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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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七)

初战告捷,大赵和小纪开始着手建立农村基层组织。

显而易见,在长期属于游击区的滑县组建民主政权,如果不走王泰恭之类的“上层路线”,就必须依靠广大的贫苦大众。通过前一阶段的“讨公道”,共产党已获得了贫农中农的支持,现在,两位组织部长准备开展对雇佃农的动员工作,把地主身边的“仆人”也发动起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豫北一带历来封建传统意识浓厚,这里不仅是子贡、商鞅、吕不韦的老家,也是早年间秦叔宝、程咬金的地盘(瓦岗寨在滑县)。当地豪门讲究“耕读传家”、盼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穷人则崇尚“忠义”,愿意当“义仆”,觉得以身事主是件挺美的事。

这里的基层民众不仅没有集体斗争的经验,对政治活动也缺乏兴趣。雇佃农更是在帮工生活中与地主形成了特殊的依附关系,对东家有畏惧甚至感恩思想,他们或者赶车种地做家务、或者扛枪护院收租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族势力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导这些长工“家人”与他们的雇主争夺地方的领导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当纪登奎等人开会宣传“乡村基层选举”的主张时,不仅中农富农不以为然,贫雇农们更是退避三舍,惹来了王泰恭县长的一顿嘲笑。

然而,20岁的纪登奎部长(四地委抗联组织部长兼滑县组织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历史上,当地地主有在经营中给“下人”小恩小惠的传统,如分给垛垛粮(收割和捆麦垛时散落的麦穗)、天热发草帽、中秋节请吃饭之类,这样能刺激佃雇们的积极性,佃雇也能从中得到点实惠。可后来,这些“好习惯”逐渐废弃,特别是大灾荒之后破产农民增多,地主更是觉得不必实行这些作法,这就引起了“下人”们的不满。

于是,小纪部长就挨家挨户向地主宣布:老辈子留下的“好习惯”应该恢复,这包括——收获时分铡草粮、垛垛粮;青黄不接时借垫底粮;夏天发草帽一顶、手巾一条,铡草时给腿带一副;冬天发大腰带(五尺布),女雇工发鞋面布;收割吃开镰饭,中秋节请吃一顿好饭(有酒),赶庙会给二斤馍,过年给压岁钱;吸烟的给八包烟叶,不吸的给两双鞋两双袜……

这些宣传,佃户雇工听得很高兴,地主也无话可说,因为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又不是纪小伙自己编的,要当“善人”就必须这么做。可是,土财主们既爱面子又小气,当面说得好听私下里却打折扣,甚至根本不认帐。

对此,纪登奎自有办法——

以梁二庄为中心,附近11个村的200余佃户在柏树林里开会了。

主席说:“为了翻身不受压迫,大家有啥说啥,这里没有别人……”

一个雇工提:“东家今年没有给我衣裳”(当初说的过年不给钱、管穿)。说时有些害怕,伙计都安慰他:“不要怕,都是自己伙计”。

一个高喊:“谁向东家说就是走狗”,“对,老母狗”。

解决的很干脆:“回去向东家要”。 “行,行”(大家齐说)

又一佃户说:“东家不肯借垫底粮。俺东家是俺姑,俺爹快要死在床上了,磕头都不借一升半合。俺爹临死吃了个糠窝窝。(大叫起来)伙计们想想吧,这是俺的亲姑!出了一辈子力还是这样,东家和咱两个心眼儿啊!穷骨头当儿子的把爹娘饿死了”。哭气晕了过去,伙计们把他扶下去,大家说:“醒醒吧,为啥不敢说呢?”。

大家呼喊,一个接一个诉苦:“出差不管饱,说俺大肚子”、“说新五军(伪孙殿英部)快来了,吓唬俺”、“支差喂牲口(义务帮地主喂马)不合理”、 “一请(吃饭)也不请了”……

主席对大家的意见仔细听,说完一件讨论一件: “垛垛粮为啥取消?因为咱们不抱头(不团结),以后按老规矩”。

大家“同意”,解决的很圆满,主席又连问带解释的说了一道。

各村举了16人领导这个工作,怎样干法?主席讲的很明:“难剃的头先剃,活捉活拿,先揭黑嘎巴儿(揭短),压倒他再提条件。回去可大顿(斗争),不要顿出圈儿。”

会要散了,一佃户提:“俺来开会,东家要退了我的佃,大家能帮帮忙吗?”大家说:“中!”二百人一拥而上,把地主请出来,斗嘴讲理,喊口号。大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以上选自纪登奎44年给地委的工作汇报)

刚开始佃户雇工还有点害怕。岳营村的大地主岳朝中在大门口把眼一瞪,佃雇农就吓得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吭声了,要靠纪登奎才能把地主的气焰震下去。到后来就放开了,他们主动向干部说:“同志你不用去,弄坏了俺可不负责”。纪登奎也支持佃雇自己组织斗争——“下人”对东家的情况最了解,说理时条条都是要害,可以象“小抓钩—样抓住顶门,叫地主说不上话来”。

但在斗争中也出现了问题,一是“顿出了圈儿”,有砸东西、打人的,有提不合理要求的(垫几筐土就要东家请吃饭,还得是四碗四碟半斤小酒);二是群众对走狗(向东家告密的落后分子)打的很凶。

