫北作戰（即平定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後退至黃河以南，豫北全境淪陷。日軍在黃河北岸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

　　同年5月，日軍發動豫東作戰（即蘭封會戰），6月初日軍攻陷開封、中牟，向鄭州進逼。爲了阻擋日軍西犯，蔣介石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黃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泛區以東陷於敵手。

　　1940年6月，日軍占領了豫南的信陽，控制了平靖關和武勝關。1941年1月，日軍發動了豫南會戰，沿鐵路北進，中國軍隊經過激戰收複失地，日軍退回信陽一帶。

　　這樣，到1942年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面臨敵。

　　黃河的決堤泛濫，蔣介石“以水代兵”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給人民生命財産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89萬百姓喪生，黃水退後形成長達400多公裏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沙灘河汊，不願做亡國奴的民衆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的糧食負擔。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軍糧馬料，以及兵源補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從1937年抗戰爆發以來五年半裏，河南出兵出糧都是全國第一。沈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風調雨順年景，農民交糧納賦之後，也談不上任何儲藏。當1942年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又絕收，特大饑荒的爆發就勢在難免。

　　宋致新還分析說：河南本來鐵路交通最爲發達，平漢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跨東西。但在抗戰中兩條大動脈絕大部分癱瘓，只有洛陽以西一段隴海線還開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極落後，自古救濟饑荒，無非“移民”和“移粟”兩法（即將災民運走或將糧食運來），河南交通運輸如此困難，兩法都缺乏效率，災民就像被關在鐵屋，只能坐以待斃。

　　宋致新指責蔣介石專制腐敗，不恤民命，是造成國統區70多縣河南災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積三分之一的淪陷區，同樣遭受了嚴重天災，災情被封鎖得更嚴，災民死亡總數，迄今無從得知。在國統區，要徹底救災也確有困難。然而，從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線無大的戰事，國統區還有許多省份豐收。國民政府如果誠心抓緊救災，是能夠把災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蔣介石政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置人民的生命財産於不顧，致使災情日趨嚴重、不斷蔓延，

　　蔣介石對河南大災始終裝聾作啞，目的是既不救災，又可以推卸責任。1943年 3月底，當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1942年8、9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識到危機，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爲250萬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運輸工具，把陝西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但蔣介石采取這些緊急措施，是爲了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

　　1942年10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本是遏止河南災情蔓延的關鍵時刻。因爲隨著冬季的到來，災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會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征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承認河南災情確實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爲河南災民涕泣陳情。然而，多方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救災的重視。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撥給河南2億元（1億赈款，1億貸款），同時強調軍糧征收不能減免。於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當省府大員到各縣督征時，有的縣長談到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情景時，不禁痛哭失聲，跪地磕頭，請求免征。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自衛隊的團勇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只好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

　　自古以來，災區人民通常是不納糧的。蔣介石政府爲什麽偏偏違背救災的道理，把“納糧”和“赈災”攪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釋：他“救災”是假，征糧是真。由於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爲困難，幾十萬河南駐軍的口糧，從外省調運至少也得好幾個月。軍隊不可一日無糧，軍民交困時，蔣介石采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170萬大包小麥。

　　宋致新算帳說：國民政府撥了2億元赈災款，當時平粜糧按最保守估計已漲到每斤10元，2億元只能購得2千萬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國民政府從河南征收的是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200斤，共計3.4億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爲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三十一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征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爲，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衆，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産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鬥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余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甯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衆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爲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最直接的惡果，是 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 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衆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蔑河南民衆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爲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裏面還存有面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衆多參政員極大憤懑，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爲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爲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爲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産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爲全都歸咎於吳芝圃和信陽的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宋致新的著作，更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紀念館，紀念碑，都是爲了紀念。而紀念的根本目的，是避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