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陈独秀不愿写检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钻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灰，忙问，“没事吧？”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独秀将信将疑：“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全国政治犯，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十分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去。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跑来说：“我与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谢谢你和适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写悔过书，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又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他从笔筒中抽出毛笔，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别司法院办理。

　　司法院见政府已有批示，当即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示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却高兴得流下了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到狱中接陈独秀，并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里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泪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很伤感，眼睛也红了，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罗世凡说：“人出了名就不一样，先生判刑比我们重，出狱却比我们早。”

　　到了傅斯年家，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傅斯年转移话题说：“罗家伦问你可缺钱，我说陈先生要钱，我那儿有。”

　　陈独秀说：“不要，不要，已够麻烦的了。”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傅斯年见陈独秀太认真，说：“恐难刊出。”

　　陈独秀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算是我写了，不刊是他们的事。”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是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生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十分高兴，问：“你跑到哪儿去了？”

　　罗汉将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临了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听说罗汉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马上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与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罗汉答应了。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见到陈独秀，二人都很伤感。陈独秀：“你还好？”

　　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陈独秀说：“彭述之、罗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庆老家了。”

　　“想不想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活动，不会有结果。”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陈独秀心里清楚，从此二人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加快了脚步。包惠僧当时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出狱后，他常来坐坐。

　　陈独秀进屋时，对包惠僧说：“刚才上街，忘了买宣纸。”包惠僧说：“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来，请陈独秀题字，没有宣纸作罢。

　　中午，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

　　潘兰珍说：“前几天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这里行吗？”

　　陈独秀说：“还可以。”

　　当时包惠僧想接陈独秀、潘兰珍去住。陈独秀说：“不去了。哪儿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仲凡坚持要陈独秀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到了陈仲凡家，陈独秀潘兰珍住到楼上。

　　在陈仲凡家住了几天，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出狱后新做的深青包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去。

　　包惠僧见先生来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做饭。见陈独秀刮了胡子，他笑着说：“精神多了。”

　　包惠僧将陈独秀的字张贴于壁间，点头说：“好！‘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陈先生是老骥伏枥呀。”

　　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上次与孟真谈话，见他很悲观，便想到了这几句。”

　　见陈独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

　　陈独秀摇头，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我也怕见生人。”

　　包惠僧点点头，起身给陈独秀加水。

　　谈到今后去向，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

　　陈独秀笑笑，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听佛海说了。”包惠僧说，“他说老头子顽固，没答应。”

　　陈独秀不悦，说：“我怎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

　　“听说高语罕去见了蒋介石。”包惠僧说。

　　“高语罕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

　　吃饭时，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逃难的人已是水泄不通了。

　　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当时日军已占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于是决定先去武汉。

　　临行，陈仲凡赠了一首诗：“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膏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训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诗中流露出了对陈独秀铁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陈独秀也当即挥笔写了《和掺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意即前途艰辛、秉性不移。

　　9月12日，星期天，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叮叮当当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陈独秀忧虑地看着淡黄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后浪去，不禁一阵心酸。“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见陈独秀半天无语，潘兰珍轻声问：“老头子，发呆啦？”

　　陈独秀回过神来，合上半张开的嘴唇，眸子里，仍闪烁着悲哀的光芒。

　　“我想写一本抗战小册子。”陈独秀双手紧握栏杆说。

　　“不会坐牢吧？”潘兰珍穿着一件橄榄绿的裙子，两眼忽闪忽闪的，睁得很大。

　　“这和以前不同。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毛泽东要抗战，蒋介石也要抗战。”陈独秀说。

