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国的失落 -- 语迟

　　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新中国以前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西周及西周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秦至清。对于秦—清这么一个阶段，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主席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

　　西周时期才是真正的封建制度（见拙作《汉文化扫盲90：封建与中央集权》链接出处），譬如西周初中央政府将商纣之子武庚封于商都（现河南省安阳市），将商纣之同父异母的兄弟，微子，封于宋（现河南省商丘市），微子于是成为宋国的国君和始祖。当时这些个国君与后来的“封疆大吏”及省级行政长官是两个概念。武庚微子等有自己的军队，有基本独立的行政机构与财政系统。西周政权能这么做，这就是中国传统中“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这种做法，譬如美国推翻了萨达姆，又把伊拉克完全交给一个还可以的伊拉克人，继续让这个人管理伊拉克。意思是我们推翻萨答姆没有别的小想法，仅仅是为了让伊拉克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与秦以后不同的是，西周的中央并没有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控制权，只拥有哲学指导权，拥有精神上的绝对权威。以天子为首的西周中央有权对各诸侯进行指导并监督。你必须得听话，如果不听，中央就会号召其他诸侯起兵来打你。如果都不听呢？那就没的办法了。于是，这种封建制度最终导致了东周时期长达500年的天下大乱。

　　春秋战国时代诸国争雄，国家们为了壮大国力，都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入手，来谋求“大国崛起”之路。首先是从哲学学术上，积极探索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另外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的惨景，也使得悲天悯人的贤哲们苦苦追求安天下以慰苍生的济世之途，于是诞生了以老庄孔孟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术流派。其次在微观上，各国也都广求异民，都想把那些身怀绝技的能人揽于门下。同时各国政府也更注重培养挖掘各色菁英，重奖专业人才。譬如齐国《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值）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菁英哲学在东周各国推动下横行不可一世，造成了空前浮躁的社会空气，手握大量资财的大商人受到国君和民众的尊崇，小民百姓则为了成名而无所不用其极。春秋战国时代很多变态的故事就是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譬如著名的“二桃杀三士”。春秋战国时代出了不少所谓“死士”，以无谓的自残自杀来博取一时之名。孟子一句话概括了整个时代，所谓“春秋无义战”，在没有一个国家秉承正义，全都是王八蛋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引导人民走正路的情况下，春秋战国更成了一个自由到发狂，个性张扬到希奇古怪的混乱黑暗、另人作呕的时期。

　　从物质上来讲，春秋战国时代菁英哲学的横行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大爆炸。随着冶铁工业的发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到了战国时期，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牧业、水利、建筑、采矿、冶炼以及其他工业等科学技术旺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以后持续了2000年的精耕细作的基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冶炼、铸造和机械制造技术更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天文学、地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无法回到那个混乱年代，去看一看各式各样的新巧发明。车间化的工业生产、流水线、热气球，甚至有人驾驶的侦察机。史籍记载公输班（可以说就是中国的爱迪生）“尝为木鸢，乘之以窥宋城”。这些科技发明很可能因为秦始皇的广收天下兵器及焚书运动而销声匿迹了，“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已。（科技的衰退在中国是个独特的现象，譬如明郑和时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船舰制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稍晚一些的哥伦布船队，与郑和巨型船只及庞大船队对比，根本不值一提。当时我们国家可以造排水量2000吨的船，哥伦布的船才400吨，西方当时最大的船也不过1500吨。到了明朝中后期，郑和巨舰的建造技术渐渐失传，帝国海军的船就很少有300吨以上的了。科技在古中国可能就是这样，有用的时候可以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没用了就扔，国家一点也不考虑技术积累和传承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爆炸终于无果而终。随着科技爆炸，也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例如黄土高原的远古茂密植被被破坏待尽，黄河（古称“河”，其他的河流都叫做“水”）之名从此诞生。（以上含近几年考古的新发现，譬如秦代的类似于现代模式的军事工业体系，生产车间、流水线等。关于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有传说是因为修阿房宫而起，但是最近的考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阿房宫根本不存在，还没来得及修秦就垮台了，项羽烧的是咸阳宫。）

　　东周时期科技爆炸而由此带来的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为中国以后两千年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当时，则直接促成了东周各国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变革。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商鞅变法在政治上，以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取代分封制的封建制度为核心，在经济上以土地私有化为核心——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政治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

　　西周时期所谓“井田制”实质上是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属天子所有，平均分配给国民使用，土地禁止买卖及转让。商鞅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尝试规模化的私有制经济，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由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合力而爆发的巨大威力，新法令推行没几年，秦国百姓家给人足，国势蒸蒸日上，更在138年以后，公元前221年，秦国借此统一了全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施行所谓“统一度量衡，定币制，书同文、车同轨”等等，仍然就是商鞅的变法。

　　直至明代，中国在中央集权＋市场经济的制度下，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见《白银资本》）。到了清代，虽然还没有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

　　中国自与西方接触以来，保持了2000年的贸易顺差，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扩大，到了明清时期国际贸易的顺差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让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不堪重负。这一切的发生，第一是因为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力雄冠全球，第二是因为，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小心并且强硬地捍卫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消费方式，譬如明清时期特别严厉的关防及关税政策，严格的贸易保护制度等等。由此造成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在国外供不应求，而西方工业国家早期粗糙简陋的工业产品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连续将近300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政府这种自作聪明的玩法终于把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逼得发疯了。

　　新中国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没有大的更改，所以小猪说的是不错的，清朝的确是“市场经济”——虽然与工业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有表面上的差别，清朝也的确是“小政府，大社会”——清代公务员的数量大概是1/5000，少得不可思议。然而与罗斯福以前的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是，这么一个小政府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人民进行哲学指导、引导人民的生活方向，培养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培养并维护合理的舒适的国民生活及消费方式，以及甚至对国家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宏观调控早在汉武帝时代就有，譬如著名的“盐铁会议”，中央政府将制盐与制铁的经济核心产业收归国有，产生世界上最早的国有企业。

　　经济制度虽然没怎么变，中央政府在政治方面的探索、补充与完善却持续了整整2000年——秦始皇等仅仅给搭了个架子，提纲给出来了。后代从汉开始，因为对政治指导哲学的理解与运用的偏差及制度的缺陷，而产生的党锢、门阀、女祸、外戚宦官专权等等政治弊端此起彼伏，充斥了2000年的历史。如此长时期的探索，到了清代，终于交给历史一份可以打99分的答卷。清代政治不但其他恶劣都没有，连朋党之弊也几乎去个干净。这是清朝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文明的重要原因。有人要说了，慈禧是女祸，绝对不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历史都不会认为慈禧是女祸，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而已。

　　接着下一节就要谈谈政治问题，谈谈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关于政治问题的探索之路。待续。