这种情况引起了赵紫阳的重视,立刻着手加以制止,规定在“说理运动”中,不许打人摔东西,更不许杀人烧房子。

“走狗”其实也是穷人,他们有的是地主的亲戚本家,有的是老年老代的仆从。这些人心里赞成改善生活,但由于宗族和历史关系的原因不愿揭破脸,所以当地主对他“厚”的时候,他“以厚对厚”,地主对他“薄”的时候,他也会“以薄对薄”。

梁二庄有个雇工,开会回去后告密了,东家当即表示不会亏待他。第二天东家问:“你的腰带,要白的?还是要带色的?”,雇工说:“看着办吧”。过了几天,东家又问:“要白?带色的?”,雇工答:“看着办吧”。后来全村雇工都拿着腰带开大会了,东家还那样问:“白的?带色的?”,雇工大急,“你不愿给,散伙”。结果撕破脸,比一般雇工还干的凶。

穷人们团结起来,原来心不齐如今心齐了,过去有事求东家、现在都在会上讲,大家选出了新村长。开会的时候,佃雇农把全部胜利品都带着,头上新草帽、手里新手巾,用棍子高高挑着五尺长的腰带,嘴里喊着自编的口号: “佃雇户是上等人!”、“伙计们一心团结!”,“拥护共产党!”、“打倒走狗!”,围着村子绕来绕去,互相参观、津津有味。虽然纪登奎们觉得这样很小气(他自己说的),可这却是雇佃们最喜欢的举动,每每乐此不疲,搞得干部也无可奈何。

雇佃开心了,地主们却气不过,晚上就在家里骂:“天天开会,唧咕叨咕个啥?”,“别看眼下把小辫儿提得直耿耿的,到时候老子一脚全踢到河里去”。

对共产党人的作为,王县长当然极不满意。

很多人当官以后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办学堂训话,再就是演包公办案,王泰恭也这样。大灾荒的时候,滑县的学校基本上停办了,43年底,王县长着手恢复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滑县牛屯镇,现为初级中学),开学后王县长来训过话、还开讲过《左传》(暴惠民说老王“尤好春秋左氏傳”,大概是缘于此吧)。在其他中学复办以前,教师出身的王泰恭率先做了这件事,的确有功劳。

当了县官当然就要断案,大灾之后有关土地和人口买卖的民间纠纷很多,老王的县衙设在自家院子里,老百姓轻易找不到,所以他有时候也出门办公,那时候国民政府各级官员跑得影子都见不着,正好由得王县长随意扮演包青天。王泰恭审官司的办法是自由心证式的“本官做主”,这样虽然效率低但显得很有派头。

共产党以“上门说理”的方式处理纠纷,有统一标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王泰恭断案则出于个人好恶临时决断,并一味地维护少数大户。共产党的办法群众很满意,可部分地主却跑到王泰恭那里告状,老王就给他们翻案。结果,群众拥护大赵小纪部长为“干部”,地主则称王县长为“青天”,这就引发了矛盾。

王县长见自己的判决难以服众,恼羞成怒,就出兵“执法”。

39年底,王泰恭多次报复参加“讲理”的贫苦百姓,造成一百多人被打被抓,九人被杀。常屯村村民王守献因反对王泰恭的断案,夫妻双双被活埋;青抗联干部(学生)王九贤被头朝下埋进树坑……

44年初,纪登奎等人发动雇佃农运动,群众改选了村长。王泰恭认为这是“以下犯上”,带队殴打、追杀参加集会的雇佃农,小石村新当选的村干部丁文典、丁文保被毒打后刺死,一些积极分子被迫逃亡他乡……

这期间,共产党滑县县委多次向王泰恭进行谴责,并且向上级提出了惩办顽固派的要求,滑县附近的八路军也做好作战准备,但边区“三三制”会议经过讨论,没有同意对王泰恭民团实施打击。

上级部门的主要理由是:一、王泰恭部是一支历史上多次抗日的地方武装,应该鼓励他坚持抗日立场,教育他去打敌人而不要打老百姓;二、目前滑县周围日伪势力环顾,王泰恭与杜淑、吴蓝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果我们加强了军事压力,有可能迫使他倒向日伪一方;三、批评教育王泰恭,有利于孤立打击邵鸿基,能够起到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八路军准备动手的时候,王泰恭很是紧张了一阵,态度也有所收敛。可雷声过后没见雨到,他立刻就得意起来,这以后,无论共产党怎么做工作,他都认定自己实力强、名声大,八路军不敢打他。

不过,王泰恭确实比以前壮了。杜淑被打垮的时候,他收了些散兵;滑县红枪会被驱散以后,他又收了些游勇;纪登奎在乡村搞运动,一些受打击的地主大户子弟也投奔了王泰恭。40年初,老王的手下有三个团另一个大队2000多人马,很可以得意一番了。

现在看来,王泰恭其实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他没有理解共产党对他一再容忍的苦心,他当然更不会明白:以他的条件,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散兵游勇越多,只会使他死得更快。

然而,有两个人是肯定知道其中的道理的,一个是吴蓝田,一个是邵鸿基,只是他俩都没说穿,一直把这个傻乎乎的地主县长忽悠到死。

当然,老王之所以死得那么快还有个原因,这时候,他的宝贝儿子——十八岁的哥哥王三祝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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