　　陈独秀到汉口后，在汉口住两夜旅馆。包惠僧是武汉人，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何成浚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这时武昌一个姓半的慕陈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武昌城双柏庙后街他家去住。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见罗汉兴冲冲的样子，陈独秀想：大约有了眉目。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爆发，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与罗汉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前面，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9月2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林伯渠将陈独秀希望回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了延安。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事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心情沉重地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回南京后，陈独秀已去武汉。罗汉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陈独秀去武汉前，与叶剑英、博古谈过话，以后又与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又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与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透过圆形近视眼镜片看了一眼罗汉，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恰当，因为他们个性都很强，有闹翻的危险。不如等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许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与独秀交换意见。”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项我已声明同托派脱离关系。”

　　罗汉忙问：“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一束信扎中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请包惠僧发表了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看，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罗汉用手托住下颔：“报上没见到啊？”

　　陈独秀沉吟一下，说：“我找了《中央日报》的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不知为什么没发出来。”

　　罗汉拿着字条子说：“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更不成问题了。”

　　陈独秀说：“后两条好办，我写一封信，你抽个时间再去趟南京。”

　　罗汉点点头。

　　去延安的事一时定不下来，陈独秀便潜心写抗日小册子。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被《宇宙风》散文杂志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化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日，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

　　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太久，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雨下个不停。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来到陈独秀住处拿着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正百般无聊，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记者见陈独秀桌上摆的药，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刊物，确否？”

　　陈独秀说：“没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去办刊物呢？”

　　又问：“报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答：“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

　　问：“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答：“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看表，已是下午6点，于是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并不像陈独秀说的那样，各报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与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写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很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与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要有个书面检查。

　　陈独秀忙上忙下，闲下来时，便常思念濮德治，狱中两人无话不谈，此时稍一分开，就又依依不舍了。濮德治到安庆后不久，接二连三收到陈独秀从武汉寄来的信。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亲戚，又是难友。

　　陈独秀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濮德治，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濮德治说：“到底出来了。”

　　陈独秀说：“还是你与世凡劝我写自传。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濮德治说：“你接着写就是。”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流于粗制滥造。”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他愿不愿出来，我们几个合作还可以做点事。”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在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刚出狱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王文元、陈独秀、濮德治三人经常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有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与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与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但我向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二人大吃了一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看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颤，似乎预感到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月《解放》的调子突转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与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和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却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又加重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谋，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高潮。

　　康生说：“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

　　陈独秀十分气愤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9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涵，为陈独秀抱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如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9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和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写信给《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看了此评论，十分气愤。

　　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不讲道德。”

　　当时，陈独秀也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因是盛气之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

　　3月18日，陈独秀急急打开《新华日报》，并没找到自己的信，却找到了张西曼来函，声明对前信不负责任。

　　周哀南发表“政治家的风度”一文，讽刺林、张二人登报“署名而又声明不负责任的来信。”“听说林、张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虽然带着他的后备太太在各大小馆子里出现，但兴趣大不如前，……张西曼则好几天蛰江汉路贯忠里的20号的楼上，颇为憔悴。”

　　为于周哀南和林庚白、张西曼的笔墨战，《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扫荡报》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关于声明与托匪脱离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针对陈独秀的信，《新华日报》3月21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短评又说；“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辨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底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新华日报》同时刊出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陈独秀一眼便看出，他们是证明自己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上次给陈其昌的信，已明确不隶属任何派别，何不把这封信发表，他们不是要脱离托派的证据吗？”

　　陈独秀说：“这样老彭他们又会不高兴的。”

　　罗汉说：“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独秀便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来，连夜抄了一遍，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见陈独秀发表了“给陈其昌的信”，没立即作出反应，双方暂时收兵。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来看他时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但陈独秀估计王明、康生不会善罢甘休的。

　　4月8日，他给长沙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日，他们自己既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何之瑜2月初曾写信邀请陈独秀暂避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著述活动。陈独秀又担心湖南乡间土匪多，离武汉又近，于是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答应。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的事情有了一个段落，我的事怎么办呢？”

　　陈独秀知道罗汉是指康生的文章，说：“康几次提到你有汉奸行为，你也要有个申明才好。”

　　罗汉便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不会发表，便投给汉口《正报》。

　　4月24日，《正报》刊登了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关于领取日寇津贴事。罗汉反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关于和美国侦探联系事，罗汉反驳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年4月3日，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到汉口。4月14日，周恩来找到住在大华饭店的张国焘，接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住，并劝他回延安。张国焘说：“我与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便想溜之大吉，最后选择周恩来提出的三个办法中的第三个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

　　陈独秀当时并没见到张国焘。他想，大约是张国焘本人希望见他。看到报纸的当天，他写信给贺松生说：“张国焘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我并未见到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几天后，张国焘在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十多年没见面，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挺着肚子。

　　但气色很不好，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见他这样，皱眉道：“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像软禁一样。”

　　陈独秀问：“今后怎么办？”

　　张国焘说：“我去见了蒋介石，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了。”说着，张国焘似乎意识到什么，干笑了一下，说：“走老蒋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有别的路走，我当然要走别的路。”

　　陈独秀见张国焘投靠老蒋，立生反感，便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没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又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你好像没信心？”

　　“没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张国焘很快便告辞了。

　　天渐渐变暖，被康生、王明搅了一阵子之后，陈独秀打算离开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见他。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意，陈独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陈独秀听出，刘仁静讲“他们”，意思不含自己。刘仁静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地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一直不走，怎么办？”

　　陈独秀想了一下，写了个条子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潘兰珍答应了，将条子收好。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留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只见条子上写道，“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刘仁静怅然无言，没有落坐就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就没留他再坐。

陈独秀之死

　　1938年6月，陈独秀从安庆辗转宜昌、重庆，然后到四川江津，并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陈独秀死时，潘兰珍、陈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场。

　　关于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罗学蓬写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这篇题为《陈独秀的最后日子》说：

　　陈独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报》，一版上有如下一则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一代人杰陈独秀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氏未去过法国――笔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南郊，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笔者曾在10年前陪同诗人孙静轩踏访过陈独秀先生的旧居和墓地。

　　在离城30余里的鹤山坪上石墙院，笔者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页业已发黄的历史书：“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年逾80的吴元珍老太太说，“陈太太人年轻，和陈先生的儿子又合不来，急得只晓得哭。这石墙院是杨家的，我那阵跟杨二太太帮佣，杨二太太去劝陈太太，我也就跟着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净完身后就把陈先生抬到凉床上，用白绵纸搓索索裹缠陈先生的身子。然后再给他穿‘老衣’。换老衣，装棺，都是品中爷俩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大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以为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庆馀杨二爷口中知道陈先生是陈独秀的。我对陈独秀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我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晓得他当过共产党的总头头。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总归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不好过，没啥经济来源。我还听说陈太太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陈太太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大声痛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卧床好多天，江津、重庆都有不少头面人物坐滑竿上山来探望。没一阵，杨庆馀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就去了。我们爷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进棺中，空隙处再用石膏粉、杠炭灰、谷壳灰配的混合物塞紧。在我们忙的过程中，大约有10多个人守在侧边。我认识的有陈独秀的三儿陈松年两口子，陈独秀的学生包惠僧、台静农，从江津赶来的邓仲纯、潘赞化、何之瑜，从白沙赶来的邓蟾秋、邓燮康两叔侄，还有几位生面人。”

　　作为杨家之后的杨明兴老人介绍的情况则显得更全面一些。他说：“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为一者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有钱人物纷纷往乡下搬；二者陈独秀、潘兰珍和邓仲纯的老婆吵了架，被邓夫人恶言撵出了‘延年医院’，在城里居无定所。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陈独秀夫妇就来了。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可后来，陈独秀就把其余遗稿丢在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去了。时间久了，我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再加上陈独秀几次对从江津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的注疏，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这话传到我父亲耳中，他心里更加有气，脸上有时就不那么好看。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借给他两口子用。虽是这样，有了啥好吃的东西，父亲也时常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或者给他们送过去。”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因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鲠，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8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气。

猪圈里有块墓碑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

　　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